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金小姐（1）
Miss King[1]
阿申登是个职业作家，战争打响的时候他人在国外，直到九月初才回到英格兰。回国没多久，正好去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中年上校，不过上校的名字被引见时他没有听清。两人聊了聊天；阿申登正要离开的时候，上校走过来，问道：
“我说，不知你是否愿意到我那里做做客，我很想跟你好好聊一聊。”
“当然愿意，”阿申登说，“随时可以。”
“明天十一点如何？”
“没问题。”
“我把地址写给你吧，你身上带着名片吗？”
阿申登递给他一张名片，上校用铅笔草草写下街道的名字和门牌号。第二天上午阿申登如约找去，发现这条街上两边都是些粗俗的红砖房子；一度这个区域在伦敦是很抢手的，但现在大家找房子，如果想要个时髦的住处，已经看不上这里了。根据名片上的地址，阿申登找到了那栋房子，看到上面挂着一块“待售”的标示；百叶窗帘紧闭，找不出有人在里面居住生活的迹象。阿申登一按门铃，就有一个军士从里面开了门，速度之快吓了他一跳。对方也没问阿申登是来干什么的，径直领他往里走，到了一个长长的房间里。显然，这里曾是个餐厅，有些富丽的装潢，但此刻摆了些简陋的办公家具，显得极不相称。阿申登觉得自己像是到了一个掮客做买卖谈生意的地方。那位上校看阿申登进来，就站起来和他握手。后来阿申登了解，这位上校在情报部门的代号叫“R”。他比中等个头略微高出一些，身材瘦削，面色泛黄，一脸深深的皱纹，白头发有些稀疏，留着一个人中胡。你一见他就会注意到他两只眼睛靠得很近，怕是再靠近些就要被人说成是对眼了。但那又是一双冷酷的眼睛，而且极为警觉，见到阿申登时还露出一种狡黠的神色。这不是一个初次相见你会信任或喜欢的人。他的态度倒是足够和气。
他问了阿申登不少问题，然后也不做太多铺垫，提出阿申登有很多适合情报工作的特质。阿申登对好几门欧洲语言都略知一二，而且他的本职工作是再好不过的幌子，以写书为借口，可以进出任何中立国家，也不会引起他人的注意。谈到这一点的时候，R说道：
“其实，你应该可以从中挖到不少将来很有用的材料。”
“这我倒是欢迎的。”阿申登说。
“我可以告诉你一件就几天前发生的事，绝对担保它的真实性；当时我就觉得这故事要是写出来绝对好看。有个法国部长得了伤风去尼斯养病，随身的公文包里带着几份非常重要的文件。的确是非同小可的东西。好了，到了那里没过一两天，他在一个可以跳舞的餐厅勾搭上了一位黄头发的女士，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长话短说，部长带女士回到酒店——不用说了，这本就是很欠考虑的事情——第二天醒过来，那位女士和公文包都不见了。前一晚回到酒店他们还喝了几杯酒，他的说法是那个女人趁他不留神给他酒里下了药。”
R讲完故事看着阿申登，那双凑得很近的眼睛里闪耀着光芒。
“我就说很精彩吧？”他问道。
“你之前好像说这是几天前发生的？”
“就是上上星期。”
“不可能，”阿申登大声说道，“你想啊，这段故事我们在舞台上已经演了六十年了，大概写进了一千本小说。你是想说现实花了这么久才勉强赶上我们这些编故事的人？”
R听了这话有些烦乱。
“如果你不信，我可以把名字和日期都透露给你，真的，就因为丢了那个公文包，给协约国真是惹了说不尽的大麻烦。”
“这么说吧，先生，要是你们情报部门只有这等货色，”阿申登叹口气道，“恐怕就不能指望冒充什么灵感源泉了。这样的故事我们是真的写不下去的。”
