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先秦的重要栽培植物及起源区域

从上面简单的叙述可以看出，中华民族不仅为华夏文明而且也为世界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独特的贡献。其中包括他们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培育出的当今世界上产量最多的粮食作物——水稻，世界上最重要的豆类作物——大豆，世界上最重要的常绿果树——柑橘，最重要的饮料作物——茶，以及其他许多各类农作物，如纤维植物大麻、苎麻，油料作物油菜、油茶等等。

虽说中国不少栽培植物可能很早就出现，不过，要确定其具体的栽培起始时间却有很大的困难。这是因为文字出现要比农业的出现晚得多。前面我们提到水稻的栽培约有上万年的历史，但我们最早的文字记载——甲骨文，或是最早的文献记述——《诗经》，不过只有区区3000多年的历史。即使是外来的农作物小麦，它引进中国的历史也比文献记载要早得多。更由于各地文化发展的差异，使种种栽培作物在今天可以看见文献中出现的先后顺序有很大的差别。总体来看，除谷物和某些可当粮食的豆类、蔬果外，以黄河中下游流域暖温带地区起源的耐旱抗寒作物在文献中出现较早。这从中国古代的所谓“五谷”黍、稷、麻、麦、菽；“五菜”葵、藿、薤、葱、韭; “五果”桃、李、杏、栗、枣——基本上都属黄河流域起源的作物这种情况看出。这无疑与中国早期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黄河流域有关。长江流域起源的作物在文献中出现要晚一些，华南等地起源的作物见于记载则更晚。以水果为例，黄河流域出现的蔷薇科果树桃、李，及壳斗科的板栗、榛子和鼠李科的枣树都可以在《诗经》中找到它们的记载，有些甚至在甲骨文中就出现。而长江流域起源的亚热带果树柑橘、柿子等则要晚一些的战国文献《禹贡》《山海经》《礼记》等才见记载。而华南起源的荔枝、龙眼、香蕉、黄皮、椰子更到汉代或汉以后的文献才见记载。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也很明显，那就是有文字后，黄河流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是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长江流域的楚、吴、越也曾十分强大，文化也非常发达，与中原各国的关系十分密切。而岭南的“百越”在秦凿通了联系湘江和桂江的灵渠，并设立了“南越”郡之后，那里的物产才逐渐为中原人民所知。因此要说清楚某种具体的栽培作物的起源时间有时是非常困难的。像银杏这种树的栽培历史可能超过2000年，但真正出现这种植物的名称是从唐代开始的。我们只能根据考古资料、野生植物分布和文献等各类资料进行推断。

一、黄河流域

考古发掘的史实表明，在中国北方的黄河中下游地区农业有非常悠久的发展史，由此形成的栽培作物也带有明显的区域文化特色。黄河流域是中国耐旱作物和温带栽培作物的发源和分化中心。其中最重要的谷类作物当属稷，又称粟。它的野生种是中国广布的狗尾草。从河南新郑裴李岗、河北武安磁山、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出土的距今约七八千年前的粟遗存，及西安半坡遗址出土的贮粟罐来看，黄河中下游栽培粟至少有8000年左右的历史。稷很可能是甘肃南部或陕西西部黄土高原（渭河流域）的羌族人的祖先，即西羌人首先培育驯化而成的。传说中的神农就是出自这个部落。稷很可能是那一带民族的图腾，其后生活在那里人民（周人）又把驯化稷的祖先充满敬意地称作神农。后来又把稷直接当作远古祖先的名称。从稷是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农官，周人的祖先，也是后代的五谷神这种情况中似乎显示了这一点。稷是古代黄河流域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又称谷子，在古代被称作“五谷之长”。北方的“旱作”传统主要为围绕稷的栽培形成。

