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东崤、西崤与北山高道

在前面第一节论述了东、西二崤应同在崤山北道上。东、西二崤的具体所指，首见于《通典》卷一七七《州郡》七河南府永宁县下引《括地志》云：“文王所避风雨即东崤山也（按今十通本“崤”讹作“垣”，据清嘉庆《一统志》及《读史方舆纪要》引文改），俗亦号为文王山。”按照《括地志》的说法，东崤山即石崤山北段的钦吟山，亦即今金银山，而西崤所在仍未言及。据前引《西征记》，东、西二崤是崤山北道上最为险仄的地段，二崤之间有三十里左右；而实际上崤山北道上最险的地段是千崤、石崤之间这一段。若以东崤当石崤钦吟山，则由此西去盘崤甚近，路又渐趋平缓，故无山可当西崤。同时，《水经·河水注》又载由潼关“历北出东崤，通谓之函谷关也”，崤山北道上千崤与石崤险隘相侔，若以石崤当东崤，那么，这个广义的函谷关（实际上是指一条隘道）就要在石崤山处断然中止，而把同样险峻的千崤山段排除在外，这显然是不合乎一般情理的。因此颇疑《括地志》“东崤”乃“西崤”之讹，即西崤是指石崤钦吟山，东崤则应指千崤山。《水经·河水注》千崤水下载：

汉建安中曹公西讨巴汉，恶南路之险，故更开北山高道，自后行旅率多从之。今山侧附路有石铭云：“晋太康三年宏农太守梁柳修复旧道。太崤以东，西崤以西。”明非一崤也。

曹操西征开北山高道，是指在崤山北道之北别开山路，其所谓南路，实指通常所说的北道。这一点诸位学者都已指明。曹操这次征西开路事，别见于《左传》僖公三十二年杜注，系于秦师袭郑经崤山北陵事下。上节已经指出，《水经·河水注》石崤水下叙崤山南北二陵事是兼采《左传》及杜注写成的，那么郦道元为什么不把曹操西征开路事仍与崤山二陵事一起放在石崤水下呢？这只能是与梁柳修复“旧路”一事有关。梁柳修复的所谓“旧路”也就是原来的崤山北路。这件事是《左传》杜注中所没有提到的，郦道元把它系于千崤水下，是因为“今山侧附路有石铭”，记录了这一事件。当然，石铭所在的这座山也只能是指千崤山。铭文中“太崤以东，西崤以西”，应是指梁柳修复的“旧路”起迄地段。《通鉴》卷一八○隋炀帝大业元年三月丁未废二崤道条胡三省注引《水经注》文作“太崤以东，东、西崤以西” 90，是知今本《水经注》脱一“东”字。石碑既然立在千崤山间，千崤山间一段“旧路”也自应在梁柳的施工范围之内，同时千崤山也应是梁柳所修路段的东界。这样看来，梁柳修路碑铭中的东崤也只能是指千崤山而言了。通过梁柳修路碑铭可以更有力地证明东、西二崤都是在崤山北道上，与南道无涉。东崤既然是指千崤山，那么相应地西崤即应指石崤山。石崤山本即以山有“纯石”而得名 91，戴延之《西征记》称西崤“全是石坂”正与石崤山合。前论《括地志》“东崤”为“西崤”之讹可以定立。

梁柳修路碑铭同时又是关于曹操“北山高道”的一项重要资料。关于“北山高道”，由于资料缺乏，以前一直没人能做出复原路线。胡德经先生在文章中称经过考察，揭开了这个“历史之谜”，指出这条道路是自今新安县铁门西北，向西经韶山南坡、大小扣门等地，远远地兜了个大圈子以后，一直到了陕县东面近邻的磁钟，才和秦汉故道相合；但过了陕县城就又马上分开，一直到弘农河西岸的稠桑原，才重与秦汉旧路合。胡德经先生除了泛泛谈到当地“仍有古道路型、路槽、车轨、营寨以及汉魏石雕等文物存在”外，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根据。而单单这样泛泛而论是不能证明他所复原的这条道路的。因此这里也只能先就事论事地从情理上来推断这一复原。曹操别开北山高道，是因为“恶南路之险”，而原来道路的险仄，主要是在东、西二崤之间的地段。因此新开“北山高道”只要能避开这一段路途也就应该可以了。如果像胡德经先生说的那样，“北山高道”长达“二百九十三华里”的话，需要花费大量工时、人力、物力，得失相较，恐怕没有什么必要非开新路不可。况且曹操西讨巴汉时为建安二十年，当时天下纷扰，曹操仍南征北战，奔波不迭，恐怕也顾不上在荒无人烟的崤山北部山区里骤然调集大批人力、物力来开辟这样漫长的一条新路。再说像胡德经先生所说的那样一条山路，纡曲行进在崎岖的山梁上，也不会比旧路容易多少。从梁柳修路碑铭可以看出，“北山高道”开通后荒弃不治的主要是“太崤以东，东、西崤以西”一段。《左传》杜预注注崤山北陵（即西崤），也说“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讨巴汉，恶其险而更开北山高道”，也可以从侧面证明这一点。“太崤”仅见于此，以实地度之，唯有盘崤山可当。晋魏间人既以盘崤山为崤水正源所出，别称之为“太崤”也是合乎情理的。这样说来，曹操所开“北山高道”应从盘崤山西侧即今硖石西开始离开旧路，向东则至千崤水，沿千崤水谷地上溯南行，至千崤山下与旧路相合。因为《水经·河水注》千崤水下云“其水北流，缠络二道”，说明新旧两路都有一段是与千崤河谷并行的。这条“北山高道”的具体行经地点虽然还有待于实地考察，但是上面描述的大致行径应当与历史实际相去不会很多。这一点也是与严耕望先生认为北山高道“仅就崤山地区之短距离而言”的看法是一致的。

附带指出，胡德经先生在文章中把梁柳修路事理解为修复曹操北山高道，这是明显错误的。这一点由潘岳《西征赋》可证。《西征赋》是晋惠帝元康二年潘岳西赴长安任职时述其行役之作 92，时届晋武帝太康三年梁柳修路只有十年，而他却记述行经有渑池、俱利城、崤坂和崤山北陵的秦师败绩之处，这显然还是曹操开北山高道以前原来的旧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