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我们今天时常在新闻标题中看到的中东，其形成可以归因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协约国所做的一系列决定。在本书中，我将讲述这些决定是为何及如何做出的，这些决定的做出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希望与恐惧、热爱与仇恨、错误与误解。

关于本国当时在中东地区的所作所为，俄国和法国的官方记录只是宣传工作的产物，这并不让人感到奇怪；英国的官方记录，甚至包括相关官员后来在回忆录中的记叙，也同样不可靠。那些曾经在中东问题决策中发挥过重大作用的英国官员所描绘的故事，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能说是经过加工的版本，而在最坏的情况下则干脆纯属杜撰。他们试图掩盖自己干涉穆斯林宗教事务的事实，并佯装自己进入中东地区是为了充当阿拉伯独立运动的庇护者，而实际上他们对这场运动毫无信念可言。甚至，在他们的叙事之中占据核心地位的“阿拉伯起义”，与其说发生在现实中，不如说发生在T.E.劳伦斯的奇妙想象中。劳伦斯是一个讲荒诞故事的人，而长于包装的美国人劳威尔·托马斯（Lowell Thomas）将其包装成了“阿拉伯的劳伦斯”。

在过去的几十年中，真相在一点一点地浮出水面。而如今，随着保密的官方档案和私人文件的解密，我们得以大步一跃，逼近真相。当我于1979年展开这项研究时，我认为似乎已经到了有可能揭示出事实真相的时候。于是，便有了这本书。

在这10年间，我埋首于档案与文献之中，比较研读当代学者的种种发现，试图展示出全部拼图完成后的图景。我在本书中引用的文献的作者们贡献了大部分新发现，而我本人也有一些新的发现。例如，为了说服德国人与自己结盟，青年土耳其党的领袖们在1914年8月1日可能做了些什么；为什么阿拉伯谈判代表法鲁基在叙利亚内陆地区划了一条界线，作为阿拉伯民族独立运动的边界。

另外，有一些误会导致1916年英国官僚体系内部发生了一场深藏不露的拉锯战，拉锯的双方分别是在伦敦负责中东事务的马克·赛克斯爵士和他的好友、在开罗主持情报工作的吉尔伯特·克莱顿。我或许是第一个厘清了这些误会，至少是在某种程度上引发人们关注此事的人。我发现，赛克斯在1916年与法国人进行谈判时，误解了克莱顿对他的要求，而无论是赛克斯还是克莱顿都从未意识到这一点。赛克斯诚心诚意地以为自己在按照克莱顿的意愿办事，但他所做的事情其实与克莱顿的意愿完全相反；与此同时，克莱顿则深信赛克斯是在故意跟自己作对。由于克莱顿从未对赛克斯提及此事，赛克斯并没有意识到二人之间已经出现了隔阂。于是，在接下来的岁月里，赛克斯一直误以为自己与克莱顿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而实际上，克莱顿已经成了赛克斯的政策在官僚体系内的一个对头，或许还是最危险的对头。

我希望自己可以在本书中厘清官僚政治的来龙去脉，毕竟这是我写作本书的主要动机之一。不过，除了弄清楚具体的办事过程和场景片段，我在本书中还有其他的目标。我写作本书的目的，在于全景式地描绘出当时在整个中东地区究竟发生了什么，以及大国政治是如何在那样一个特殊的时刻重塑中东的。那个时刻的特殊之处在于，西欧帝国主义的扩张恰在此时达到了它的最高潮，并随即感受到了第一股推动它退潮的强大力量。

在我的理解中，中东地区不仅包括埃及、以色列、伊朗、土耳其和亚洲的阿拉伯国家，还包括苏联版图内的中亚和阿富汗。在这片广阔的竞技场上，英国从拿破仑战争时期起就开始为了保护通往印度的道路而战，它的对手先是法国，后来又换成了俄国。这一过程又被人们称作“大博弈”（Great Game）。

