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谢

写作本书的念头，是在与蒂莫西·迪金森聊到对中东历史的看法时涌现出来的。随后，我把我的想法写了下来。贾森·爱泼斯坦建议我围绕着某一个人写作本书。我采纳了他的建议，并选择了温斯顿·丘吉尔。现在，我已经想象不出这本书还能以别的什么方式构建起来了。

每当有相关领域的书籍在伦敦出现，我的朋友和同事罗伯特·L.西格蒙就会买下来，用航空邮件寄给我。威斯康星大学密尔沃基分校的斯坦利·马利亚奇教授则帮我找到了一些他处无法找到的书籍。

我的挚友、布林莫尔学院的历史学教授阿拉因·西尔韦拉一直在为我提供学报上的文章以及一些卓越的洞见、消息和建议，使我可以了解学术圈的最新动态。他反复阅读我的手稿，提供了细致的修改意见和建议。他还把手稿拿给他的博士生凯·帕特森阅读，帕特森也提供了大量细致的点评。在我的请求下，剑桥大学的欧内斯特·盖尔纳教授替我安排了与伊利·凯杜里（Elie Kedourie）教授的会面，因为我十分希望可以让凯杜里教授成为我的另一位来自学术界的读者。凯杜里教授阅读了我的手稿，他渊博的学识和极具权威性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我要感谢他，也要感谢凯杜里教授的夫人，是她善良而又富有耐心地允许我占用其先生宝贵的时间。尼古拉斯·里佐波罗斯（Nicholas Rizopoulos）博士阅读了有关希腊和土耳其关系的章节，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我希望后面这句声明不会派上用场：凯杜里教授、西尔韦拉教授、里佐波罗斯博士和帕特森女士不应为我在本书中阐述的任何观点和结论负责。此外，在他们阅读了我的手稿之后，我又对手稿进行了大篇幅的修改，因此，文中可能会有一些事实性或陈述性的错误是他们当时未能读到的。

学术界的读者们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会发现，还有许多学者的著作和论文给予了本书巨大的帮助，而我无法在此逐一列出。我尤其要感谢伊利·凯杜里，他对中东及英国历史和政治的卓越研究让我受益匪浅；我还要感谢马丁·吉尔伯特，他对温斯顿·丘吉尔生平的记叙是任何书写这段历史的作者都无法忽视的资料。像其他人一样，我也十分依赖吉尔伯特的著作。霍华德·萨查尔的典范之作则让我确信，我也可以从宏观的角度来书写中东历史。

吉尔伯特·克莱顿的儿子塞缪尔·克莱顿十分慷慨地花了将近一个下午的时间给我讲述他父亲的故事。我要感谢他和他的夫人玛丽盛情款待我在肯辛顿宫喝茶。

我花了多年时间在英国和其他地方研读文献档案，得到了友善且有耐心的图书馆员的大力帮助，其中包括杜伦大学的莱斯利·福布斯、帝国战争博物馆的克莱夫·休斯、赫尔大学的诺曼·希格森、牛津大学罗德楼图书馆的艾伦·贝尔，以及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的吉莉恩·格兰特。我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非常感谢我的编辑、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罗布·考利，他同时也是一位“一战”史的权威。他为我提供了卓有见地的和大有裨益的建议，还热情洋溢地给予我持续的鼓励。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的玛丽安·伍德和安德烈·多伊奇出版公司的萨拉·门居奇（Sara Menguç）在整个出版过程中一直用鼓励的态度和高超的效率支持着我。

在引用文献方面，我要感谢以下为我提供大力支持的人：

——英国上议院文献室的文献管理员，他们特许我引用由上议院文献室保管、由比弗布鲁克收集的劳合·乔治的文献；

——杜伦大学的苏丹档案馆，我畅行无阻地从中引用了大量文献；

——罗德楼图书馆的特蕾莎·西赖特夫人，她允许我引用理查德·梅纳茨哈根的日记；

——赫尔大学的布林莫尔·琼斯图书馆和塔顿·赛克斯准男爵，他们允许我引用马克·赛克斯爵士的文献；

——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中东中心的工作人员，他们特许我引用馆藏文献，包括与休伯特·杨爵士、T.E.劳伦斯、艾伦比勋爵、威廉·耶尔、F.R.萨默塞特、C.D.布伦顿和费萨尔国王等人有关的文献资料，以及《贝尔福宣言》的相关档案；

——牛津大学新学院的管理者和员工，他们允许我引用米尔纳勋爵的文档；

——伦敦国王学院利德尔·哈特军事档案馆的受托人，他们允许我引用艾伦比勋爵的文件；

——皇家出版局的工作人员，他们授权公共记录办公室提供了版权归皇家所有的档案的抄本和译本。

我还要感谢伦敦大英图书馆、伦敦卡梅莉亚投资公司、以色列雷霍沃特魏茨曼档案馆、牛津大学博德利图书馆、伦敦帝国战争博物馆、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和纽约公共图书馆提供的文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