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的起落：1980年至今_每个人的经济学-QQ阅读男生历史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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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的起落：1980年至今

铁娘子：撒切尔夫人与英国战后妥协的终结

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1979年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又称撒切尔夫人）当选英国首相。她抛弃了战后保守党与工党妥协后实施的经济政策，开始激进改革，逐步废除混合经济，并因为这种不妥协的态度赢得“铁娘子”的称号。

撒切尔政府降低更高税级的所得税率（the higher income tax rate，即降低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减少政府开支（特别是在教育、住房和交通方面），立法削弱工会力量并废除资本管制（capital control，指对资金跨境流动的限制）。最具象征性的举措是私有化（privatization）——把国有企业卖给私人投资者。将天然气、自来水、电、钢铁、航空、汽车等产业以及部分公共房产都进行私有化。

为了降低通货膨胀，撒切尔政府提高利率，这抑制了经济活动，需求也因此往下降。高利率吸引了外资，迫使英镑升值，从而削弱了英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消费者和企业减少开支，结果1979—1983年就出现了经济大衰退。在这期间，英国失业人数飙升到330万，其抨击的前任政府——詹姆斯·卡拉汉（James Callaghan）领导的工党政府执政期间，失业人数也才100万。当时萨奇广告公司（Saatchi & Saatchi）为撒切尔夫人设计的著名竞选标语“Labour isn't working”，现在想想真是讽刺（当时想表达的是“工党行不通了”，没想到后来是另一个含义——“劳动者没工作”应验了）。

本来英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就一直在下滑，再遇到这个经济大衰退，整个就被摧毁了。许多传统的工业中心（比如曼彻斯特、利物浦、谢菲尔德）和矿区（北英格兰和威尔士）变得萧条破败，就像电影《奏出新希望》（Brassed Off）所描绘的一样，片中格里姆利（Grimley）其实影射的就是约克郡的煤矿小镇格林梅索普（Grimethorpe）。

罗纳德·里根和美国经济的重塑

罗纳德·里根曾是演员，也做过加州州长，1981年当选美国总统，在任期间推出的政策比撒切尔夫人有过之而无不及。里根政府大幅降低高税级的所得税率，政府的解释是，给富人减税，他们就能享有更多的投资成果，因此就会有更大的激励去投资和创造财富。而当富人创造了更多的财富，就会花得更多，为其他所有人创造更多的就业和收入。这被称为“涓滴理论”（trickle-down theory）。与此同时，政府还削减了穷人的补贴（尤其是在住房上），并冻结了最低工资（也就是不调高），这样穷人就有更大的激励更努力工作。我们如果想一想，会觉得这套逻辑是奇怪的。为什么让富人更卖力工作需要先让富人更富，让穷人更卖力工作需要先让穷人更穷？先不管它的逻辑是不是奇怪，这套被称为供给经济学（supply-side economics）的理论，成了之后三十年美国经济政策的基本信仰。

像英国一样，美国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而调高利率。1979—1981年，年利率翻了不止一番，从10%左右涨到超过20%。美国制造业本来就有很大一部分在和日本及其他国家的竞争中节节败退，逐渐失去优势，政府还这么增加金融成本，它们就更撑不住了。中西部传统工业中心变成了“铁锈地带”（Rust Belt）。

美国在这个时期放松金融管制（financial deregulation），为今日美国的金融体系奠定了基础。恶意并购（hostile takeover）剧增，改变了美国整个企业文化。所谓恶意并购，指的是违背企业现有管理层意愿的收购。做出恶意并购的往往是“企业狙击手”，他们只对资产剥离（asset stripping）感兴趣，也就是把有价值的资产卖掉，而不考虑公司的长期发展。1987年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中说出“贪婪是好的”（Greed is good）的男主戈登·盖柯（Gordon Gekko）就是企业狙击手的典型。为了避免这样的命运，企业要比以前获利更快才行。否则没有耐心的股东就会抛售股票，股价下跌，企业被恶意收购的风险就更大。公司要赚快钱，最容易的方式就是精简（downsizing）——裁员和只做可以马上看到结果的最少投资，然而，这样的措施很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