稷见于史籍的记载也很早，无论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抑或孔子删定的《诗经》中都多有它的记载。稷曾是中国先秦很长一段时间最重要的粮食作物。《左传》中记载的粮食作物以“禾”为多，这里的禾就是粟。汉代名儒董仲舒指出：“《春秋》它谷不书，至于麦禾不成则书之，以此见圣人于五谷最重麦与禾也”。说明稷在当时依然在粮食生产中的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因为如此，由“谷”后来又发展出“五谷”和“谷物”这两个作为粮食作物总称的集合名词。春秋以后，国家的代名词“社稷”就是土地神“社”和五谷神“稷”的合称。不难看出稷作为一种粮食作物在古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除稷外，经中亚传来的小麦也是一种重要粮食作物。它约在公元前2000多年前经新疆传入中国西部的甘肃、陕西等地。最早的小麦遗存出现在甘肃天水西山坪遗址，距今4600年。虽然它的名称在甲骨文和《诗经》中都有出现，不过，春秋时期以前的小麦遗存在黄河流域被发现的已经有一些，尤其以下游的山东居多。这可能与其水源比较便利有关。战国末年，这种粮食作物的栽培已经很普遍。不过在此前，它的重要性还未能与粟相提并论。后来小麦的重要性日益突出，与生产工具的改良，水利事业的发展和耕作水平的提高有极大的关系。当时豆类的重要性也很突出。早期大麻也曾作为收获种子的粮食作物种植，这也是古人将其列为“五谷”之一的原因。

在蔬菜作物中，由考古资料结合《诗经》等文献来看，先秦时期黄河中下游流域的种类已经不少，葵、芜菁（葑）、芥、萝卜、韭菜、黄花（萱草）、葱、蒜、薤、苋，和用来调味的花椒（秦椒）及蓼已经出现。果树中的桃、李、梨、杏、梅、樱桃、楂（木瓜）等蔷薇科的果树，此外，板栗、枣、柿子、核桃等都起源于这一区域。其他经济作物还有桑、大麻等。其中稷、芜菁、桃、李、梨、板栗、枣、桑和大麻的栽培发展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尤大。它们是古代所谓“五菜、五果”的主要构成部分。

和粮食作物中的粟类似，当时黄河流域的蔬菜以耐粗放栽培的葵菜（现在叫冬寒菜）和芜菁为多。葵是先秦时期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的重要蔬菜，不仅见于先秦各种文献，《周礼》还记载葵制品用于祭祀，足见葵在蔬菜生产中的地位。另外，葵菜含有粘液质，煮后鲜嫩滑腻，口感不错。汉民族煮菜喜欢滑腻，很可能与早期葵的食用有关。芜菁既可当作蔬菜，又可在粮食不足的时候当主食。西安半坡的新石器遗址曾出土过芜菁籽。在早期的农业社会中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性，即使在秦以后，仍常被当作救荒植物种植。

从有关史实来看，中国黄河流域的人们很早就开发了以蔷薇科为主的一批温带果树。其中桃、李、梨这类果树在人们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们逐渐被用作文化方面的表征物。以桃为例，它在古代社会常作为美好事物出现，如桃符、桃剑、寿桃、桃花源、桃花坞，甚至桃花运等等。枣、板栗是中国北方重要的木本粮食，在春秋战国时期曾有重要地位。《战国策·燕策》记载：“燕……北有枣栗之利，民虽不田作，枣栗之实足食矣”。到了汉代这种情况继续存在。汉代史学家司马迁认为，“燕、秦千树栗，……其人皆与千户侯等”。足见那时该地区对栽培这种果树之重视。植物学家李惠林指出：“中国枣具有相当高的食用价值，可以鲜食或制成干枣食用。它的营养成分分析表明，其可吸收内含物，含糖量，有机酸都优于无花果。海枣（椰枣）有类似的成分，但蛋白质含量低很多。无花果和海枣是西亚两种最重要的水果。无花果、枣、油橄榄、葡萄被认为是公元前第四和第三世纪地中海地区粮食栽培中最重要的园艺补充作物。枣、桃、杏和柿在华北文明起源中扮演着类似的角色。”

桑是黄河流域发源之颇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作物之一，栽培种有白桑和黑桑等不同类型。早期它可能作为一种果树被人们所注意，后来因为在其上发现野蚕才被人们作为饲料植物栽培，进而被中国各地广泛栽培。除养蚕外，在封建社会中还经常将桑树作为备荒的植物大量栽培，原因是桑葚可以食用或晾干当干粮。蚕桑在中国古代之重要，以至于古人甚至用“农桑”代指农业生产。《汉书·景帝纪第五》有：“令郡国务劝农桑，益种树，可得衣食物。”古人认为：“民以衣食为本，衣食以农桑为本”。一些重要的农书也用“农桑”为名，如《农桑辑要》《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另外古人还用“桑梓”代指家乡；用“桑田”代指田畴，如沧海桑田等等。