他们只聊了一会儿，就把事情都商议妥当了，阿申登起身告辞的时候，已经把接到的指令全都记得一清二楚。他明天就会出发前往日内瓦。R跟他说的最后几句话，正因为它们听上去随意才让人难忘：
“在你接受这份工作之前，我觉得有一件事得先让你知道。你要记住：如果干得好，没人会感谢你，如果出了事，没人会救你。你觉得这样的工作适合你吗？”
“简直量身定做。”
“那我就在此跟你道别了。”
阿申登此时正在回日内瓦的路上。暴雨下了一夜，从山上吹来的风格外凛冽，虽然湖水波涛滚滚，这只笨重的小汽轮倒是顽强地一直在缓慢前行。大雨正变成冰雹，伴着一阵阵愤怒的狂风，斜斜地打在甲板上，就像一个烦人的女子反复纠缠着同一个话题。阿申登之前去了趟法国，就为了完成一份报告并把它递送出去。一两天之前，大概是下午五点钟，他手下一个印度特工来他的套间找他；阿申登没出门完全是运气，因为他们并没有约好，而之前给那个印度人的指令是只有十万火急之时他才可以来酒店找阿申登。他汇报说，柏林的德国情报部门派了一个孟加拉人过来，带着一个黑色的藤箱，里面装了好几份英国政府会很感兴趣的文件。当时同盟国正竭尽所能在印度煽动骚乱，让大英帝国不但不能移走兵力，甚至还要从法国再调去一些支援。他们发现可以在伯尔尼[2]找个罪名逮捕那个孟加拉人，至少让他也过两天轻省日子，但那个黑色的藤箱却找不着了。阿申登的这位特工人很勇敢，脑子又灵活，和一些背弃大英帝国利益的印度人来往甚多，他刚调查出那个孟加拉人去伯尔尼之前，为了安全起见，把那个箱子留在了苏黎世火车站的行李寄存处。现在他被关在监狱里等着判刑，那张可以取出行李的凭据[3]也就无法交到同党手中了。德国情报部门迫不及待要拿到那个箱子里的文件，既然明面上的正常手段已经不可能成功了，他们决定当晚闯入火车站，盗出那个藤箱。阿申登得知这个聪明又大胆的计划，不由得为之激动（因为他绝大部分工作都乏味无比）。他看得出其中的豪放和莽撞是谁的手笔：在伯尔尼负责德国间谍活动的头目确实是这样一个人。这次夜盗计划安排在明晨两点，现在是半刻都不能耽搁了。他觉得跟伯尔尼的英国特工用电话或电报沟通都不稳妥，另外，那个印度特工去不了（他来见阿申登就是冒着生命危险，一旦离开的时候被人发现，哪天被发现背上插着刀浮在湖面都不意外），所以阿申登只好自己跑一趟。
有一班火车正好可以赶上，他一边跑下楼，一边戴好帽子、披上外套。他跳上一辆出租车。四个小时后，阿申登已经按响了伯尔尼情报总部的门铃。他的身份这里只有一个人知道，阿申登报的也正是这个人的名字。但出来的是一个阿申登没有见过的高个子，面容倦怠，一言不发地领着他进了一间办公室。阿申登说了这一趟奔波的来由，高个子看了一眼手表。
“我们出手已经来不及了，现在要赶去苏黎世时间不够。”
他想了想。
“我们会让瑞士政府处理此事，他们可以用电话联络。要是那些德国友人真干得出入室抢劫这种事，我敢保证他们会发现今晚那个火车站一定守卫森严。不管怎样，你还是尽快回日内瓦吧。”
他跟阿申登握了握手，把后者送了出来。阿申登很清楚事件之后的进展他将无从知晓了。在这个复杂而庞大的机器中，他不过是个小小的铆钉，从来享受不到见证大功告成这样的好事。要他担责的可能是开端或收尾，也可能是中段的某些小环节，但自己的付出引发了什么结果，他却很少能确知。这种缺憾之感很像那些当代小说，只给你几个互不相关的片段，要读者自己在头脑中把它们构建成某个连贯的故事。
