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府和古诗，古诗与《古诗十九首》

所谓古诗，一般地说，是指流传已久，难以确定其绝对年代的无主名的诗篇。屈原、宋玉之后，汉朝没有出现什么大诗人，汉朝的诗歌只有不知名的乐府和古诗。魏晋以来，个人的创作大大兴盛起来，诗人受到社会上普遍的重视，作诗才成为一种专业。著名的作家像曹植、王粲、阮籍、陶潜、谢灵运、鲍照之流，固不必说，即使是“争价一句之奇”〔一〕，也都可以蜚声诗坛，垂名后世。随着诗歌的发展，古诗这一名称，也就不会再出现了。

采集民间诗歌，以之合乐，是汉朝乐府机关职掌中一项最重要的工作，也就是乐府歌辞最主要的来源。其中虽有极少一部分御用文人奉命撰制的歌辞，但究竟是无关重要的。乐府规模，盛于西汉武帝刘彻时代。班固《汉书·艺文志》记录的采诗地区，北极燕、代、雁门、云中，南至吴、楚，西到陇西，东至齐、郑，可是所采的诗歌，仅有一百三十八篇。这个数字，固然是东汉时的记录，难免有散失遗亡；但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各地丰富的民间诗歌，决非当时政府所能尽采。这些未被采录的诗歌，无疑地单独在社会上流传；再加上一部分原已入乐而失了标题、脱离了音乐的歌辞，后人无以名之，只得泛称之为古诗。古诗和乐府除了在音乐意义上有所区别而外，实际是二而一的东西。现在乐府古辞中，假如某一篇失去了当时合乐的标题，无所归类，则我们也不得不泛称之为古诗；同样，现存古诗中，假如某一篇被我们发现了原来合乐的标题，则它马上又会变成乐府歌辞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的古诗都曾入过乐，但其中确曾有部分入过乐的。像《古诗十九首》中有好几篇唐、宋人引用时明明称为“古乐府”。朱乾《乐府正义》甚至说“古诗十九首，古乐府也”，即其例证。后人辑录汉代诗歌，“乐府”和“古诗”的界限总是划分不清，往往一首诗甲本题为“乐府”，而乙本则标作“古诗”〔二〕，这样的事实是经常看到的。

古诗的含义，和乐府同样的广泛，可是作为一个整体而出现在《文选》里的《古诗十九首》则是汉代古诗许多类型当中的一个类型，我们必须把它和一般的古诗从概念上加以明确的区分。

第一，古诗和乐府一样，其中固然有抒情的诗歌，但更多的是社会性的叙事诗。像《上山采蘼芜》、《十五从军征》、《孔雀东南飞》等篇皆是。可是《十九首》则篇篇都是咏叹人生的抒情之作。从内容来看，自成体系，不同于一般的古诗。

第二，古诗和乐府都是流传在社会上的诗篇。其中固然绝大部分是劳动人民的口头创作，但也有文人的歌咏。收集在一起，作者的阶级关系和他们的文化水平是极为复杂，极为参差不齐的。而《古诗十九首》则完全是文人的创制。从作者来看，彼此间又是一致的。

第三，古诗和乐府，篇幅的长短距离很大。《十九首》里，没有长篇，最长的不多于二十句（《东城高且长》、《冉冉孤生竹》和《凛凛岁云暮》三首），最短的不少于八句（《涉江采芙蓉》和《庭中有奇树》二首）。就诗歌的形式来看，彼此间也是相近似的。

由于上述三个特征，就使得《十九首》在汉代古诗系统中构成了一个具有独立性的类型的意义，这个类型的古诗，就是汉代无名文人创作的抒情短诗。

汉代的古诗究竟有多少篇呢？这话很难说。这不但因为年代久远，散佚太多；而且现存的汉诗，古诗和乐府也难以划分得清楚确切。单拿像《古诗十九首》这一类型的古诗来说，原来也不只十九首。《诗品》说：“陆机所拟十四首，文温以丽，意悲而远，惊心动魄，可谓几乎一字千金。其外《去者日以疏》四十五首，虽多哀怨，颇为总杂……”锺嵘所指的当然不包括古诗中的叙事诗；同时，他所看到的也不会是全部，可是已有五十九首之多。萧统编著《文选》时只选录了十九首，足见他的去取标准是相当严格的。《十九首》以外的汉代抒情短诗流传到现在的也就有限了。虽然徐陵《玉台新咏》和其他古籍中还存留一些，但时代莫辨，真伪难明，而且对后来的影响也不大。只有这十九篇，经过时间的考验，历久弥新。它标志着汉代五言抒情诗的最高成就，同时也概括了这一类型的“古诗”的全部风貌，而成为我们研究的主要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