第三世界债务危机和第三世界工业革命的结束

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美国高利率政策——有时被称为“沃尔克冲击”（Volcker Shock），沃尔克是当时的美联储主席——留下的最长久的遗产其实不在美国，而是在发展中国家。

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都大量举债，一是为了资助工业化，二是为了买由于石油危机而价格高涨的石油。当美国利率翻倍，国际利率也跟着上涨，这导致大范围的外债违约，从1982年墨西哥的违约开始，一直到其他各个发展中国家。这被称为“第三世界债务危机”，这么称呼是因为当时各大洲的发展中国家一起被称为第三世界，面对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求助于布雷顿森林机构——IMF和世界银行。这两个机构放款的前提是，这些借款国都必须执行结构性调整计划，这个计划要求弱化政府在经济中的角色，也就是减少预算，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管制（尤其是国际贸易上的）。

至少可以这么说，结构性调整计划的后果令人非常失望。尽管采取了所有必要的“结构性”改革，大多数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都经历了增长的大幅放缓。拉丁美洲（包括加勒比海）的人均收入增长率从1960—1980年的3.1%骤降到1980—2000年的0.3%。在撒哈拉以南非洲，1980年到2000年期间人均收入还下降了，2000年的人均收入比1980年的低13%。结构性调整计划有效阻止了第三世界的工业革命。第三世界工业革命这个名字，是剑桥大学经济学家阿吉特·辛格（Ajit Singh）用来描述发展中国家在非殖民化后几十年的经济发展历程的。

只有智利通过新自由主义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实现了良好的经济发展，但这是在皮诺切特（Pinochet，1974—1990年执政）的独裁统治下以相当大的人力成本为代价的。29除此之外，这段时期其他成功的案例都发生在政府广泛干预和自由化进行缓慢的经济体。最好的例子是东亚的日本，以及后来的中国。

围墙倒塌：社会主义的挫折

1989年，剧变开始了。柏林围墙被推倒。德国重新获得统一（1990年），东欧国家纷纷摒弃社会主义。1991年，苏联自己也解体了。中国从1978年开始，缓慢但坚决地打开国门和进行市场化，越南（于1975年实现统一，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在1986年选择革新开放（Doi Moi）。

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早就人尽皆知：对一个日趋多样的经济体进行计划的困难，绩效与奖励之间的弱联系所引起的激励问题，并存在着不平等的现象。但几乎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些最反对社会主义的评论家都没想到会在这时发生。

根本问题就在于，社会主义阵营经济体试图用不够先进的技术建立另外一套经济体系。当然，苏联确实曾经有一些技术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比如空间和军事装备技术（毕竟，苏联是第一个将人类送到太空的国家），虽然是以不成比例的资源投入为代价的。然而，当人民看清他们的国家只能为他们提供低端的消费品时，人民就会起来反抗。典型的例子是东德的汽车品牌特拉贝特（Trabant），它的车身是塑料做的，在柏林墙倒塌后，它迅速进了历史的博物馆，成为历史文物。

在那之后，大概有十年，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急匆匆地将自己转变为（或转回）资本主义国家。当时许多人都认为这个“转型”可以很快。的确，这不就是将国有企业私有化并重新引入市场机制（这所谓最“自然”的人类制度之一）吗？其他人则补充说，这个转型必须尽快，不能让旧的统治精英重整旗鼓，阻止变革。大部分国家选择了“大爆炸”式的改革，企图一夜就回到资本主义。

在大部分国家，这样做的后果只有一个——大灾难。南斯拉夫解体，陷入了战争。许多前苏联加盟共和国经历了大萧条。在俄罗斯，经济崩溃以及其导致的失业和经济不安全感，引发了精神压力、酗酒和其他健康问题。据估计，假如俄罗斯延续转型前的改革，就不会有几百万人因为这些健康问题而提前死亡。30在许多国家，旧的统治精英只是“换上了西装”，从官员摇身一变成了商人，在私有化过程中，通过行贿和“内幕交易”，以极低的价格获得国有资产，成了富豪。波兰、匈牙利、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等中欧国家的情况要好一些，特别是在他们2004年加入欧盟之后。这多亏了他们的渐进式改革和更扎实的技术根底。但即便是这些国家，他们的改革也谈不上是巨大的成功，转型也非常困难。

