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中山公园
半个世纪的萧瑟之美
中山公园,曾是一个富有政治色彩的纪念空间。民国期间,因孙中山崇拜的宣传,全国上下掀起一股中山公园建设高潮。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还是此次运动的首倡者。只是,“全国第一个”中山公园的设想最终流产,但在华侨的大力支持下,烟墩山上的中山公园终于在1948年建成。
坐落于孙文西路旁的中山公园,早已褪去政治的色彩,成为周边居民休闲健身的场所。在老石岐们的讲述中,此处更多被称为烟墩山,山顶上那标志性的砖塔则被称为“烟墩山塔”。从公园高处望去,但见四周楼房座座相连,满是密密麻麻的窗户,一片单调的灰土色,难怪周围的居民都说,这里是难得的“城市绿肺”。
选址体现国父地位
1947年,建设中山公园的设想再一次摆在中山县长的办公桌上。时任中山县长的孙乾担任了“中山公园筹建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张惠长、袁瑞廷、杨子毅、郑道实、郭顺、郭泉、刘叙堂、周崧等一批县内名人被聘请为委员会顾问。这次,他们将目光转向烟墩山。
作为纪念国父孙中山的公园,与其他地方的中山公园一样,中山县的选址也正处于当时城市空间中的重要位置,反映了设计者对孙中山尊贵地位在空间中的体现的设计。
烟墩山因其前身为古代烽火堠而得名。它位于商贾云流的孙文西路,其周边至今仍是老城区最为繁华的商业地带。其实,早在1931年,该处的地理优势便被石岐的商人发现。他们集资在烟墩山西北角兴建了娱乐场,并建有纪念孙中山先生的八角凉亭,中山亭内四周张贴有名人张丕基、谢文光等诗文,颇为风雅。但在日本侵华战争开始后,它们年久失修。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此兴建公园的呼声又再度响起。
中山公园的前后有两座牌坊,皆修建于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山公园”四个大字出自中山籍革命老前辈欧初之笔,他曾在中山沦陷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在五桂山领导革命斗争,在当地德高望重。
中山公园也是当时民国政府宣扬孙中山思想的社会教育场所,与古塔相邻的“中山纪念亭”便具有明显的纪念意味。它是由中山县著名华侨团体——中山海外同志社发起筹建的。亭子东面檐挡镶嵌着“中山纪念亭”的字匾,其西面的字匾则为孙文字迹的“天下为公”,南北两面则是“博爱”。红底金字,直白书写着孙中山的思想。
如今中国有多少中山公园?2002年12月,在武汉中山公园的倡导下,全国20多家中山公园的代表齐聚武汉,成立了中国“中山公园联谊会”。根据该组织的统计,目前中国包括台湾在内共有40余座以“中山”命名的公园。它们或有着古代皇家园林的前身,或奠基于民国时期,也有的是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作品。它们有的是高雅的音乐殿堂、肃穆的历史纪念馆、市民的游乐场所,也有公共交通枢纽,形式不同,却因同样怀着对孙中山先生的敬仰与追思凝结成一股文化的力量。据称,全国30多家中山公园已将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列入计划。
