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

他关于气候、“石”和“木”的影响的见解，是很不妥当的。但是在他的巨著之中，毕竟在论及地理环境对我们祖国社会发展的影响方面，还有一些完全正确的思想。我们必须慎重深思这些完全正确的思想。

在所著《俄国史》第一卷第一章里，他在指出东欧平原的单一性后说：

“自然形态的单调排除了地区性的依恋情绪，使居民从事单调的职业。职业的单调性造成习惯、道德风尚、信仰的千篇一律；道德风尚、习俗和信仰的千篇一律排除敌对的冲突；相同的需要指出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同手段；——所以东欧平原无论多么辽阔，无论在最初其居民部落多么不同，但迟早都会成为一个国家的地区。明了这一点，则俄国国家地区的辽阔，各部分的千篇一律及其相互间的牢固联系，便可理解了。” ^[37]

从方法的观点说，这一见解也不能说是无懈可击的。我们的史学家重复了在他以前论述地理环境对于民族发展过程的影响的大部分学者的错误：他也是首先企图确定地理环境会引起那些心理的素质。只是在这之后，他才指出按照他的意见、为这种素质所制约的那些职业以及一般生活方式。这是历史唯心主义的方法：用意识来解释存在，尽管生活的某些物质条件——在这个场合上，即欧洲东半壁的地表特点——拿来作为整个推理的出发点。但唯心主义方法本身是这样不能令人满意，所以使用这一方法的学者，如果不是口头上，而是想在实际上找出社会现象的相互联系，便不得不放弃它而暂时变为唯物主义者，即暂时用存在来解释意识 ^[38] 。社会科学的许多很重要发现，都应归功于学者们的这一方法论的不彻底性。索洛维约夫在这里正是不忠实于他的唯心主义方法的；但他的这种不忠实却提供了良好的理论成果。他在约略谈到俄国部落的心理素质似乎是由地理环境直接引起的话以后，立即转而考虑自然形态的单调性怎样影响这一部落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换言之，他迅速地从用意识来解释生活的企图——尽管这是众目所睹，他自己却并未察觉——转到用存在来解释意识。在这里，我们从他的著作中了解到自然形态的单调造成职业的单调性，而职业的单调性又造成习俗、道德风尚、需要和信仰的单调性；而且需要的单调性指明满足这种需要的相同手段，等等。这是一种很宝贵的思想，许多研究俄国历史过程的相对特殊性的原因的著作家，直到现在，还极少考虑及此。

试想，一个细胞通常分裂为两个子细胞，这两个子细胞又分裂为四个孙细胞，孙细胞再各自分裂为两个曾孙细胞，等等。细胞的数目按几何级数增加，而且每一个细胞都不能完全单独地存在。结果怎样呢？结果得出某种细胞的综合体，某种活质组织，而不是比较复杂的有机体。若要得出这种有机体，则在发生细胞繁殖过程的同时，必须发生细胞的分化过程。在自然界，没有分化就没有发展。

姑且假定，我们所研究的是一个位于平坦、四通八达、旷无人烟地区的农民公社。当这一公社由于社员人数的增加而感到“土地狭小”时，一部分社员必须离开本村而组成新的村落。当这新村落的增长，在旧的农村经济经营方法之下感到周围土地不足时，它也将其一部分居民迁到“新的地区”。在新的地区，同样的情况又再重复，等等。只要“空地”尚未用尽，每个村子每当其成员的数目达到一定限度时，都要实行人口外迁。结果怎样呢？结果是许多农村都使用旧的方法耕种土地。也许，因此人口密集的地区仿佛颇为富有，但其经济发展水平，却仍旧很低。自然条件的单调性及与此有关的职业单调性，阻碍了经济水平的提高，因而也阻碍了居民精神的发展。马克思说：“不是土壤的绝对肥力，而是土壤的差异、它的自然产品的多样性，构成劳动分工的自然基础，迫使人们根据其周围自然条件的多样性而使其自身的需要、能力、生产手段和生产方式多样化。” ^[39] 自然条件的单调是东欧平原的特点，它是不利于其居民在经济发展方面取得成就的。但我们知道，经济发展决定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的发展。因此，任何人想要阐明俄国社会发展的过程，都一定要重视索洛维约夫对引起职业单调的“自然条件”的指示。

不仅如此。我们的历史学家继续写道：“伟大的平原在东南部四通八达，与中亚草原直接衔接，一群群游牧民族从远古以来就到达了在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广阔门户，在伏尔加河、顿河、德聂伯河下游一带占据了一些使他们感到自由自在的地区……亚洲不断派出掠夺成性的汗国部队，他们想牺牲定居居民的利益而生活：同草原野蛮人的不断斗争，成为这种定居居民历史中的主要现象之一，这是显而易见的。” ^[40]

同游牧部落的这种持续斗争对俄国的内部发展有什么影响呢？索洛维约夫对解决这一重要问题，只是作了某些暗示。有些历史学家认为，同游牧部落的斗争对于罗斯部落的命运具有决定的影响，他自己不属于这些历史学家。他关于鞑靼人的意见是人所共知的：“鞑靼人（在征服罗斯后——著者），仍旧居住在很远的地方，他们所关心的只是征收贡品，完全不干预内部关系，而听其一切照旧。” ^[41] 但其他游牧部落，先于鞑靼人同俄国部落接触者，比鞑靼人更少“干预内部关系”。所以我们应该在这样的意义上理解索洛维约夫的话，即所有这些其他部落都比鞑靼人更多“听其一切照旧”。果真如此，则同游牧部落的斗争对俄国内部历史的影响又表现在哪里呢？显然，索洛维约夫承认，游牧部落虽然“听其一切照旧”，却由于自身的影响而阻滞或加快了俄国社会内部关系的自然发展。他说：“草原部落或波洛韦次人 ^[42] 不仅侵袭罗斯，而且使罗斯同黑海海岸隔绝，妨碍其与拜占庭的来往。俄国的王公不得不带着大批卫队远迎希腊商人，并护送其到达基辅，防止草原强盗的掠夺；野蛮的亚洲企图夺去罗斯同有学识的欧洲交往的一切途径和出路。” ^[43] 但既然如此，则很显然，游牧民族对我国内部历史的影响，首先——也许主要地——是他们阻滞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可惜索洛维约夫不对这一重要问题加以探讨。

他在谈到维托夫特在沃尔斯克拉沿岸被帖米尔-库特拉伊人和爱第格伊人击败时，指出“鞑靼人胜利了；但这一胜利的后果如何呢？后果是立陶宛领地某些部分的被蹂躏——如斯而已！” ^[44] 这一意见对于这里所研究的他的观点，是很有意义的。像卡拉姆金一样，他所指的主要是国家史，而在事变不曾对国家制度或对国家同邻国的关系发生明显的直接影响的地方——在刚刚指出的立陶宛大公国对汗国的关系的场合里，——他却想减轻事变的历史意义。游牧部落“只是”蹂躏了罗斯或从罗斯搜刮贡赋。因此，索洛维约夫说，他们让一切照旧。然而如果这种蹂躏阻滞了对旧事物的内部发展，则亦可因此给这一发展以新的方向，即同在不同的历史接邻关系下可能取得的方向有所不同的新方向。当然，发展速度的差别只是一种量的差别。但量的差别的逐渐积累，终将转变为质的差别。谁知道？也许，掠夺成性的游牧部落一方面蹂躏罗斯，因而阻碍其生产力的增长，同时又促进了它的政治制度的某些特点的产生和巩固。这就是为什么对于东欧平原定居人民同野蛮敌人斗争的经济和社会政治结果问题，必须注意进行研究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