黄河流域早期驯化的纤维植物有大麻，大麻原产中国西北黄土高原周边地区。在中国有5000多年的栽培史。早期人们曾把麻子当粮食用，因而也被当作“五谷”之一。在棉花推广以前，大麻一直是中国北方最重要的纤维植物之一，在文化中也留下了它深深的印记，如国人称心里很乱，就称为“心乱如麻”；问题难解决就成为“麻烦”；脸上有小黑点，称“麻点”等等；古人也知道大麻的枝叶浸取物对神经有麻醉作用，因而有“麻痹”“麻木不仁”这样形容神志不清、感觉迟钝的词汇和成语。上述作物的文化印记，彰显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主要起源地之一的深远影响。

二、长江流域

黄河流域主要处于中国较为干旱的地区不同，长江流域相对而言都比较多雨湿润，尤其是中下游地区的“楚越之地”，古代号称“水乡泽国”，适应这一地区发展起以稻作为中心的“泽农”。加之这里盛产鱼虾，很自然地形成这里“饭稻羹鱼”的饮食传统习俗，后来江南的江浙等一些经济富庶的地方更是被誉为“鱼米之乡”。

就长江中下游流域而言，这里是中国许多适应夏季暖湿多雨季风气候的中亚热带作物的起源地。在粮食作物方面，水稻是那一地区起源的最重要谷物。长江中游的湖南道县玉蟾岩、江西万年的仙人洞都发现了距今一万年左右的新石器文化遗址。在仙人洞遗址中出土了可能是水稻的硅化石和花粉粒，在玉蟾岩遗址中则出土了几粒稻谷，有学者研究指出为早期栽培稻。另外在湖南澧县彭头山、河南舞阳贾湖古文化遗址中（属淮河流域），出土了距今约8000—9000年前的栽培稻谷遗存。这种情况表明在长江中下游的两大湖区已经开始形成了以栽培稻谷的农业发源地，并逐渐在外围开始产生影响。这种情况随着浙江浦江上山新石器遗址的水稻遗存发现得到了进一步的说明。另外，在浙江河姆渡新石器遗址中，不但出土了大量的稻谷遗存，有趣的是还发现了陶器上刻画的稻丛图腾。不仅如此，中国从西南到东南普遍分布有多种野生稻。其中就包括当今栽培稻的祖先——普通野生稻。栽培稻的出现使南方的“泽农”有了基础。不过，在先秦的时候，长江流域地广人稀，水稻在全国的粮食生产仅居于次要地位。

除水稻外，还有不少根茎类的水生作物发源于长江中下游。重要的有莲（藕）、菱、荸荠和采用果实的菰（茭白）和芡。莲和菱至少有3000年以上的栽培历史。湖南等地考古发掘过新石器时代的莲子、藕、菱。《诗经·郑风·山有扶苏》提到：“隰有荷华”。《尔雅·释草》中记述：“荷，芙渠。其茎茄，其叶蕸，其本蔤，其华菡萏，其实莲，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显然这是人民非常熟悉的作物。在春秋战国时代，莲和菱都是人们日常生活习见的两种食物，从当时各种文献中经常提到它不难看出这一点。西汉初期，司马相如《子虚赋》铺陈“云梦泽”之秀美有：“激水推移，外发芙蓉菱华。”荸荠是原产中国南方湖泊沼泽的另一水生作物。它的野生种在中国南方低洼地区很常见。从《尔雅》的记述来看，中国古人在2000多年前已经开始利用野生的荸荠了。后来的栽培当然与这种野生利用有关。芡的果实被采食的历史非常久远，湖南澧县八十垱出土过距今八九千年的芡实，除此之外，江苏海安青墩的新石器遗址也出土过芡实。这些资料表明，居住在中国长江中下游湖泊沼泽地区的先人很早就开始利用此种水生植物。