虽然阿申登穿着皮大衣，围着围巾，但还是感到彻骨的寒意。船上交谊厅里是很暖和的，也足够明亮，可以看书，但阿申登想了想，怕有哪个也是常年在外奔波的乘客认出了他，猜疑他为何不停地在瑞士日内瓦和法国托农之间往返，所以尽管寒冷、无趣至极，他还是努力找了个能遮挡一点风雨的角落，坐在黑暗的甲板上。阿申登朝日内瓦的方向看，看不到灯光，冰雹渐渐化作大雪，遮蔽了所有可以辨认远近的地标。好天气下的莱芒湖[4]精美得毫无瑕疵，就像法国庭院里人造的水景，可在疾风骤雨之中，它却也像大海一样诡秘与骇人。阿申登想好了，一回到自己的酒店，就要在客厅里的壁炉生火，泡个热水澡，穿睡衣睡袍在炉火边舒舒服服地美餐一顿。想到可以抽着烟斗看一晚上的书，这个念想是何等惬意，眼下再怎么难熬，倒也值了。两个船员腾腾腾从他身边经过，为了避开迎面打来的雪珠，都低着头，其中一个朝阿申登喊了一句：“我们到了。”他们去船侧拉起一根横杆，这是要放乘客往下船口通行。虽然周围依然黑漆漆的都是呼啸的风雨声，阿申登定睛一看，已经朦朦胧胧看出码头的光了。这自然是他盼望许久的景象。两三分钟之后，船已经系稳，阿申登围巾上只露出两只眼睛，挤在一小群乘客中，只待下船登岸。虽然这条航线他坐过那么多次了——他的工作就是每周过一次湖，去法国呈递报告，领取新的指示——但这样等着上岸的时候总还是微微有些忐忑。他护照上并没有说他去过法国，这条船沿湖在法国边境上靠岸两次，但起讫点都在瑞士，所以他可以号称自己去了沃韦[5]或是洛桑。但他也不敢断定秘密警察还没注意到他，要是在法国上岸被跟踪，那护照上的空白就不好解释了。当然他准备好了一套说辞，但阿申登自己都承认那样的解释没有多少说服力，纵然瑞士当局无法证明他就一定不是个瞎逛的游客，但若真是被拘留两三天一定受罪，然后还会被不由辩驳地遣送出境，就更是屈辱不堪的一段旅途了。瑞士人知道他们的国家到处上演着不可告人之事，主要城镇的酒店里出没着各种特工、间谍、革命者和动乱分子，他们又极为珍惜自己的中立地位，任何会把瑞士牵扯进对战双方的行径，瑞士人都一心想要杜绝。
和往常一样，两个警官站在码头上看着乘客上岸，阿申登尽力摆出无忧无虑的样子通过了关卡，大为释然。他踏入暗夜之中，脚步却轻捷起来，朝酒店走去。天空中的风雨依然狂躁，像是看不起这精巧的湖滨步道，把一切都扫荡得凌乱不堪。店门全紧闭着，阿申登难得遇上几个行人，都蜷缩着身子，畏畏缩缩侧着往前走，就好比身后的未知中有迁怒一切的厉鬼，人们只顾逃命。在这严酷的黑夜里，你会觉得文明的世界意识到自己的造作可耻，在大自然的震怒跟前只想找地方躲藏。迎面扫来的已经全是冰雹了，人行道很是湿滑，所以阿申登走得格外小心。酒店的大门正对着莱芒湖，有一个跑腿的小伙替他开门，阿申登进来还带着外面的一阵大风，把前台的纸片全吹走了。大堂的光线有些晃眼，阿申登停下来问前台值班的人有没有他的信。他什么都没收到，正要走进电梯，前台说，有两位先生在他房间里等着见他。阿申登并没有朋友在日内瓦。
“哦？”他应道，颇露出几分讶异。“谁在等我？”
阿申登一直在跟前台搞好关系，平时一些微不足道的服务他给小费都很大方。对方别有意味地微微一笑。
“告诉您也不要紧，我看得出他们是警局里的人。”
“他们来问什么事？”阿申登问道。
“他们没说，就问我你去哪里了，我说你出去散步了，他们就说等你回来。”
“他们来了多久？”
“一个小时。”
阿申登的心一沉，但很小心地没有在脸上显露出来。
“我上去见见他们。”他说。操作电梯的人已经站到一侧让阿申登进门，他摇摇头。“我太冷了，”他说，“还是走楼梯吧。”
