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I

这到底是哪些条件呢？先从东北罗斯的经济说起。

按照大批现代学者所同意的克柳切夫斯基教授意见，对外贸易是基辅罗斯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而东北罗斯却主要从事农业 ^[104] 。

试问基辅罗斯是用什么来进行贸易的呢？

基辅罗斯是用原料来进行贸易的。这种原料是怎样得来的呢？其来源又是怎样呢？“这都是公爵和他的侍从在冬巡时所征收的实物贡赋及森林手工业的产品：皮毛、蜂蜜、蜂蜡。除这些商品外，还有奴仆即侍从讨伐队的掳获物 ^[105] ”。这已足说明一切了。商业的必要性取决于一定经济条件下的公爵社会职能：“冬季，他实行统治，向人们征收贡赋；夏季，他将冬季征收所得进行贸易。” ^[106] 这是否意味着贸易是俄国居民经济活动的主要动力呢？不是。这只是说，贸易给公爵及其侍从们提供生活资料而已。而且这些资料是通过森林手工业和狩猎的产品转化为商品而获得的。因此，克尔图亚拉才将当时的俄国称为“狩猎—商业”国家。但是，要使我们有权地这样称呼它，那就必须第一，使狩猎和森林手工业成为国民经济的主要部门；第二，使狩猎和森林手工业所提供的大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然而当时这两种条件都不存在。

关于第一个条件，我们已经看到，克尔图亚拉——也许更确切地应该说：所有在观点上夸大这个条件，然后加以吸收的作家——在宣布狩猎为基辅罗斯的主要国民经济活动时，犯了多么严重的错误。至于第二个条件，我们可以指出，一个将其年度劳动产品的大部分用于管理及自卫的社会，恐怕是不可能做到的。当然，公爵在“巡视”时是力图从人们那里夺去可以夺去的一切的。伊戈尔的范例表明，他们在这方面是毫不客气的；古代人将伊戈尔比为豺狼，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不管俄国的这些军事守卫者多么贪婪，他们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人民用劳动创造的年度产品的一部分，而且不是最大的部分。这是可从公爵所得主要是森林手工业及狩猎的产品这一事实中看出的；然而，人民的主要职业是农业 ^[107] ，已如上述。我们可以再次回忆一下奥莉加和德列夫亮人的争执。她在劝说科罗斯田的居民投降时说：“你们的所有城市都已归我管辖了……人们都在种庄稼和耕地。”前已指出，她曾对农民发出呼吁。但当这些农民决定降服时，他们对她说：“你想向我们要什么呢？是要我们既给蜂蜜也给皮革吗？” ^[108] 这就是说，当时的俄国部落由于主要从事农业，是用其副业的产品来交纳贡赋的。公爵们便是将这种产品运销国外的 ^[109] 。正如用以获取这些产品的部分国民劳动不曾使狩猎成为俄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一样，这些产品之转化为商品，也不曾使贸易成为俄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动力。当然可以提问：为什么俄国的公爵只是征收皮革贡赋，而不征收粮食贡赋呢？答复是：公爵需要将他们所收集的贡赋出售或交换其他商品。出售的只能是市场所需要的东西。在“希腊人”那里，易于销售充作奢侈品的是皮货及其他狩猎及森林手工业产品；但希腊人是不大需要进口粮食的，当时巴尔干半岛的居民，像现在一样，主要从事农业 ^[110] 。总之，我国的学者似乎忘记了只有资本主义才使大众日用品成为世界贸易的项目，而在资本主义以前，在贸易中周转的，主要是奢侈品 ^[111] 。所以，当克柳切夫斯基说我国大多数古代大城市（拉多加、诺夫戈罗德、斯摩棱斯克、律贝契、基辅）是沿着俄国工业活动基地 ^[112] ——即沿着“由瓦良格人到希腊人”——连成一线时，则他将工业这一概念同商业概念混为一谈了，而这却是毫无充分根据的。沿这一线运出的，只是转化为商品的物品，并且在这些物品上所耗费的国民劳动，也不是大部分，而只是一小部分。运出的原料，是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如果我们将沿这一线运出上述物品的贸易，同当时西方商业城市所进行的贸易比较，我们便可立即明确看出什么是“俄国历史生活中的欧洲缺点”：西欧大城市的“工业”完全不只是以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做交易，而是名副其实的工业，即最初是手工业，后来则是工场手工业。有了这种工业，在西方社会生活中便形成了一种新的、异常重要的因素 ^[113] 。