由于社会主义阵营的挫折，“自由市场必胜论”盛行了一段时间。有一些学者，比如美国新保守主义思想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就断言了“历史的终结”（不是世界的终结哦），他认为人类终于发现了最好的经济体制，那就是资本主义。虽然资本主义有许多类型，各种类型也有各自的优缺点，但这在当时一片欢乐祥和的气氛下都被大家幸福地忽视了。

一个世界，你准备好了吗：全球化和世界经济新秩序

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新自由主义已传遍全球。原来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大部分国家都已经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体系中，不管是通过“大爆炸”改革，还是像中国或者越南一样通过渐进又稳定的开放。到这个时期，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市场都已经相当开放，自由化程度也明显加深。在大多数国家这一切来得很快，因为他们都采取了结构性调整计划；但也有一些国家比较慢，因为他们采取的是自愿式政策改革，比如印度。

大约在这个时期，许多国家签署了一些重要的国际协定，这预示着全球一体化（global integration）新纪元的开始。1994年，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签署了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这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签署的第一个重要的自由贸易协定。1995年，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告一段落，GATT扩展为WTO（世界贸易组织）。WTO比GATT多了很多新领域，比如知识产权（专利和商标等）、服务贸易等。WTO的制裁权也比GATT大。欧盟的经济一体化走得更远：1993年欧盟实现了“单一市场”（实现所谓“四种流动自由”——商品、服务、人和资本的自由流动），1995年瑞典、芬兰和奥地利加入欧盟。[6]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创造了新的国际贸易体系，更好地适应了这个贸易越来越自由（虽然还不是完全自由）的世界。

全球化，作为定义这个时代的概念，也在这时出现。当然，从16世纪开始，国际经济就一直在整合，走向一体。但根据最新的全球化论述，一体化过程进展到这个时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得益于通信（互联网）和运输（航空旅行、集装箱运输）上的技术革新，导致了“距离的消失”（death of Distance）。全球化主义者认为，各国已经别无选择，只能拥抱这个新的现实，完全向国际贸易和投资开放，同时让国内经济自由化。拒绝这种潮流的人，被称为“现代的卢德分子”，这些人认为他们能够通过逆转技术的进步，重新回到过去。像《无国界的世界》《世界是平的》《一个世界：你准备好了吗》这样的书名，很好地总结了上述观点的本质。

终结的开始：亚洲金融危机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种欢乐气氛并没有持续多久。“美丽新世界”并非一切都运行良好。第一个迹象是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在墨西哥推行自由市场政策并签署NAFTA之后，大多人对墨西哥都怀有不现实的期待，认为它会成为下一个经济奇迹，从而开始投资墨西哥的金融资产。后来墨西哥比索贬值，他们又大量抛售这些金融资产。美国和加拿大不想看到墨西哥刚跟他们签完NAFTA，经济就崩溃，就和IMF一起出手，帮助墨西哥缓解危机。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给世界带来了更大的冲击。几个到这个时期为止最成功的亚洲经济体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泰国——所谓的“MIT经济体”（M、I、T分别是这三个国家英文名的首字母）和韩国在金融上都陷入困境。罪魁祸首是资产泡沫（asset bubbles，指的是由于不现实的预期，资产价格涨到超过其真实水平）的破裂。

虽然这些国家跟其他发展中区域比起来，在经济开放上是比较谨慎的，但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这些国家对金融市场的开放却相当激进。他们的银行受管制更少，向低利率的富国借钱就更大胆。而从富国银行的角度看，这些国家几十年都保持着那么优秀的经济增长记录，借钱给他们肯定没有什么风险。随着更多的外国资本涌入，资产价格上升，企业和家庭的资产更值钱了，拿去抵押就可以借到更多的钱。很快，这就成了一个自证预言（self-fulfilling prophecy），因为对不断上涨的资产价格的预期，会让更多的借贷变得合理（听起来很熟悉吧）。而后来当投资者明显看出那些资产价格已经无法维持时，他们就会撤离资金，金融危机也就随之发生了。