他只想给自己一点点思考时间，不过走那三层楼梯，他的双脚重得像灌了铅。那两个警察所为何来应该是没有什么疑问的。他突然觉得像散了架一样，身心俱疲，对方这时提一大堆问题，他一定应付不了。一旦作为间谍被逮捕，至少要在牢房里过一夜；他从未像此刻这样渴望热水澡和炉火旁的佳肴。他有冲动要掉转身走出酒店，把一切抛诸脑后；护照就在口袋里，他也早已背出什么时刻能坐上出境的火车：等瑞士当局拿定主意要捉拿他的时候，他已经到了安全的地方。可他依然脚步沉重地上着楼。如此轻易地抛弃自己的职责，这个想法他很难接受；他被派到日内瓦是来干某种特定工作的，对其中的风险早已了然，所以他觉得自己还是坚持下去为好。当然，万一真要在瑞士的监狱待两年必然难熬，但就像国王总有被刺杀的可能一样，每个工种都带着它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到了第四层，他朝自己的房间走去。阿申登的性情里似乎有种玩世不恭的特质（的确，他一些批评者经常指摘的也正是这一点），站到房门前的那一刻，他忽然觉得此时的困境颇为滑稽，又一下来了精神，认定不管接下来发生什么都可以挺过去。所以扳动门把手，要进门面对来客之前，他发自内心地微笑起来。
“先生们，晚上好。”他说。
房间里灯都开着，壁炉里还生着火，特别明亮；因为两位陌生人等得烦了，一直在抽着气味很凶的便宜雪茄，屋里全是烟，灰蒙蒙的。他们穿着厚厚的大衣和圆顶帽坐在那里，像是刚刚进屋一样，但只看桌上那个小烟灰缸就知道他们已经到了很久，一定对屋内的环境很熟悉了。这两人都留着黑色的一字须，都不苗条，身材高大，孔武有力，让阿申登想起《莱茵的黄金》[6]里的两个巨人法夫纳和法佐尔特；笨重的靴子，坐在椅子里那副岿然不动的样子，那种看似木讷、实则警觉的神情，都毫无疑问地指明了他们就是两位警探。阿申登把自己房间整个扫了一眼。他生性爱整洁，立刻就看出自己的东西虽然还说不上凌乱，但显然都被动过了；想必是他的私人物品都被检查了一遍。这也不是什么大事，因为他没有在房间里留下什么可以用来指证他的文件，密码他早已记熟，离开英国之前就销毁了，而从德国发来的消息，他从第三方手中拿到，每回都毫不停留地发出了。所以他并不怕搜查，但之前的怀疑却是坐实了：有人向当地警方举报他是间谍。
“两位先生，我能为你们做些什么？”他客气地打着招呼。“这里太暖和了，你们要不要脱掉大衣——和帽子？”
他们就那样戴着帽子坐在自己房间里，让阿申登或多或少有些不舒服。
“我们立马就走，”其中一人说道，“我们是正巧路过，因为前台说你立马就会回来，就决定上来等一会儿。”
他没有脱下自己的帽子。阿申登解开围巾，又终于从那件厚重的大衣中解脱出来。
“来支雪茄吧？”他问道，把雪茄盒递到两个客人跟前。
“那就来一支吧，”第一个巨人——这位应该是法夫纳——取了一支，于是第二位——就是法佐尔特了——也一言不发地拿了烟，丝毫没有感谢的意思。
雪茄盒上的名字对这两位客人的态度产生了神奇的作用；他们摘下了帽子。
“天气这么坏，出去散步一定很糟心吧。”法夫纳说，咬了半寸长的雪茄下来，吐进了壁炉。
这就要说到阿申登的一条原则了（不管是从事情报工作还是只在日常工作中这都是一条好原则），就是只要条件许可，都尽量少撒谎，所以他是这样回答的：
“你们以为我傻吗？要是能在房间里待着，我怎么会在这样的天气出门？今天我是没办法，必须要去沃韦看一个久病的朋友，回来是坐船的，在湖上真是苦不堪言。”
“我们是警局的人。”法夫纳很随意地提到。
阿申登心想，要是这两人以为他连这一点都判断不出，一定是把他当成傻子；但既然对方公布了这个信息，轻慢地应答又不太合适。
“哦，真的吗？”他说。
“护照带没带在身上？”
“带着，这种打仗的时候，我觉得外国人还是把护照一直带着比较明智。”
“非常明智。”