在孙中山先生的故乡,“中山公园”的建设离不开华侨的贡献。根据资料,建园之初的两座石坊为旅墨归侨林根捐资建成;香山人黄乃君、林汉等15人则筹建登级第一大道;而美国华侨富商林灿则捐资辟建了环园道。如今,这条环山路仍是公园的主干道,并被发展为缓跑道。
根据已故地方历史文化专家高民川先生的考证,1947年,将当时一片荒芜的烟墩山改造为中山公园的工程浩大,最为艰巨的任务便是迁坟开路和兴建环山路。对家乡的公共事业,中山华侨如同当年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一般义不容辞。建园筹委会常务委员张深为建园筹款一事远赴美国,第一时间拜访了他在美国三藩市的姻亲林灿。林灿慷慨解囊,认捐了修建环山路的全部经费7000元。公园筹委会也将这条路以林灿儿子林耀辉与张深女儿张爱绯两人名字各取一字,命名为“辉绯路”,并请了当地著名的文人汤龙骧书写碑记。可惜,石碑如今已不见踪影。
重阳登高时阜峰文笔璀璨夜
20世纪80年代,中山城区内没有多少公园可供游玩,中山公园便成为我家接待外地来访亲友的必备景点之一。感受完孙文西路两旁的特色建筑和商业繁华,来到中山公园的牌坊前,长长的台阶,往往激起孩子的竞赛心理。无论是下来,还是上去,我和小伙伴总爱展开一段小跑,气喘吁吁,一路嬉闹,不知不觉间忘却了疲累。
透过山路两旁的枝桠,可窥见孙文西路的古雅背影,但好胜的孩子一心想着烟墩山上的最高点——“阜峰文笔”。
那是明万历三十六年(1608)香山知县蔡善继创建的一座七层八角,仿阁楼式砖塔,至今仍是中山的文化地标。塔的北端放置有一门清代古炮,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它便是城中重要的报时器。每逢正午时分,该炮便鸣响一声,远至大涌、环城都能听见。耕作于田间的农民听闻便收工吃午饭了,民间俗称为“晏昼炮”(晏昼,石岐话意为中午)。这一习俗一直延续至1958年,随后沉寂了数十年,2008年石岐区举办的首届休闲文化节上,鸣响的“晏昼炮”又再度勾起老一代人的回忆。
自1983年9月30日的古塔修葺工程竣工后,古朴的面容在霓虹灯的点缀下容光焕发,从此,深蓝夜幕下玲珑剔透的“宝塔”成为石岐夜景的点睛之笔。
烟墩山上最为庞大的登高人流在重阳佳节呈现。有数据称,每年此时约有2万人次前来登高望远。老石岐人把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看作“转运日”,因此当日从早到晚都有前来求“转运”的登高者。我在翻阅中山档案后得知,20世纪40年代,重阳节上的烟墩山还有纸鸢纷飞的情景,如当时流行于石岐的重阳节童谣所言:“九月九,去登高,戚(扯、放)高纸鸢(风筝)望天流,滞(衰)运流晒(清)好运到,长命富贵步步高”。那时的登高者大多携带方形风筝在登高处流放,以示流尽“衰运”。这已不符合现代人文明登山的要求,自然而然遭到淘汰。
重阳登高的热潮一度在20世纪50年代的中山消隐,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才复燃。一衰一荣,也对应着人们生活状态和精神面貌的转变。
每逢农历九月初八晚9时一过,烟墩山便被人山人海所淹没。2012年的重阳之夜,我身临其境感受了它的壮观:我身边的登高者大多是青壮年。但见并不宽敞的园道上挪动着密密麻麻的人群,朝着宝塔的方向前进。为了安全起见,管理者增加了保卫,并将登山线路临时划为单行。在灯火通明的山上,在汗味的空气里,在鼎沸的人声中,我身不由己地随着人流前行,那种感觉已完全不同于童年时代的闲游。它犹如一场仪式,热闹,庄严。
半世纪老公园,焕发生命力
