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II
某一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越是发展，则这个社会在经济发展的梯级上越高。在经济发展的梯级上升得越高，则这个社会越能在与邻国的斗争中更顺利地维护其生存。恩格斯在与杜林争论“暴力论”时说道：“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力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状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 [45] 如果这是正确的——而这是完全正确的——则居住在东欧平原的农民这样长期不能战胜从亚洲通过“乌拉尔山脉和里海之间的广阔门户”入侵的游牧部落这一事实何以解释呢？要知道，农民在经济方面是高于游牧人的。
现在，这个问题显然已为我国学者中主张对历史作唯物主义解释的人们所注意。然而应该承认，可惜他们对这个问题的解决，并非常常顺利。
例如，B.A.克尔图亚拉曾在不久以前发表一种主张，认为在十三世纪中叶前，俄国的主要职业是狩猎及与此有关的商业，而鞑靼人则是从事畜牧。畜牧高于狩猎。畜牧业要求更好地组织社会力量。“因此，以畜牧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组织，通常都比以狩猎为基础的组织更为强大。”我们的尊敬的作者便以此来解释“建立在伟大水道上的狩猎—商业国家终于被畜牧—游牧部落所战败”这一事实 [46] 。
这样一来，索洛维约夫说贝琴涅戈人 [47] 、波洛韦次人和鞑靼人是野蛮人，便是错误的了。如果是对的；如果这些亚洲人还可以称之为野蛮人，那我们便应记住，在东欧平原同他们相对峙的是俄国的野人——猎人，是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更低的人。因此，俄国之被蒙古人征服，乃是蒙古人的经济优越性的简单明了的结果：我们已经知道，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前提，而武器的生产又以整个生产力为基础，以胜利者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
然而这一解释是同社会历史的事实不相符合的。
试回忆编年史家关于奥莉加同德雷夫利亚人谈判的叙述。她派人向科罗斯丁的居民说：“你们待着干吗？全城都效忠于我，交纳贡赋，耕作自己的庄稼地，而你们却想用饥饿……” [48] 能否假设，这种叙述是在狩猎-商业国家产生的呢？显然不是。它是在重视“耕作自己的庄稼地”机会的农民中产生的 [49] 。然而这样的叙述并不是什么例外。别尔戈罗德人于997年为贝琴涅戈人围困，情况极为危急，业已准备投降。但一位老人想出一条巧计。他劝他的同胞们“收些燕麦、小麦或糠”。在他们执行了他的劝告时，他命令妇女制作果子露，将它倒进木桶，并把桶放到井中。另外一口井里，放下了一桶蜜水。然后他请来贝琴涅戈人，对他们说，“为什么你们要自讨苦吃呢？你们难道比我们更能坚持下去吗？就令你们坚持十年，又能把我们怎样？我们有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如果你们不相信，那就请用自己的眼睛看看罢”。贝琴涅戈人相信别尔戈罗德人有“从土地上收获的粮食”，便撤兵解围了 [50] 。这样的故事，如编年史家通过别尔戈罗德的机智老人所鲜明表达，只有在“从土地上”收获粮食的民族中才能形成 [51] 。关于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劝说斯维亚托波尔克人去攻击波洛韦次人的记述，也是同样值得注意的。“斯维亚托波尔克人的义勇队说：‘春天不是打仗的时候，我们不想加害农民，要让他们种庄稼。'弗拉基米尔却说：‘真奇怪啊，义勇队，谁给你马匹？谁来种地？你们怎么不看到，就是农民开始耕种，但波洛韦次人会来箭射农民，抢去耕马，到村里掳去妻小，夺走全部财产呢？'”等等。这样的理由造成的印象是：“斯维亚托波尔克人的义勇队，不能对他作出相反的答复。” [52] 我们看到，他们很懂得，使农民能够安宁地耕种自己的土地，是何等有益。狩猎部落是不懂得这一点的，其简单的理由是，他们不从事耕作，而且他们中间也没有农民。
在这次大公会议前十年，被波洛韦次人围困的托尔克人曾派人告诉斯维亚托波尔克人：“粮食尚未送来，请借一些。” [53] 当然，这一通知尚不足以证明那时托尔克人 [54] 自己业已变为农民。但借粮的请求充分令人信服地表明，他们交往的是一个主要住着农民的地区的政治代表。值得注意的是，编年史家对波洛韦次人所造成的毁灭表示不满，在我们面前表现为农业部落的思想代表：他首先指出，伊斯梅洛夫的狡猾子孙烧毁了村庄和谷仓；在他的叙述里，烧毁教堂摆在烧毁村庄和谷仓之后 [55] 。