阿申登把自己那个挺括的新护照递了过去，上面对他最近的行踪几乎只字不提，就说他三个月前从伦敦来，之后就再没有跨越过任何国境线。警探仔细看了看，又交给了自己的同事。
“看上去没什么问题。”他说。
阿申登站在壁炉前烤火，嘴里叼着一根香烟，没有搭话。他暗自担心地观察着两个警探，但自觉演技不差，表面上应该只是一副和善的样子。法佐尔特把护照还给法夫纳，后者用一根粗笨的食指敲着护照，若有所思。
“是局长让我们来一趟，”他说，阿申登意识到对面二人都目光如炬地看过来，“来问你几个问题。”
阿申登很明白若是想不到恰到好处的回答，那还不如闭口不言；当一个人说了话心里期待着回复时，他很可能会因为一片寂静而慌张。阿申登等着警探继续往下说。似乎对方还犹豫了一下，虽然阿申登并不能确定。
“似乎不少人最近都在投诉，有些赌客很晚从赌场出来的时候太吵了。我们想来问一声，你是否也被这样的噪声惊扰。你的房间正对着湖，那些夜游者一定经过你楼下，要是声音确实很吵，你应该也听到了吧。”
阿申登一时间迷茫不已。这个警探在胡扯些什么（轰隆隆，轰隆隆，他仿佛听见巨人费力登台时那些强劲的鼓点），警察局长怎么会派人来打听有没有喧闹的赌徒惊扰了他的美梦？听上去完全像个陷阱。表面看明明只是无能，却非要把某种深刻的内涵强加给它，这是愚不可及的事情；很多聪明的文艺评论者往往会义无反顾地跳进这个误区之中。阿申登对人类这种动物的蠢笨是很有信心的，这种信心在他过去的人生中都让他受益匪浅。他又瞬间想到，警探问这样一个问题，想必是早已认定他干了些不法的勾当；一定有人告发，又没有提供证据，而搜查房间也徒劳无获。可既然来拜访了，却只想出这样一个可笑的借口，显出何等贫瘠的创造力！阿申登一下就替警探想出三个来找他的理由，要是和警探之间关系再好些，真想把这三条说法赠送给他们。目前这场对话真是对他头脑的羞辱。这两人比他想象的更愚蠢；但阿申登心底一直为蠢人留着一份温柔，现在他看着面前的这两个家伙，出乎意料升起一股善意，想友善地拍拍他们的后背。不过他的回答还是相当严肃：
“说实话，我一向睡得很沉——毫无疑问是良心清白、一身坦荡的缘故——所以什么都没有听到。”
阿申登觉得自己这一答应该能博得一个笑容，但仔细观察两位警探，却依然是一脸的无动于衷。阿申登不仅是英国政府派出的特工，他本身还是个幽默作家，此时只好忍住那一声叹息。他摆出一副更有气势的样子，语气也更正经了：
“即使我被一些喧闹声吵醒，也绝不可能想到要去投诉。眼下这个世界有多少纷扰、痛苦和不幸，看到幸运的人能让自己高兴个片刻，我无法相信去阻挠这种快乐是正当的。”
“说得没错，”警探说，“但有些人确实被惊扰了，这也是事实，所以局长认为还是应该调查一下。”
他的同事之前一直沉默如斯芬克斯[7]，此时开口了。
“我注意到你护照上写着你是一个作家，先生。”他说。
阿申登为了抵消之前一时的烦忧、焦躁，现在心里只觉得异常洒脱，兴致盎然地答道：
“是的，作家是个受苦受难的行当，不过时不时地也有些补偿。”
“比如扬名立万。”法夫纳语气恭敬。
“名声是好是坏就难说了。”阿申登试探道。
“那你到日内瓦来干什么呢？”
这问题问得如此客气，阿申登一下觉得应该提高警惕；一个和善的警察比一个气势汹汹的警察要危险多了。
“我在写一个话剧。”阿申登道。
他朝桌上的一堆纸挥了挥手，两双眼睛跟着看了过去。阿申登也只是瞥了一眼，就知道两位警探之前就注意到了他的手稿，必定还翻阅过一遍。
“那为什么你不在自己的国家写剧本，要跑到这里来呢？”
阿申登朝他们微笑，比之前更加友好了，因为这个答案他已经准备了很久，能说出来是很舒畅的，而且他也很好奇对方听到会是什么反应。