亚洲金融危机给这些饱受摧残的经济体留下了巨大伤痕。在那些（人均）产出每年增长5%就被称为“衰退”的经济体，1998年产出平均骤降6—7个百分点，其中印度尼西亚最为严重，产出暴跌16%。几千万人失业，而在他们的国家，这意味着贫穷，因为这些国家的福利国家制度规模很小。

为了获得IMF和富国的紧急援助，深陷在危机中的亚洲国家必须以政策改革作为交换。这些政策改革，都是以市场自由化，尤其是金融市场的自由化为导向。当这次危机推动亚洲经济体往更市场导向的方向走时，其实它——以及随后的巴西危机、俄罗斯危机——也为后冷战时代“自由市场必胜论”埋下了第一颗质疑的种子。对全球金融体系是否需要进行改革，开始有了很多严肃的讨论，当时许多建议跟2008年金融海啸之后的建议一样。甚至许多全球化的主要倡导者，比如《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和经济学家贾格迪什·巴格瓦蒂（Jagdish Bhagwati），也都开始质疑国际资本是否应该自由流动。在全球经济新纪元下，并非一切都运行良好。

虚幻的黎明：从互联网泡沫到“大稳健”

危机被控制之后，全球金融改革的呼声就消退了。美国不但不改革，还反其道而行之，在1999年废除了罗斯福新政时期最著名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从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又不分家了。

2000年出现了另一场恐慌——美国“互联网泡沫”（dot.com bubble）破裂。当时的互联网公司在可预见的未来，并没有任何获利的可能，可是股价却出奇的高。由于美联储的干预，利率大幅降低，加上其他国家也跟着做，这场恐慌很快就消退了。

从那时起——新千年的前几年，富国经济看起来一帆风顺，尤其是美国。增长不能说惊人，但也算相当稳健（robust）了。资产价格（房价、公司股价等）看起来是要一直增长下去。通胀率一直很低。当时，经济学家，其中包括2006—2014年的美联储主席本·伯南克（Ben Bernanke），都在议论“大稳健”（Great Moderation），他们认为经济学在这个所谓“大稳健”时期已经克服了繁荣与萧条（boom and bust），即克服了经济的大起大落。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1987—2006年的美联储主席，人们认为他有炼金术般的本领，能够让经济一直保持繁荣，又没有助长通胀和引起金融问题，都尊称他为“大师”（Maestro）。因报道“水门事件”而声名鹊起的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为他写过一本传记，书名就叫“大师”。

到了2000年代中期，全世界终于开始感受到中国在过去20多年的经济增长“奇迹”。1978年，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经济只占世界经济总量的2.5%。31货物出口额只占世界货物出口总额的0.8%32，对世界的影响微乎其微。到2007年，这两个数据分别上升到6%和8.7%。33由于自然资源消耗大，经济增长速度又这么快，中国开始大量吸收来自全球其他地方的食物、矿产品和燃料，世界越来越能感受到这个经济还在不断增长的国家的影响。

中国的高增长，促进了非洲和拉美的原料出口国的经济发展，最终使这些经济体夺回了部分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丢掉的市场。中国也成为了一些非洲国家的主要债权国和投资国，让这些国家在和IMF、世界银行和像欧美这样的传统援助国谈判时，有了更多筹码。在这段时期，拉美国家也开始背离新自由主义政策，因为这些政策在几个国家收效甚微。巴西（卢拉任内）、玻利维亚（莫拉莱斯任内）、委内瑞拉（查韦斯任内）、阿根廷（基什内尔任内）、厄瓜多尔（科雷亚任内）、乌拉圭（巴斯克斯任内）都是典型的例子。

墙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早在2007年初，就有一些观察家敲响了警钟，他们对美国抵押贷款的偿还表示担忧。这种抵押贷款，美其名曰“次贷”（supreme，次级房贷），说白了是指它有很高的概率违约，成为呆账。这是之前房地产市场繁荣时，美国金融公司放出去的。金融公司认为房价会一直涨，所以可以借给那些没有固定收入和有不良信用记录的人很多钱——多到这些人都还不起。金融机构认为，最差的情况就是把房子卖掉来还债。除此之外，几千甚至几十万笔这样的高风险抵押贷款被打包组合成“复合”金融产品，比如MBS和CDO（现在还不用知道他们是什么，第8章会细讲），包装成低风险资产卖出去。说它低风险，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众多借款人同时出现还债困难的概率会比单个借款人低得多。

