第二节
“心理性”的人物观

与“功能性”的人物观相对立的，是“心理性”的人物观。根据这一人物观，作品中的人物是具有心理可信性或心理实质的（逼真的）“人”，而不是“功能”。19世纪以来的传统小说批评家基本持这一看法。持这一人物观的批评家并非仅仅关注人物的心理、动机或性格，他们也会探讨人物所属的（社会）类型、所具有的道德价值和社会意义。结构主义认为作者受常规系统制约，文学作品以作者对常规程式的接受为基础，因此作者和作品中的人物均无个性可言。而福斯特在他颇具影响的《小说面面观》一书中却提出了一幅与此截然相反的个性化创作图，即作为个人的小说家“拿起笔，进入一个堪称充满‘灵感’的不寻常状态，在这种状态中创造出人物”。^[1]福斯特认为，小说人物的本质取决于小说家对自己及他人做出的种种推测。在讨论小说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区别时，福斯特提出回忆录这种写真人的书是以事实为根据的，而“小说的根据是事实+X或-X，这一未知数便是小说家的性格”^[2]。“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的意义完全在于人物在情节中的作用，而“心理性”的人物观却认为人物的心理或性格具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功能性”的人物观认为人物绝对从属于情节，而很多“心理性”的批评家都认为人物是作品中的首要因素，作品中的一切都为揭示或塑造人物性格而存在。我们不妨用下面这一简表来扼要表明“功能性”的人物观与“心理性”的人物观的基本差异：

“心理性”人物观的根基为人本主义、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现代心理学等思潮、流派或学科。人本主义强调人的重要性，认为世上一切都因为人而存在，人是衡量一切价值的标准。浪漫主义极为崇尚人的鲜明个性和主观想象力。现实主义则将作品人物生活化和“真人化”。现实主义追求作品的逼真效果，并力求使读者在阅读时完全进入作品的“现实世界”之中。很多现实主义批评家完全忽略作品人物与真实人物之间的界限。有趣的是，福斯特在《小说面面观》中详细探讨了小说中的人物与真实人物之间的差异。但我们认为这并未改变他的人物观的性质。福斯特指出，这两种人物的基本区别在于小说中人物的思想完全可为读者所知（只要作者愿意）；而在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并不能真正相互了解。他接下去对出生、饮食、睡眠、爱情和死亡等人生大事在现实生活和小说中的不同表现进行了比较。这样的对比实际上是建立在将作品人物真人化的基础之上的。可以说，在福斯特眼里，作品人物至少在小说世界里是活生生的。在谈到人物与小说的艺术规律之间的冲突时，福斯特说：

人物是在作者的召唤下出场的，但他们充满叛逆精神，因为他们跟我们这些真实人物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想过自己的生活，结果常常背叛作品的主要设想。他们会“离开正道”或“无法控制”：他们是创造物中的创造物，因此他们常常无法同作品协调起来。假如给他们充分自由，他们会将作品踢成碎片。如果限制过严，他们又会以奄奄一息作为报复，使作品因内部衰竭而被摧毁。^[3]

费莱克（J. Fleck）在《人物与语境》一书中引用了福斯特的这段话，并评论道：

福斯特在此描写的这一矛盾与俄国形式主义早些时候提出的“真实动机”（即对逼真的要求）与“艺术动机”（即作品艺术结构的需要）之间的矛盾相类似。当然，俄国形式主义感兴趣的主要是这些相互冲突的“动机”如何影响情节结构，而福斯特关注的却是根据摹仿程式的需要（包括对个性、自由度的要求）来“现实地”描写人物与根据“作品的主要设想”（即根据总的叙事结构的要求）来描写人物这两者之间的矛盾。归根结底，福斯特强调的是虚构人物不同于真实人物：他们是建构物，是“创造物中的创造物”。^[4]

我们认为，费莱克未认清福斯特的人物观与俄国形式主义的人物观之间的本质差别。形式主义将人物视为建构性质的实体，视为“用于组合和串接叙述因子的一个常用手段”：“人物是一根中心线，他使（作者）能够解开聚成一团的叙述因子，将它们进行分类和予以排列”^[5]。形式主义对“真实动机”下了这样的定义：“我们要求作品能引起某种幻觉。无论作品如何被文学程式左右，如何充满艺术性，我们在读作品时总是觉得它里面发生的事是‘真的’。”^[6]所谓“真实动机”，实际上是读者对作品的要求或反应，它并不能改变人物的建构性质。与形式主义的人物观相对照，福斯特的人物观是心理性的。在我们看来，福斯特在上面那段话中强调的根本不是人物的建构性质。与此相反，他强调的是虚构人物与真实人物的共性。正因为虚构人物是“创造物中的创造物”，他们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具有他们自己的生命；“他们想过自己的生活”，“常常无法同作品协调起来”。值得注意的是，福斯特在讨论虚构人物时，时常采用“people”，“human beings”，“human race”等用以指代真人的词。请看下面这段文字：

我们现在要考虑较为简单的情况，即小说家的爱好集中在人的身上。为了人他会牺牲故事、情节、形式以及伴随的美等很多东西。（We are now considering the more simple case of the novelist whose main passion is human beings and who will sacrifice a great deal to their convenience—story，plot，form，incidental beauty.）^[7]

福斯特在此讨论的是人物与作品中其他成分的关系。在很多小说中，人物需要与故事、情节等成分协调，受其制约。而在较简单的情况下，小说家集中塑造人物，忽视作品中的其他成分。一位译者因不理解福斯特所说的“human beings”其实是指作品人物，将这段话误译为：“我们现在要考虑的是小说家的共通情况。这些人也具有人类的感情。为了便于表达这种感情，他宁愿牺牲……故事、情节、形式以及伴随而来的美等等。”^[8]虽然像福斯特这样用指称真人的词来指代作品人物的批评家并不多见，但将作品人物当作真人来分析的却大有人在。布雷德利（A. C. Bradley）在他的著名的《莎士比亚悲剧》一书中把悲剧人物当作生活中的真人来讨论，着意探讨他们的无意识动机，并根据生活经验来推断书中未提及的人物的生活经历，造成较大影响。^[9]将作品人物生活化和真人化为将现代心理学运用于人物研究提供了方便；用于分析真人的精神分析学说常常被直接用于作品人物分析。社会学理论也被很多批评家运用到这种经验式的人物分析中来。应当指出，将作品人物真人化不仅抹煞了对作品的美学效果极为重要的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限，也容易导致对作品中的语言艺术、结构安排等其他成分的忽略。

[1]E. M. 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p. 58.

[2] Ibid.，pp. 52-53.

[3]E. M. 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p. 74.

[4]J. Fleck，Character and Context，California：Scholars Press，1984，pp. 23-24.

[5]B. Tomashevsky，“Thematics，”in L. Lemon and M. Reis（eds.），Russian Formalist Criticism，p. 87.

[6] Ibid.，p. 80.

[7]E. M. Forster，Aspects of the Novel，p. 59.

[8] ［英］爱·摩·福斯特：《小说面面观》，苏炳文译，第44-45页。

[9]A. C. Bradley，Shakespearean Tragedy，London：Macmillan，19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