中山老一辈摄影家路华的照片为我们展示了20世纪50年代的烟墩山,野草萋萋,但见零星的树木与几根电线杆,山顶上的“阜峰文笔”仿佛坐落于一个荒无人烟的小土包上。而眼前的中山公园却荡漾着一片鲜艳欲滴的绿海中,只是萧瑟的冬天为这幽幽的墨绿增加了几片枯叶的金黄,寒风乍起时,仿佛落英缤纷。皆因20世纪50年代,烟墩山便开始遍植林木,经过半个世纪的积蓄,它们的生命力显得更加旺盛。
这绿色的力量令人惊叹,以至2012年的那次游园我仍历历在目。中山公园布满了岁月的痕迹,悠久的建筑沉睡在这片神秘的浓绿中,有的依然被精心保护,有的只剩下断壁残垣,或几块砖石。公园老了,但故事仍在不断书写。登山的小径虽然静谧,但不寂寞。
不似别处那修建得一丝不苟的绿化造型,中山公园的植物难得地养成了一股野性。它们似无人看管的孩子,自由自在地在根须抵及处蔓延,有的,甚至占据了园道,包围了园椅。在这片绿海中,沉睡的是上了年纪的建筑物。在多次修葺下,中山纪念亭与阜峰文笔等重要文物依然保持着挺立的英姿。但新中国成立前的中山县参议院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会堂已不见踪影,它那宫殿式的威严外观,只凝结在老照片光影记录中。“文化大革命”期间盖起的万人球场被拆剩的部分,成为绿色植物的乐园。
当日,除去登高的游客,公园中锻炼的市民并不算多。有几位年轻人在中山纪念亭旁的空地上打羽毛球,尽管偶然有风;一名市民在万人球场偌大的空地上打太极拳,悠然自得。环山路上,一名男子沿着它跑了一圈又一圈,悄然无声。突然,宁静被笑声打破,一群孩子踢着脚下的易拉罐欢快地跑来,又如一群小鸟儿飞去了。
年过半百的公园,掩饰不住它的年华老去,在残败中自成萧瑟之美。但经过2014年的整体改造后,2016年的新春,故地重游的我有了惊喜的发现:公园萧瑟不再,但清幽依旧。
公园道路的破损处已被修复平整。阜峰文笔的周围新建起儿童游乐场、篮球场、乒乓球广场、健身广场和林荫小广场,大大提升了公园的运动功能和活动空间。昔日建筑的断壁残垣发展为可供游客避雨、休息的长廊或亭台,同时增加了灯光照明、方向标示和路边座椅,为游园者提供了方便。环山路上的以黄线标示的缓跑道以位于光明路的北门出口为起点,每隔一段路程便标记上相应的距离。跑道两旁树如华盖,苍翠逼人,前来锻炼的人络绎不绝。有报道称,环山主干道本欲改为沥青路面,但遭到市民反对,担心暑热时烫脚。如今保留原样,改造者对民意的尊重可见一斑。
难能可贵的是,新改造并没有抹去原本的自然野趣。由于公园道路随山势起伏,所以各处景观分区并非一览无遗,平铺直叙,有时,你需拾级而上,才能发现另一处的精彩。如西北端那座并不起眼的四角亭,它被高大的树木环抱着,尽管靠近凤鸣路入口,置身亭中却只闻林语,让人不由静心,只欲拂卷逍遥。而在视野开阔的篮球场,你可遥见周边旧城区建筑的屋顶。一旁的观众席延续了原球场的阶梯,整洁的新席位上方仍是野草蔓延的旧台阶,犹如神来的闲笔,颇有趣意。
从政治色彩的纪念空间,到休闲康体的大众乐园,中山公园的转变,一如《公园:宜居社区的关键》中所书,公园是发展中的人造艺术品,“不仅要有可爱的景观,也要有反映当时美学潮流的艺术品,它们还反映了不同时代的愿景转化以及公共政策目的。”如今,它如一位优雅的老夫人,在精心的护理下始终依然保持着精致,时光纵然给光滑的脸庞留下皱纹,却也平添了成熟的韵味与丰富的内涵。
游园指南
烟墩山上的这座公园并非高不可攀,它容易亲近,就像澳门的东望洋山一般,可让人缓跑或慢行。沿着环山路轻松而上,不久便可将“阜峰文笔”、中山纪念亭和古老的晏昼炮逐一寻访。倒是驾车而来者多了一层停车的考虑。假如将你的“宝马”停在光明路的北门出口,近在咫尺的还有逸仙湖公园的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