一开始，美国出现问题的房贷估计有500亿到1000亿美元——数目不算小，但是也能够被金融系统轻易吸收（当时很多人是这么说的）。然而，危机终于还是在2008年夏天爆发了，先是投行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破产，然后是雷曼兄弟（Lehmann Brothers）。巨大的金融恐慌横扫全球。据透露，甚至连一些名头最响的金融公司都深陷泥潭，这些公司都买卖大量没把握的复合金融产品。

“凯恩斯主义之春”与自由市场正统派的回归

金融海啸爆发后，主要经济体的初始反应跟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那次很不一样。这次的宏观经济政策走的是凯恩斯主义路线，允许巨额预算赤字扩大，至少没有因为税收减少而削减相应比例的支出，有的国家甚至还增加政府支出（其中以中国最为积极）。这些经济体的政府出资拯救他们主要的金融机构（比如英国政府对苏格兰皇家银行）和工业企业（比如美国政府对通用汽车和克莱斯勒）。其央行都将利率降到历史最低点，比如英格兰银行就把利率降到1694年创行以来最低。当他们已经降无可降时，就推动所谓“量化宽松”（quantitative easing，QE）。简单说就是央行印钞票然后释放到经济中，主要是通过购买政府债券。

然而，没过多久，自由市场正统派卷土重来。2010年5月是转折点，这个月英国保守党成议会多数党，跟自由民主党组成联合政府，同时欧元区强迫希腊接受纾困计划，这标志着平衡预算这个旧信条的回归。英国以及所谓“欧猪五国”（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都大大削减预算，也就是采取紧缩（austerity）预算政策。2011年，美国共和党大大削减奥巴马政府的预算。2012年，欧洲主要国家签订了《欧洲财政协定》（European Fiscal Compact），再次重申反对赤字，在紧缩预算方面走得更远。所有这些国家（尤其是英国）的右派甚至拿平衡预算的说辞，作为大幅减少社会福利的借口。他们老早就想这么做了。

后果：失落的十年？

2008年金融危机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至今[7]仍看不到尽头。危机后4年，也就是2012年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简称经合组织，OECD）34个成员国[8]有22个，人均产出还比2007年低。[9]剔除物价通货膨胀的影响后，希腊在2012年的人均GDP比2007年低26%，爱尔兰是12%，西班牙是7%，英国是6%。甚至据说在比其他国家恢复得更好的美国，其2012年的人均GDP也比2007年低1.4%。

许多国家走紧缩预算政策，复苏前景暗淡。在经济停滞（甚至衰退）时，大幅削减政府支出，只会抑制经济复苏。这已经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中印证过。因此，这些国家可能要花费近十年才能恢复到2007年的水平。他们可能正处于“失落的十年”中，就像日本（1990年代）和拉美（1980年代）的经历一样。

据估计，危机最严重时，全球有8000万人受其影响而失业。在西班牙和希腊，失业率从危机前的8%左右，分别飙升到26%和28%。两国的青年失业率都超过55%。即使是在失业不那么严重的国家，比如美国和英国，官方公布的失业率也都达到8%—10%。

为时已晚？改革的前景

尽管当时金融危机的后果已经非常严重，政策改革还是姗姗来迟。明明是金融市场过度自由化惹的祸，金融改革却还是过于温和，且来得太晚。当年罗斯福总统只给美国银行一年的时间调整，以适应“新政”的金融改革，这次却给了好几年。至今仍有好几个金融领域，比如复杂金融产品的交易，连温和、缓慢的改革都没有。

当然，趋势可以被扭转。毕竟，经历过大萧条的美国和瑞典，也要等经济下行和陷入困境几年后才着手改革。2012年春天，荷兰、法国和希腊的选举中，走紧缩路线的政党都落选了。2013年，意大利的选民也这么干了。欧盟也推行了一些金融制度，其严厉程度超过了大家的预期，比如金融交易税、金融业分红上限等。瑞士，往往被认为是超级富豪的避风港，也在2013年出台法律，禁止业绩平平的高管拿高薪。虽然在金融改革上要做的事还很多，但有些发展——上述那些改革已经是危机前大家都认为不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