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前言

旧的公园风韵犹存，新的公园如雨后春笋。当下，公园已成为中山人探索自然、放松身心、慢享时光之地。现代城市中，公园宛如一片桃花源，带给都市人片刻远离烦嚣的闲适。它生动而柔软，有着与钢筋混凝土建筑截然不同的面孔。

在一般人眼中，公园设计或许是规划设计中最有趣的活儿：一片白纸上，设计师可以种树，栽花，造水，砌石，或留白一片广场，勾勒出一个想象中的世界。然而，美好的想象有时会遭遇现实的尴尬：美丽的公园在大部分时间被遗弃或者利用率不高。

什么因素可帮助公园保持着热闹的气氛？加拿大作家简·雅各布斯在其著作《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以美国里顿豪斯广场公园为例道：“周围地区功能的多样化，以及由此促成的使用者及其日程的多样化。”简单而言，在一天的漫长时间里，来公园里“逗留一会”的人群络绎不绝，他们有着不同的目的：或锻炼，或发呆，或谈情，或仅仅是路过。他们轻盈地穿过这一片桃花源，偶然“脱轨”于繁忙、规则的都市节拍外，静静地聆听一首自然的牧歌。

然而，简·雅各布斯也指出：“公园是变化无常的地方，它们会走向极其受欢迎和极其不受欢迎的两个极端。”宛如任何一场浪漫邂逅，初次相见时，我们因陌生而充满了探究的好奇，在曲径通幽处流连忘返。但久而久之，宛如逐渐熟悉的情侣，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了解了彼此的真相，发现了无法相容的差异；或者，缺乏经营，审美疲劳，最终在那曾令人怦然心动的风景前麻木不觉。

当市民与公园渐行渐远，“分手”的结局往往需要付出沉重的代价：不仅是公共资源的浪费，还可能演变成“危险地带”，成为意外、罪案的温床。

纽约中央公园是“美国景观设计学之父”的奥姆斯特德与英国建筑师沃克斯的作品，是第一个完全以园林学为设计准则建立的公园。同事孙俊军自从游玩过之后一直对它念念不忘：“一出地铁站便是公园，没有围墙，走进去如进入一片森林。”公园面积约320公顷，其范围从59街至106街，从第五大道到第八大道，其形状狭长如保龄球道——约320公顷用地，长约4公里，却只有约800米宽。在中央公园内任何一个地点，距离临近的两条喧闹大街（平行于公园的长向）的距离都不超过300米，其中有四条下沉式的城市街道横穿公园而过，在夜晚公园关闭后依然可以通行无阻，公园里的行人和自行车道通过桥梁便可横跨这些街道。

在孙俊军眼中，这个建于19世纪50年代的公园至今魅力不减，野鸭、松鼠随处可见，充满自然野趣。那斑驳的大石、参天的古树以及藤蔓缠绕的小桥，均给人厚重的历史感，极少人工装饰的痕迹。草地可坐可行，也是露天音乐会的老地方。其中还建有美术馆、剧院等艺术场馆。人们除了泛舟、溜冰、慢跑等体育锻炼，还可以参观动物园。经常性的文化活动也为公园带来源源不断的活力。

承载着“联合国人居奖”“国家园林城市”“国家环保模范城市”“中国优秀旅游城市”等多项殊荣的中山市也是一座“花园城市”，公园林立。每当公众假期，游公园也被许多市民当做度假的消遣。近年来，森林公园和湿地公园也成为中山公园群像中的新主题。

老城区的这些年代久远的公园，并无凸显多少设计上的神来之笔，也无什么奇花异草，却布满城市的文脉。或许这就是时光沉淀的气质，它同样来自居住在公园周边人们的共同参与。否则，人们不会在看见它们的照片时感叹：“我们的老地方。”因为这里有我们共同的回忆。而在它平淡的叙述中，我们感受到一种温暖。那是在一块没有回忆的土地上凭空而来的景观所无法拥有的积累。

新的公园如何体现记忆？它同样不能脱离于脚下的土地。北京大学建筑与景观设计学院教授俞孔坚曾提出一种“反规划”的思想，先将需要保护的地方圈住，再想如何在其余地方建设。他认为，城市必须建立一套自然的系统，首先考虑保全大地的机体，然后再在这个机体长藤结瓜。一件经得起考验的景观设计作品必然是顺其自然，又反映人性的，而非仅仅是形式的、纪念的、展示性的“应试之作”——或许，在这一刻，你能让甲方满意，却不一定能让时间满意。

中山在当代城市景观设计上有其值得骄傲的一笔。俞孔坚以“城市白话文”的形式在中山书写了一个属于当地、属于当代，却又拥有那个特定时代历史记忆的岐江公园。尽管当时的方案曾经遭到百分之九十的专业评委的反对，但它最终成功展现了俞孔坚的设计理念，自此在国际上收获多项大奖，也逐渐说服了世人，野草之美同样可以震撼世界。

不过，俞孔坚的设计语言是现代的。你在岐江公园中找到的或许更多是“红色记忆”而非“岭南神韵”。当我逐步深入到中国古典园林之美时，我不禁又对“岭南园林”产生浓厚的兴趣。它或许比不上苏州园林那般精致，也缺乏皇家园林的气派，却自然而然给人一种生于斯长于斯的亲切感。

公园不仅是城市的“绿肺”，它与城市生活之间也是相互影响的。优秀的公园应该是与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的，既可以让人们体验当地文化，感受当地风土人情，也可以让年轻一代在游园中认识我们的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