这里自然要发生一个问题。我国公爵及其“机动”侍从所进行的那种酷似抢劫的皮毛贸易，怎样能够产生大的城市中心呢？如果在我国历史学者的著作中没有大量资料，足以对这一问题作出与这些历史学者的意见完全相反的解答，则这个问题便是永远不得解决的。我们仍以他们当中已故最有天才的历史学者克柳切夫斯基教授为例。他告诉我们，沃尔霍夫河将诺夫戈罗德分为两部：右边称为商业区，左边称为索菲亚区。商业区由卜洛迪尼茨克（意译为木工段——译者）和斯拉芬斯克（斯拉夫人——译者）两段组成；索菲亚区则分为涅烈夫斯克、扎戈洛得斯克（意译为市郊——译者）及康察尔斯克（意译为陶工段——译者）等段。当然，这不是新闻，但这却重要。“康察尔斯克和卜洛迪尼茨克等段（即陶工和木工等段——译者）的名称，按照克柳切夫斯基的意见，指明了组成诺夫戈罗德各端古代市镇的手工业性质。十一世纪的基辅人用木工这个鄙视性外号来辱骂诺夫戈罗德人，不是偶然的。” ^[114] 如果补充说明，康察尔斯克段亦称为“工人”段，那也是有益的。这一事实使我们可以假定，其他各段的名称：“涅烈夫斯克段”、“斯拉芬斯克段”以及“扎戈洛得斯克段”等都不排除其居民的手工业性质。例如，斯拉芬斯克就是因古代市镇斯拉芬并入诺夫戈罗德而得名。可能，这一市镇的居民也从事这样那样的手工业，尽管大概在程度上不如习称为康察尔斯克段的工人段，也不如习称为卜洛迪尼茨克段的那种村镇。无论如何，我们诧异地看到，基辅时期在东欧平原形成的“狩猎—商业”生活里，已经或多或少地推广了手工业活动。既然在那里推广了这种活动，则很显然，那里便不仅是以“蜂蜜和皮毛”为贸易，就是说，不仅以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而且是以手工业劳动产品为贸易了。这种劳动的存在，已可在很大程度上说明大城市中心的存在。其次，这种劳动愈是发达，则能够限制公爵权力的社会力量也愈是增长了。事实上，我们也看到，正是在基辅时期的“商业”城市里，这种权力比任何地方都弱。最后，如果这些城市不仅是以“蜂蜜和皮毛”进行贸易，如果在这些城市制造了手工业劳动的产品，那就要问：这些产品销售何处呢？如果它们是运销国外，运销拜占庭或西方国家，那就是说，俄国的手工业者比拜占庭和西欧的手工业者更为先进。然而问题就在于输出国外的是“蜂蜜和皮毛”，即我们所知道的狩猎和森林手工业的产品，而从国外输入俄国的则是手工和工场手工业的产品 ^[115] 。这便是说，俄国手工业者比国外的手工业者落后。这就是当时俄国生活中最主要“欧洲缺点”之一。

但我们在这里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既然俄国手工业者的产品没有输出国外，那显然是在国内市场上销售了。自然经济居统治地位并没有排除俄国农业人口对“手工业村镇”的某些产品的需要。这样便在罗斯开阔了中等阶层的发展道路。不过，我在前面已经指出不利于这一发展的一种情况，即商业—手工业者汇集的城市中心，不是在那些对俄国政治发展进程具有领导作用的地区，而是在这些地区之外。因此，如普希金所明确看出，这种商业—手工业者不曾以一种足以直接影响公国霸主的社会政治制度的力量的姿态，出现于历史舞台。由于在这些公国的内部历史中没有起作用，商业—手工业者便不曾限制公爵及其侍从的权力。相反，他们甚至增加了公爵及女侍从的权力，因为他们同那些公国—霸主的斗争，增加了后者对军事力量的需要。这样，公国—霸主的社会政治制度，是在同西方相比，更不利于“第三等级”的影响之下形成的。莫斯科力量的加强，终于使大公们得以完全降服我国西北部的商业城市，限制了这些城市的商工业发展。当然，这并不排除农业人口对手工业劳动的某些产品的需要。但我们下面即将看到，很大一部分供应这种需要的生产者，却不得不生活和活动于完全新的社会政治环境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