“可是，先生，现在正打着仗啊。我的国家兵荒马乱的，怎么可能静静地坐下来写剧本呢？”
“你目前写的是一个喜剧还是悲剧？”
“哦，是个喜剧，而且还算是个轻喜剧，”阿申登答道，“艺术家需要安静、不受干扰。如果他没有那种置身事外的心境，就不会激发创造力，可你不给他一个绝对安宁的氛围，你要他如何养得起那份心境？瑞士能成为中立国是很幸运的，我当时就觉得或许在日内瓦可以找到让我称心的写作环境。”
法夫纳朝法佐尔特微微点头，但他究竟想说阿申登是个白痴，还是认同作家要在动荡的世界中寻求一个安全的退避之所，阿申登就不得而知了。不管怎样，这位警探显然是下了结论，认为再多问也问不出什么来，所以说的话越发杂乱无章，几分钟之后就起身告辞了。
阿申登热络地与他们握手道别，关上门，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打开浴缸的水龙头，把水温调热到自认为能够承受的极限，一边脱衣服，一边悠然自得地回味着自己这场侥幸过关。
就在前一天，他因为一件小事提高了警惕。阿申登手下有个瑞士人，情报部门里用的名字叫伯纳德，刚从德国来；阿申登很想见他一面，就指示他某时某刻去某个咖啡馆碰头。因为他没有见过伯纳德，为了不出差错，他定了接头时自己要问的问题和伯纳德该如何应答，通过一个中间人传达了对方。他把时间定在午餐的时候，咖啡馆在这个点一般客人不会很多，正巧他进门之后只看到一个符合伯纳德岁数的人。这个人只是独自坐在那里，阿申登上前故作不经意提了那个事先约好的问题；然后，给自己点了一杯杜本内[8]。这个间谍身材矮小敦实，穿得不修边幅，小圆脑袋，金色的头发推得极短，皮肤是土黄色的，有一双不安分的蓝眼睛。这不像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阿申登有切身经历，知道要找一个愿意去德国的特工何其不易，否则他会奇怪自己的前任怎么会招揽这样一个人。伯纳德是个德国裔的瑞士人，说法语时口音很重。他一上来就提酬劳，阿申登把装好了瑞士法郎的信封递给他。伯纳德大致汇报了自己在德国的工作，回答了阿申登一些细致的问题。他本职工作是个服务生，上班的餐馆在莱茵河的一座桥边，就有很多机会可以打听到上级要求的消息。他来瑞士待几天的缘由也很正当，看不出回去的时候过境会遇到什么阻碍。阿申登表达了对他工作的首肯，下达了一些指令，准备结束这次会面。
“那行吧，”伯纳德说，“不过我回德国之前需要再拿两千法郎。”
“需要？”
“对，而且现在就要，你得在你出这个咖啡馆之前给我。这个数目是我要付给别人的钱，必须得拿到。”
“恐怕我给不了你。”
伯纳德露出凶恶的神色，那张脸看起来比之前更不舒服了。
“这钱你一定要给的。”
“你口中的‘一定’有什么道理吗？”
伯纳德凑近了，突然怒不可遏地说道：“你觉得我会为了你刚刚给我的那几个可怜的小钱继续卖命吗？还不到十天之前，他们在美因茨[9]逮住一个人，马上就枪毙了。那是你们的人吧？”他没有提高嗓音，只有阿申登能听到。
“我们根本就没有在美因茨派人。”阿申登随口答道，但其实他多少推断出对方说的就是实情。他多日没有收到那个地方发来的常规报告，而伯纳德的这条消息大概就是解释了。“你当初接受这份工作，就很清楚能拿到多少回报，要是不满意的话，没有人会逼你。现在我没有这个权力多付一分钱给你。”
“你看看我身上带着什么。”伯纳德说。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支小型的左轮手枪，意味深长地摆弄着。