长江中下游显然是中国一个重要亚热带喜温耐湿作物发源中心，蔬菜中的白菜、莼菜、水芹菜、越瓜、竹笋等，果树中芸香科的柑橘的一些种类如宽皮橘和金橘等都发源于这里。我们有许多的植物学和文献方面的资料可以说明这一点。譬如在柑橘的起源方面，长江中游的两湖、江西省份的一些山区仍有野生种的分布。另外，《吕氏春秋·本味》有所谓：“果之美者，……江浦之橘，云梦之柚”。当然，它们的地位大体与黄河流域形成的桃李差不多，屈原曾经写过《橘颂》。桃李和柑橘可以说在两大河流域各领“风”“骚”，交相辉映。起源于那一地区的果树还包括蔷薇科的梅、枇杷、木瓜，及柿树、杨梅、银杏（全新世以来遗存的银杏和山核桃可能是当地人民采食而成的果树）、香榧、枳椇（鸡爪梨 Hovenia acerba）等，至今枇杷的野生种在湖北的西部山区神农架等地可以找到，浙江天目山则有野生银杏的分布。

长江中下游起源的其他经济作物还有苎麻、漆树（Toxicodendron vernicifluum）、油桐和一些种类的竹子等等，这些都是非常富有中国特色的栽培植物。其中苎麻被西方人称为“中国草”，是一种优质的纤维植物。浙江钱山漾的新石器遗址已有距今约4000多年的苎麻布和麻绳出土。《诗经·陈风》也有：“东门之池，可以沤纻”。这里的纻可能就是苎麻。这些考古资料和文献记载表明它在中国至少有4000多年的栽培利用史。而对于漆的使用，著名植物学家李惠林曾有这样的评价：“这一独特产品的发现和使用发展，显示了高度的智慧。不仅因为漆液本身有毒，而且清漆干燥变为永久性保护层的过程中，需要在潮湿的气候条件下经过一个冗长而缓慢的氧化过程。也许对高品质涂料的需求促使人们对有限的植物群进行研究，最后这种漆证明不但是一种高质量的保护性材料，而且是一种重要的美术溶剂”。

另外，竹子也是在中国文明进程中起过非常重要作用的植物。有些西方人甚至称我们的文明为“竹子文明”。它在中国古人的生产和生活以及审美艺术的发展中厥功至伟。漆树的栽培和漆作为涂料运用，对中华文明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它也是很有中华文明特色的一种经济植物。长江中下游起源的水稻、柑橘、白菜、毛竹、苎麻和漆树的栽培发展对中华文明的贡献非常巨大。水稻、白菜、苎麻、竹子、柑橘堪称是这一地区起源的最有代表性的栽培植物。

长江中上游地区也是栽培植物起源的重要地区之一。从那里比较著名的新石器遗址四川广汉三星堆出土的石琮来看，它们与长江下游的良渚文化在三四千年前就有密切的关系。起源于那一地区的作物，有些明显具有适应高原环境特色。粮食作物有青稞（裸大麦）和芋头等等。大麦可能由青藏高原的藏族人民首先栽培。20世纪90年中期，中国的考古工作者曾在雅鲁藏布江中部流域的西藏山南地区贡嘎县昌果沟，距今3500年左右的新石器晚期遗址发现青稞。至今青藏高原仍分布有多种野生大麦。它在《诗经》中也叫牟，古代也叫穬。中国栽培青稞约有4000多年的历史，现今仍是主要产地之一。在谷物生产中，大麦产量曾长期居小麦、水稻和玉米之后的第四位。

那一地区起源的著名栽培植物还包括葫芦。据闻一多考证，盘瓠（古）开天地传说中的盘瓠即葫芦，这个传说源于中国西南的民族地区，这也印证它起源于中国西南。这里起源的作物还包括封建社会食物生产中起过重要作用的小豆和饭豆等，这些豆类常被用来补充主食的不足。20世纪早期，我国学者即发现云南有野饭豆。

长江中上游地区驯化的重要栽培植物还有号称世界三大饮料植物之一的茶，以及调味品花椒（蜀椒）。它们可能起源于西部山区。19世纪末，英国的博物学家韩尔礼（A. Henry,1856—1930）首先在云南发现野茶，英国的威尔逊（E. H. Willson,1876—1930）在四川也发现野生的茶树，这种情况已经很有力地证明了茶的起源等。花椒至今仍是四川重庆一带（古巴蜀地方）盛行的风味“麻”的根源。因此茶、椒（蜀椒）这两种重要的经济作物当是巴蜀文化对中华文明的重大贡献。

