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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看到，游牧民族数百年来的袭击，阻碍了罗斯定居居民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力发展的受阻又妨碍了罗斯掌握土地与政治生活特定准则者的有影响的阶级的产生过程。现在必须补充说明，这种袭击的经济后果削弱了大贵族的力量，因而促进了公爵权力的相对增加，同样的袭击必然还要从另一方面有助于公爵权力的增长。

恩格斯极为公正地指出，政治统治到处都是以执行社会职能为基础，而且政治统治只有在它执行了为社会所重视的职能时，才能保持长久 ^[93] 。公爵及其侍从执行了哪些社会职能呢？他们执行了保卫公国以抵御敌人侵袭的职能。按照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的说法，公爵是国土的军事守卫者。这完全不是说，他经常热心和成功地执行了这一职能和他不曾为自己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利益。并不是所有公爵都具有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那样的才智与毅力。而且他们都遵守着一条规则：人总是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前面 ^[94] 。但在居民的眼里，公爵首先是国家的军事守卫者，对于这种守卫者的需要愈大，则其重要性愈大，其权力亦愈增长。我们已经知道，游牧部落所作所为，使俄国愈加感到需要“军事守卫者”。看来，佩切涅格人 ^[95] 便曾迫使罗斯建造连绵不断的工事来抵御他们，保卫边界 ^[96] 。因此，正如格鲁舍夫斯基教授所指出，“公爵-侍从制度在其发展时期一般地强烈压制了国内的政治自治力量——公社，便毫不足怪了” ^[97] 。不错，在诺夫戈罗德、普斯科夫及部分波洛茨克，市民会议迫使公爵居于次要的地位；但俄国政治生活的主要潮流，却是朝着完全相反的方向发展的，因此，比较自由的城市的自由，仍在公爵专制的打击之下归于衰落。 ^[98]

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同草原游牧部落——波洛韦次人和凶恶的鞑靼人的斗争，差不多自八世纪延续到十七世纪末，这是俄国人民的最痛苦的历史回忆，它特别深刻地铭记在他们的脑际，特别显著地表现在民间歌颂壮士的诗词中。同掠夺成性的亚洲草原部落千年敌对的接邻，——只是这一事实就足以掩盖俄国历史生活中的许多欧洲缺点。” ^[99] 这个意见的正确性，也许超过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本人的预想。甚至那些“欧洲缺点”，初看来似乎同与游牧部落成千年的接邻没有直接关系，但如更仔细地加以研究，它也是俄国经济发展由于同游牧部落的斗争而受到阻碍的结果。这一点在问题涉及基辅历史时期时，是未必需要新的证明的。现在且看这一点是否也为晚近的事实所证明。

基辅罗斯的衰落象征，在十二世纪下半期已甚明显。鞑靼人的侵袭使它受到严重打击，长期未能恢复过来。从此，俄国生活的重心转移到东北部，到奥卡河流域及伏尔加河上游。诚然，在若干时期，除这一重心之外，还有其他重心。加里西亚公爵自称为“全罗斯君主”，企图掌握基辅所丧失的领导权。我们已经看到，加里西亚比任何其他俄国地区更多地受到西方影响，那里的贵族亦已形成为一个强大而有影响的阶级。事实上，如果加里西亚公爵们成为“全罗斯君主”，即俄国土地一大部分的“君主”，则俄国生活的重心便应仍在西南，而在俄国历史的下一时期，国家的发展应该在制度上很接近邻近的西方国家，如波兰和匈牙利。加里西亚的“全罗斯君主”亦应将其权力的愈来愈大的部分让给加里西亚的贵族。但是事实却非如此。加里西亚自身并入了波兰国，俄国生活的主要中心移到遥远的东北，这里的条件是很不利于贵族影响的巩固和增加的。

西南罗斯和东北罗斯之间的对立，在十二世纪中叶已颇强烈地表现出来。这一对立的第一个，而且显然最自然的原因，在于西南罗斯的居民是小俄罗斯人，而东北罗斯的居民则是大俄罗斯人。但在东北罗斯却居住着西南罗斯的移民 ^[100] 。如果基辅时期的南罗斯人是小俄罗斯人，则俄国民族的大俄罗斯支系的产生过程，便不过是南罗斯移民在欧洲大平原东北部的新生活条件影响下的改变过程。

罗斯这两部分之间的对立，还有另一解释——更为深刻得多的解释。克柳切夫斯基教授给我们提示这一解释：“在十二世纪即已表现突出的南方人对北方人的恶感，看来在最初并无部落或地区的基础，而只有社会的基础：恶感是从南俄市民和侍从在对农民和奴隶脱离他们而逃往北方的恼恨心情中发展起来的；他们当然以相应的情感，报之于贵族及‘定居'人，对南方人是这样，对自己的、林外人也是这样。” ^[101]

这一见解是很重要的。南北罗斯之间的对立还表现于姆斯季斯拉夫勇王与安德烈神王之间的对抗。如所周知，姆斯季斯拉夫为了报复安德烈所提出的一个威胁性的要求，曾命剃去来使的胡须和头发，加以侮辱和驱逐 ^[102] 。但他这样做并不是由于部落的仇恨，而是出于非常明确的政治原因。他命令转告安德烈：“我们一直是出于爱而承认你为父。但如你派人给我们带来这样的言辞，不是当作对公爵，而是当作对附庸和普通人的言辞，那就随你们的便罢，上帝将为我们判断曲直。”安德烈确乎是想鄙视南方的公爵，把他们当作附庸的。但不仅是鄙视南俄的公爵。他在罗斯托夫地方对自己的同胞和侄甥辈的态度并不更好些。此外，他对他父亲的“头面人物”，即有声势的达官显贵，也是极尽压迫之能事的。编年史家认为他想成为整个苏兹达尔地方的“独裁者”。这又是一种纯粹的政治意图。因此，克柳切夫斯基教授说，“以安德烈公爵为代表，大俄罗斯最初出现于历史舞台” ^[103] ，这是不完全确切的。问题不在于安德烈是大俄罗斯人，而在于东北部公爵政权所处的新条件，使它能够以南方公爵所没有的力量，显示其某些意图。

我们已经看到，对游牧部落的斗争，增加了作为俄国军事守卫者的公爵的权力，同时也阻滞了罗斯的经济发展，从而妨碍了在俄罗斯——除沃伦和加里西亚外——产生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政治要求并于必要时用实力来支持的有权势的贵族等级。从西南移居东北的俄国居民所处的那些条件，更加强化这些“俄国历史生活中的欧洲缺点”，促使俄国社会生活及制度逐渐接近伟大的东方专制国家的生活和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