在那古远的年代里，俄国人民即以农产品为主要食物。米·格鲁舍夫斯基教授说 [56] ：“在十一世纪的贝邱尔斯克修道院里，通常食用谷物（主要是黑麦）、植物油做的食品（煮豌豆和其他豆荚菜蔬），或粥，煮熟的和用植物油调制的蔬菜；在斋日、荤食日里吃干酪；在素食日里吃鱼，但鱼已是美味了。……面包被认为是比植物油做的食品更精致的食物，最后，最后一道菜，则有煮熟的蔬菜。”按照格鲁舍夫斯基教授的意见，这一寺庙的菜单给我们的印象，是当时最贫苦的人民阶层所用食物：“面包、粥、煮菜（很可能就是青菜汤一类的东西）。当时一如现在；乃是居民的主要食物，虽然当时居民食用的肉比现时多。” [57]
此外，为了避免误会，必须补充说明，在基辅时期即已构成俄国人民主要职业的农业，远非过去和现在非洲和南北美洲野蛮部落在从事狩猎的同时所从事的那种原始翻地耕作。当时使用的农具——如犁和耙——表明以使用家畜（马或牛）为前提的更高的技术。
按照B.A.克尔图亚拉的说法，——他的著作虽有若干局部的错误，仍不失为真正优秀作品，——数千年来在俄国人民中居于主导地位的狩猎，在俄国人民的心理中造成一定的特性 [58] 。这是当然的，是造成了的。但在后来，农业却造成了更为显著的特性。在什么时候呢？在多神教时代，即在蒙古人到来以前很久的时代。这是很容易用事实来证明的，克尔图亚拉在他的优秀著作第一卷里便收集了大量这样的事实。
以所谓圣诞节祝歌为例。在克尔图亚拉的《俄国文学史教程》里，这种祝歌分为两类：第一类是保持着多神教概念痕迹的祝歌，第二类是研究基督教动因的祝歌。显然，第一类是更古老一些。克尔图亚拉关于第一类祝歌说了些什么呢？他说：
“在第一类圣诞节祝歌中，特别有意义的是那些带有农业性质的祝歌。在一首歌里，歌手请主人起立瞻仰上帝怎样挨户视察和准备耕犁及耕牛；接着又唱上帝备马，巡视打谷场，将割下的一捆一捆庄稼摆成三行，小麦摆成四行，并安排养蜂和酿酒。” [59]
毫无疑义，这是农人的心理。狩猎部落唱的是另外的歌。例如，澳洲人唱：“袋鼠肥，我吃了它。”事情很明显，这首歌显然表现了猎户的心理。克尔图亚拉自己还说，准备农事的上帝形象，似乎是多神教的太阳神显影。但太阳神是什么呢？斯瓦洛戈 [60] 有子女，太阳神就是太阳（这神的另一名称为霍尔斯）；这是一个对于那部分主要从事畜牧业和农业的斯拉夫民族具有重大意义的神 [61] 。但是太阳神对于俄国的斯拉夫人又有什么意义呢？意义如下：《伊戈尔公爵军队的故事》——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件基督时期的文献，——称俄国人民为太阳神苗裔（“太阳神的子孙有力量愤然而起”等等）。因此，意义是很大的。然而这一情况也不是描写狩猎部落的心理的。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伊戈尔公爵军队的故事》在抱怨公爵混战所造成的毁灭时写道：“那时在俄国的土地上很少听到庄稼人的呼喊，但时常听到乌鸦的聒噪，等等。”这两种情况都是克尔图亚拉自己指出的 [62] 。
其他的祝歌又怎样呢？试听同一学者的叙述。
“占卜人环桌而坐，他们将耳环抛在盆边……然后唱许多歌，这些歌因盆得名而称为盆下歌。第一首歌是歌唱面包与食盐。歌毕，将戒指、宝石戒指、面包、盐、小块煤投入盆内。接着唱以下的歌曲：‘谷物像天鹅绒般柔软起伏'，‘铁匠从作坊走出'”，等等。克尔图亚拉还说：“远古占卜的主要题目，大概是财富取决于太阳神，即农神的威力的发展。” [63] 下面请看组歌：“春之歌。”其中一首请求春天“带来欢乐、伟大的恩惠、高高的亚麻、深根的作物、丰收的粮食”。另一首问春天是坐什么来的，“是坐在犁头还是坐在小耙上，是坐在小叉子上，坐在燕麦捆上，还是坐在黑麦穗上呢？” [64]
在合唱歌词中，克尔图亚拉认为最值得注意的是选妻、种黍的一首。“这首歌是少女和青年之间的对唱。女的唱她们如何种黍。男的答唱，他们将把黍践踏掉。” [65] 类似的歌曲也时常在其他农业民族中听到。在马来亚半岛的某些部落中，有许多颇为复杂的歌舞，用动作和唱词描写种黍。这一切当然都很明显地表明那种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问题在于这种歌词中反映的生活，乃是农民的生活，而不是猎人的生活。不过，这里附带说明是有益的：合唱歌词所说黍是由少女播种的，而青年们则威胁要加以践踏。根据这一事实，我们可以假定，在俄国斯拉夫人的生活中，曾有这样一个时期，那时妇女从事农业，而男人则仍旧从事狩猎。这样的社会劳动分工，不久以前还存在于巴西中部的某些部落。这种部落的心理经常强烈表现狩猎生活的特点。
克尔图亚拉还谈到收获节。他说：“7月下半月是斯拉夫多神教徒的雷神节。对地肥有利的雷雨（通常在7月下半月特别多）和收割工作的开始，都是同雷神分不开的。” [66]
够了！现在只要补充一点，即按照克尔图亚拉的说法，有关经济事务的俄国谚语，“主要是反映农业劳动” [67] 。综上所述，我们已可毫无疑义地说，正是农业劳动在俄国人民的心理上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记。这一点必须牢牢记住，因为下面我们还要研究，在俄国历史的基辅时期，俄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主要推动力在哪里的问题。许多关于我国社会政治发展过程的错误见解，都同对这一问题的错误的解决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