“你要拿它干吗？送去当铺吗？”
伯纳德悻悻然耸了耸肩，又把枪放了回去。阿申登想到，要是伯纳德对戏剧手法略知一二，就会明白，一个动作如果没有后续的意义做支撑，那做了也是白做。
“你还是不肯给我这笔钱吗？”
“当然了。”
这个间谍一开始都是毕恭毕敬的，现在虽然看上去一副想大吵一架的样子，但他一直很清醒，从头至尾没有提高嗓门。阿申登看得出这个伯纳德不管如何无赖，至少是个可靠的特工；他已经决定向R建议提高伯纳德的薪酬。眼前的场面阿申登觉得很有意思。不远处坐着两个日内瓦当地居民，都是留着黑胡子的大胖子，正在玩多米诺骨牌；另一头是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落笔如飞地写着一页又一页的长信。有一个六口人的瑞士家庭（谁知道，或许姓罗宾逊[10]），父母带着四个孩子正坐在一个圆桌边上，两小杯咖啡品了很久。柜台后的收款员是个红发女子，魁梧的身躯裹在一条黑色的丝绸裙子里，读着手里一份当地报纸。周围的一切都让阿申登此时经历的激烈戏码显得格外怪异。他自己写的剧相较而言似乎要现实得多了。
伯纳德微笑起来，但他的笑容一点也不会让人想到要亲近。
“你想到过没有，我只要去一趟警局，就能让他们把你抓起来？你知不知道瑞士的监狱是什么样的？”
“不知道，最近还时常有些好奇。你知道吗？”
“知道，你不会喜欢的。”
说到被逮捕，让阿申登颇感烦躁的一点是他很可能来不及写完手头的剧本；他很讨厌写到一半的东西却要搁置下来，不知到什么时候才能拾起。他不确定自己会被当成政治犯还是普通罪犯，甚至有心想问一下伯纳德，如果被当成普通罪犯关起来（伯纳德知道的应该也只有这方面了），有没有可能拿到纸笔。但真的这样问了，他怕伯纳德会以为是在寻他开心。阿申登也觉得并没有什么好多担忧的，所以心平气和地应对着伯纳德的威胁。
“当然，你可以让我坐上两年牢。”
“至少两年。”
“不是，两年是上限，这我清楚，而且我觉得两年也够多了。那两年我一定觉得十分难熬，这是自然，但还是会比你舒心一些吧。”
“你们能拿我怎样？”
“啊，一定有办法逮住你的。另外，说到底，战争不会无休无止地打下去，你当服务生需要行动自由。我向你保证，只要我出了事，你余生就绝不可能再进入任何一个协约国了。这样一来，我只是觉得，你就不能活得那么洒脱了吧。”
伯纳德没有回话，愤懑地低头看着大理石台面。阿申登觉得该是付账走人的时候了。
“好好考虑一下，伯纳德，”他说，“打算继续干下去的话，我的指示你也听到了，钱还是会通过之前的渠道照常给你。”
这位间谍只耸了耸肩，阿申登其实完全弄不清今天这场对话会引发什么后果，但依然认定出门之时不能失了气度。他果然很有气度地走了出去。
此时，阿申登不确定水温是否烫得受不了，正小心地抬了一只脚踩进浴缸；心里琢磨着伯纳德最后到底采取了怎样的行动。洗澡水勉强不至于把人烫伤，他慢慢地把自己浸入浴缸中。在他看来，伯纳德大致是不会真把那些歪点子付诸实践的，告发他的源头应该不在这里。或许是酒店里的人。阿申登往后一靠，适应了水温之后，满足地舒了一口气。
“说实在的，”他想到，“从远古的一摊烂泥慢慢变成此刻的我，这中间费了多少麻烦，但生活中确实有某些时刻让你觉得那一切麻烦都是值得的。”
想到下午身陷险境，能脱身确实有些侥幸。要是被逮捕，最后被判入狱，R最多就耸耸肩，骂他太笨，立刻就会开始物色继任者。对于自己的这位领导，阿申登已经足够了解，当初他说特工要是惹了麻烦不用寻求帮助，其实一点也不夸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