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的研究，往往倾向于针对某一个国家或某一片区域。即便是那些把欧洲国家的阿拉伯（或者说整个土耳其东方世界）政策视作一个整体来研究的学者，往往也只关注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或是把关注的目光投向英国和法国。而我则把现代中东的塑造过程放在一个更广阔的框架下审视：在我看来，这一切实际上是19世纪“大博弈”的最顶峰。因此，俄国在这个故事中也应当享有主角地位。基钦纳为何提出英国应当与阿拉伯的伊斯兰势力结盟？为什么英国和法国最终决定占领、瓜分中东？尽管它们原本都宁愿在这一地区维持土耳其帝国的统治。为什么英国外交部公开表示赞成在巴勒斯坦建立犹太民族家园？为什么在战争结束之后，许多英国官员认为英国有义务在中东阻挡汹涌的布尔什维主义？这一切，都与或部分与俄国有关。然而，据我所知，目前为止这还是第一本以最宏大的视角——以俄国为主角之一的“大博弈”视角——审视中东的著作。

您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会发现，本书在中东地区的特质、环境和政治文化方面涉及有限，只有在描述欧洲政治家在决策过程中究竟忽略了哪些要素时才偶有提及。这是因为，本书记述的重点是决策的过程，而在1914—1922年，坐在桌旁做决定的只有欧洲人和美国人。

在这个时期，中东的国家和边界是由欧洲人一手炮制的。例如，伊拉克和我们今天所说的约旦，都是英国人创造出来的，“一战”后的英国政治家在空白地图上勾勒出了它们的疆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伊拉克的国界由一位英国公务员于1922年划定；在叙利亚和黎巴嫩，法国人划定了穆斯林与基督徒之间的边界，俄国人则在亚美尼亚和苏维埃治下的阿塞拜疆之间做了同样的事情。

当时的欧洲强国相信，它们可以从根本上改变亚洲伊斯兰世界的政治形态，于是在中东地区引入了一种人为创造的国家体系。结果，时至今日，这个地区的各个国家都没有能够形成民族国家。宗教是中东地区政治生活的基础，却饱受质疑：俄国人想用共产主义将其代替，而英国人想用民族主义与对王室的忠诚取而代之。这个问题时至今日依然存在：在什叶派世界，有霍梅尼的伊朗；在逊尼派世界，有遍布埃及、叙利亚和其他地方的穆斯林兄弟会。法国政府的确允许宗教成为中东地区的政治基石，甚至宗教也是法国身在中东地区活动的政治基石，但它的做法是支持其中的一个教派来对抗其他教派。这一问题也同样延续至今，尤其在20世纪70、80年代的黎巴嫩教派冲突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在我看来，从1922年这一年开始，中东地区的各个族群就走上了注定相互碰撞的不归路。因此，本书所涉及的这段时期——1914——1922年——就变得特别有趣且引人入胜，因为这是现代中东格局形成的时期，看上去似乎一切皆有可能（事实或许的确如此）。在这一时期，欧洲人相信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是天然的盟友（这并非天方夜谭），法国人（而不是阿拉伯人）是犹太复国运动最危险的敌人，而石油在中东地区的政治中还无足轻重。

而到了1922年，选项已经所剩无几，未来的轨迹已定，中东地区走上了一条战乱不已的道路（尤其是以色列和它的邻邦之间的战争，以及黎巴嫩敌对教派的民兵组织之间的战争），恐怖主义活动日渐升级（绑架、暗杀、无特定目标的屠杀）。这些现象都成了20世纪70、80年代的国际社会具有标志性意义的特征，而它们都是本书所记述的历史的部分遗产。

本书将讲述两个故事，而这两个故事最终将合流成一个故事。第一个故事始自基钦纳伯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的一个决定。他打算在战争结束后，让英、法、俄三国瓜分中东，并指派马克·赛克斯爵士去解决细节问题。接着，我们会看到赛克斯如何在战争中为英国勾勒出中东的未来蓝图。随后我们将看到，赛克斯的计划大部分在战后得以实现，并于1922年被写进各种文件，其中大部分内容被正式付诸实施。

