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序
在这部研究俄国社会思想史的著作里，我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即不是意识决定存在，而是存在决定意识出发的。因此，我首先要对那些决定俄国社会生活发展本身过程的空间与时间的客观条件，作一考察。我的历史绪论就是要作这一考察的。我称这一过程的地理环境为空间条件，其历史情况则为时间条件。我觉得在这部书里研究地理环境——换言之，研究地理环境的特性——尤为适当，因为我国历史学家并不经常对它予以应有的注意，即使注意到了，也不经常有正确的观点。我以为已故谢·米·索洛维约夫关于地理环境怎样影响我国人民性格的见解，便是关于地理环境对俄国人民历史影响之不很令人满意的估计的一例。我坚信地理环境之影响该地人民性格，只能通过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则根据地理环境对该地人民所支配的生产力的发展是阻碍还是加速，从而采取这样或那样形式。对于俄国历史过程的地理环境的分析，使我得出结论，认为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之下，俄国人民生产力的发展，若与在这方面更为幸运的西欧各国人民相比，是很迟缓的。这种生产力——从而整个经济发展过程——的比较迟缓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我国社会生活的某些重要的——当然不是斯拉夫派所想象的那种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特点。历史情况的分析又向我表明，它长期地加剧了地理环境所造成的这些特点，因而罗斯在一个相当长的时代里，就其社会政治制度的性质而言，越来越离开西方而接近东方。这势必在所谓俄国的民族精神上留下深刻的印记。但同一历史情况，最后又对罗斯同东方的接近设置了界限，而迫使它寻求接近于西方。彼得改革是俄国社会生活史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时代。改革的必然的——尽管比较遥远的结果，是我国社会政治关系的欧化，虽然这种欧化直到现在还未全部完成。当然，俄国社会生活的欧化，不能不同时带来俄国社会意识的欧化。就是说，我国思想家在改革以后曾向西欧思想家学习。现在在俄国文献中，对“西方影响”的历史已经阐述得很不坏了。但我认为必须对这一影响的下述几乎迄今仍未被察觉的特点，略进一言。决定西欧社会思想自身发展进程的西欧先进国家的社会关系，自从“西方影响”开始明显地渗透我国以来，当然不是一成不变的。在1789年以前，西方的社会运动是在资产阶级的旗帜之下进行的；资产阶级同僧侣贵族和世俗贵族进行了坚决斗争。当时，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家是全世界的先进思想家。但在1789年以后，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已不再是革命的阶级了。从那时起，他们只表现出贵族反动意图引起的某种反对派情绪罢了。1848—1849年后，他们沾染了保守的或甚至反动的倾向，最后连这种反对派情绪也丧失了。这种变化当然也整个地影响了他们的思想家的活动。在法国大革命前，这些思想家是比较自觉的，比较彻底的革命家。1848年事件却使他们变成比较自觉的，比较彻底的保守派或反动派了。但是俄国知识界，只有他们的最有洞察力的代表，才明确地认识到这种在西方发生的变化。而且就是这些最有洞察力的代表，也不曾经常从各方面阐明在思想意识方面发生的变化同社会政治方面发生的变化的密切因果联系。他们虽然在其比较熟悉的思想方面意识到这一联系，而在他们所不那么熟悉的方面，却有时仿佛完全怀疑这种联系的存在。因此，在我国时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思想家们从西方作家那里因袭了一些先进的社会学说，这些学说的出现标志着一个极端重要的历史事实，即先进阶级的作用在西方已从资产阶级转移到无产阶级身上，而这些思想家却仍保持着当时一些标志资产阶级的衰落，标志资产阶级拒绝在解放斗争中发挥先进先锋队作用的哲学或文学概念。试举一例。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其所知道的一切社会学说中掌握了最先进的西方社会学说（其中最先进的马克思学说，他还不曾知道）。他在哲学上信奉费尔巴哈的学说，这是他所知道西方学说中最先进的学说。他是完全彻底的。但在六十年代末期，我们在俄国的先进思想家中已看不到这种彻底的思想家了。那时，除先进的社会学说外，在批判主义的名义之下，一些由于上述1848年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衰落而在西方取得成就的哲学理论，也开始传播于我国。在这以后的整整几十年中，俄国先进作家（当时俄国最先进的社会阶层、平民知识分子阶层的思想家）的世界观把一些在本质上不相协调的观点（因为这些观点是种种直接对立，因而是完全不可调和的社会潮流的表现）拼凑在一起，始终犯了折中主义的毛病。这当然是我国思想发展史中的一大弱点。恰达耶夫慨叹说：“再好的思想，由于缺乏联系性或彻底性，也要在我们的头脑里凝固，变为无用的幻想。”这显然是一个极大的夸张。但同样显然的是，在我们的优秀思想里，确实是时常缺乏“联系性或彻底性”的。这种缺陷不能不使由于某种幸运的偶然性摆脱它的政论家感到愤慨。然而历史学者应当“不哭，不笑，而是理解”。他应当说明，在我国比较先进的思想家的宇宙观中何以缺乏“联系性或彻底性”。我曾力图尽其力之所及认真地履行历史学家的这一职责。在分析我国居民各个不同阶级中思想运动发展的历史情况时，我曾力图考虑1848年革命运动在西欧思想史上引起的危机对于俄国思想运动的影响。我的分析使我得出的结论是，俄国思想家时常表现的非逻辑性，归根结底可从西欧社会发展的逻辑中得到解释。这一结论骤然看来不管多么反乎常情，但我认为是完全不容置辩的。对于以这一结论为奇谈怪论的人们，我请他们不妨想一想，我们以为反乎常情的一些现象，每每是自然界和历史上复杂过程的结果。
再说两句，我以为毫无疑义，在我的著作中，会找到某些个别的疏漏。人孰无过（Errare humanum est）。但是正如我深信，我前述作为出发点的原理具有不可动摇的正确性。同样也深信，我既然掌握了这一条原理，那就应该在自己的著作中沿着我刚刚在这里指出的道路前进。逻辑要求我这样做。
我借此对一些曾以丰富的材料帮助我的学者——他们甚至同我素不相识——表示深切的谢意。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赞助。我以为不妨在这里提出尼·阿·鲁巴金 [1] 的名字，他真是无限盛情地让我使用了他的极为丰富的藏书。
[1] 鲁巴金（1842—1946）俄国作家兼图书学家，主要著作有《在书籍中》。评介俄国图书约二万种。另著《数字中的俄罗斯》，列宁予以高度评价。——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