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I

任何分为阶级的某一社会的发展过程，都取决于这些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这就是说，第一，在问题涉及国内社会制度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相互斗争；第二，在涉及保卫国家抵御外国侵略时，取决于这些阶级的或多或少的友好合作。因此，俄国历史进程的无可争辩的相对特殊性，必须用组成俄国社会的各阶级的发展过程及其相互关系来解释。

我国历史科学仿效复辟时期法国史学家的富有教益榜样，早就在自己的面前提出了俄国的阶级相互关系是怎样的问题。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有一个时期，观点极为对立的人们却在俄国历史同西方历史完全不同这一信念上相互接近。当时以为这种不同似乎是由于一种毫无疑义的情况，即同西方相反，俄国没有各阶级间的相互斗争。现在，这一情况怎样也不能认为毫无疑义的了。现在，一个严肃的学者要反问自己的，已不是我国有无阶级斗争，——现在已经证明，阶级斗争是有的，——而是阶级斗争是否同以及在什么程度上同在其他国家进行的阶级斗争相类似。

为求这一根本问题的解决，我们将首先求教于现时俄国最有权威者之中的——至少是一个最有权威的——历史学家。

已故瓦·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我国社会各阶级的历史，在科学方面是颇有教益的。我们在这些社会阶级的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中，在它们的相互关系的决定过程中，看到种种条件的作用，这些条件是同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阶级产生的条件相类似的。但在我国，这些条件是在其他的结合中出现的，在其他的外部情况下起作用的；因此，由于这种条件而建立的社会，遂具有特殊的性质和崭新的形式。” ^[3]

像帕夫洛夫-西尔万斯基一样，克柳切夫斯基教授只限于将俄国同西方作片面的——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遗留下来的——比较。如果他将我们祖国同东方作一对照，补充了这片面的比较，那就会立即看到，我国社会发展过程与西欧相比愈是显得特殊，则它对东方各国发展过程则愈少特殊性而且相反。这点意见会对他往后的思考，大有益处，但在他的比较范围内，他是完全正确的：在俄国土壤上形成的社会结构显示出“特殊的性质和崭新的形式”。因此，我们剩下来所要研究的，实在只是那些使我国社会阶级的历史不曾采取它在“其他欧洲国家”所采取的那种形式的条件结合的特点了。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克柳切夫斯基教授那里知道了些什么呢？

按照他的说法，任何社会阶级的历史都应区分两种因素：经济因素和政治因素。第一种因素表现为社会按社会劳动的分工而划分，第二种因素则补充——“完成”——第一种因素的作用，按照国民经济的组织而分配社会权力，因此，“经济的阶级转化为政治的等级”。换句话说，“政治的事实是从经济的事实中产生的，亦即经济事实的结果。”看来，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认为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最为正常的。但他发觉在好些地方，事情的发展采取了相反的次序。原因如下：一个国民经济业已相当巩固形成的国家，可能被人征服，而征服是要在这个国家造成新的社会阶级，从而改变以前那些阶级的地位和相互关系的。这将在这个国家的经济生活过程里引起许多改变。显然，这些改变乃是“政治事实的直接结果”。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觉得许多西欧国家就是这样，或最少近似这种模式。按照这一刻板的模式，政治因素先于经济因素，西欧许多国家建立起来 ^[4] 。他认为西欧国家产生的这一方式具有巨大意义。他说，是政治事实来自经济事实，或者是相反，这是远远不能等量齐观的。

他说明自己的这种思想时，论断如下。

当外来的力量侵入社会，并以武力夺取国民劳动的支配权的时候，则由这种外力创立的全部国家制度，去适应保卫其所取得的经济利益。这一情况造成一系列异常重要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之下，国家制度的建立，对最高政权和其他阶层的态度，都为统治阶级所深切注意；国法问题居于首要地位，成为社会史中最显著的现象；个人的民事关系以及他们的经济地位的确立，都受国法问题的直接影响，直接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而不是相反，——这是因为统治阶级力图这样决定其政治关系，以便和平地利用其因征服而取得的经济利益” ^[5] 。由于所有这一切，社会的内部历史便取得了战斗的性质，一切社会关系尖锐化了，各种制度和阶级也都取得了明显的轮廓。反过来说，在没有发生征服的地方，其社会制度的基础便没有这样鲜明地表露出来，也没有这样彻底地在实践中贯彻，因此社会的内部历史，具有更和平的性质。

已故教授不敢断言，俄国的社会关系是按照这后一道路发展的。但他同时并不认为可将俄国社会关系的发展同西欧社会关系的发展过程等量齐观。他曾试问：“在我国社会阶级的形成中，政治或社会两种因素何者居先呢？是否其中同一因素永远走在另一因素的前面呢？”结果，他认为在我国社会史中，“混合的过程居于统治地位。”就是说，在我国，这两种因素中的每一种因素时而居先，时而居后地轮流起作用：有时，等级的形成肇始于政治因素，有时它却是社会经济发展的结果。正因为如此，所以这位精通西欧等级起源和发展的学者，没有在我国看到他所熟知的现象的复现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