这就是我最初想写的故事。我想把1922年出台的一系列文件和所做的一系列决定放在一起，为读者全景式地展现当时对中东问题的解决方案，其中包括：名义上确认了埃及独立的《艾伦比宣言》；对巴勒斯坦的托管和丘吉尔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白皮书（从中诞生了以色列和约旦）；英国确立伊拉克地位的条约；法国对叙利亚和黎巴嫩的托管；英国为埃及、伊拉克和未来的约旦分别安排新的君主或统治者；俄国人建立苏联并重建其对中亚地区的统治。1922年解决方案（这是我给它们取的名字，因为大部分相关事件都在1922年左右发生）源自马克·赛克斯爵士在大战期间与法国和俄国的谈判，他与法、俄两国就战后如何瓜分中东达成了共识。在实际层面，法国人的收获比之前约定的要略少一点，而俄国人只被允许保留他们在战前已经取得的权益。不过，允许法、俄两国与英国一道瓜分并统治亚洲伊斯兰世界的原则还是得到了尊重。就英国方面而言，一切都遵循着赛克斯的计划：在大部分地区，英国都作为名义上独立的阿拉伯君主的保护者实现了间接统治，并自诩为阿拉伯民族主义和犹太民族主义的支持者。

在阐明1922年中东解决方案的基础上，我将进一步指出，我们对这个解决方案的不满情绪或许放错了地方。回过头来审视，我们或许会认为他们本可以设计出一个截然不同的新中东。然而，事实上，当时的英国政府并非没有能力拿出一个可以满足中东各民族需求和愿望的解决方案，只是这原本就不是其努力的目标。对基钦纳伯爵和他指派的代理人马克·赛克斯而言，中东问题的本质跟之前的一个多世纪是完全一样的：法国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应该划到哪儿？更重要的是，俄国人在中东的势力范围又应该划到哪儿？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这是我原本想讲述的故事。不过，在讲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又有一个故事浮出了水面：1914—1922年，英国和英国的官员及政治家究竟为何改变了主意，以至于到了1922年，当他们正式启动重塑中东的工作时，他们对这项工作的目标已经失去了信念。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英国政府曾经在1914年、1915年和1916年十分欢迎俄国和法国在战后的中东据有一席之地；可到了战后，英国政府却把俄国在中东的存在视作一种威胁，把法国在中东的存在视作一场灾难。我们将会看到，在1917年支持犹太复国运动的人，到了1921年和1922年却变成了犹太复国运动的反对者；那些原本支持费萨尔的阿拉伯运动的人，后来却反对费萨尔和他的兄弟阿卜杜拉，认为费萨尔不值得信任，认为阿卜杜拉的无能令人绝望。最重要的是，我们将看到英国在中东开启一项全新的帝国主义事业。如果英国想如同当年重塑印度那样重塑中东，那么这项规模宏大的事业将会花上几代人的时间。然而，恰在此时，英国公众却日渐倾向于减少英国在海外的活动，并且对更多的帝国主义冒险心生厌倦。

今天中东地区的政治文明危机，既缘于英国在1918年摧毁了中东地区的旧秩序，并且在1922年决定以一种新秩序来取而代之，又缘于英国在随后的岁月里推行它所承诺的1922年解决方案时缺乏坚定的信念。

在构思本书的时候，我原本只打算写欧洲是如何改变中东的；而当我写完之后，却发现书中也记述了欧洲本身与此同时发生了怎样的改变，以及这两种改变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劳合·乔治、伍德罗·威尔逊、喀土穆的基钦纳、阿拉伯的劳伦斯、列宁、斯大林和墨索里尼，这些塑造了20世纪的人物在本书的故事中也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们都努力按照自己的设想去改变这个世界。而在本书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温斯顿·丘吉尔，这个主宰式的人物用他的天才推动了历史事件的发生，而他不同凡响的个性更是使这些事件变得丰富多彩、富有生气。

对丘吉尔来说，正如对劳合·乔治、威尔逊、列宁、斯大林，或是扬·克里斯蒂安·史末资、利奥·埃默里和米尔纳勋爵而言一样，中东是检验其世界观的重要试验场。从他们各自对中东未来的愿景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对从“一战”灰烬中浴火重生的世界在20世纪的命运有着怎样热切的期许。从这种意义上说，本书中所记叙的历史，不仅是关于现代中东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故事，更是关于20世纪的世界如何被创造出来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