三、其他地区

华南的人类活动的历史非常久远，广西柳州白莲洞曾出土过距今3.7万至0.7万年的石器时代遗址。后来又在福建三明发现距今约20万年和距今2万—3万年的万寿岩和船板洞旧石器时代遗址，这些都是很有力的说明。在岭南发现的新石器遗址也不少，如广西甑皮岩、广州飞鹅岭新石器时代遗址，分布于广东北江、东江流域的“石峡文化”等等，相关的研究表明，华南的农耕活动发源较早。在距今4000—6000年的新石器晚期，西江中游地区的生产方式已经进入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经济形式。类似的，在新石器时代中期，在新石器时代晚期，广西南方地区的农业已有某种程度的发展。不仅如此，当地气候条件优越，植物种类丰富，很多南亚热带和热带栽培植物在华南大多能找到野生种。另外，热带、亚热带作物在华南都有很长的栽培历史，并且仍是现代的主要产地。

华南的闽广一带的百越族在长期的农业生产中，也驯化了不少喜欢高温高湿的栽培作物。参薯、芋头等作物起源于那里。这类作物包含大量的淀粉，既可当粮食，也可作蔬菜。野芋在中国南方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广泛分布。在福建西部山区一些地方，重阳节甚至被叫做“薯姜芋艿节”，因为过这个节日的时候恰好是当地开始收获这些作物的时候。这里芋头的吃法多样，还用作祭品。另外，薏苡也可能起源于这一地区。

这一地区起源的蔬菜数量应当可观，但早期的文献记载较少。从考古发掘的资料和相关史籍记载来看，一些重要的热带亚热带水果发源于这一地区，如柚子、甜橙，香蕉（中国矮蕉）、荔枝、龙眼，等等。它们是具有华南特色的美味水果，原先只在中国大量栽培，产区主要集中岭南亚热带地区至热带地区，荔枝的野生种在那些地方仍有分布。明清时期，在广东珠江三角洲，荔枝龙眼栽培极多，据称“蔽亏百里，无一杂树参其中。土地所宜，争以为业，称曰 ‘龙荔之民’”。这种热带果树的栽培起源与薯芋一样，都是中国华南“百越”对中华文明的巨大贡献。

这一地区起源的重要经济作物还有甘蔗和葛（Pueraria montana var. lobata）等。葛是传统的纺织材料，直到清代，闽南等地还用于织布。葛根可以食用和当药材。甘蔗是中国主要的糖料作物。宋玉《招魂》中所谓柘浆，有人即认为是甘蔗浆。除用作榨糖外，当地人还用它当水果吃。华南一些地方的百姓，通常将用于榨糖的品种叫“糖蔗”，用于当水果吃的叫“果蔗”。甘蔗在华南还能找到野生种。中国的闽广和台湾以及云南仍是它的主要产地。

在华南育成的芳香调味料包括姜（Zingiber officinale）、桂（Cinnamomum cassia）和八角茴香（Illicium verum）。姜作为栽培植物很早，甲骨文就有 “（姜）”字。桂的芳香特性可能很早就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它的树形也很好看，因而它的栽培应当也是很早的。桂还是《楚辞》中提到次数最多的香料之一。《吕氏春秋·本味篇》曾记载：“和之美者：阳朴之姜；招摇之桂”。显然，都是先秦时期重要的调味品。桂树的栽培主要在华南的两广地区，八角茴香主产于广西等地。

东北的辽河一带，当是大豆的起源和分化的中心。这一带至今仍是野生大豆种质资源分布比较丰富的所在。20世纪中期，曾在黑龙江省宁安县牛场遗址出土过大豆，其年代距今约3000年。大豆古代称作“菽”, 《诗经》等文献也有不少关于大豆的记载。上述史料表明，大豆在中国至少有3000多年栽培史。它在中国古代曾被当作重要的粮食作物，位列“五谷”之一。中原地区的大豆可能是由东北或华北北部传入的。《管子·戒第二十六》有：齐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葱与戎菽，布之天下。”其中的“戎菽”就是大豆。大豆的营养价值很高，蛋白质含量丰富，蛋白质中还含有8种人体本身不能合成的氨基酸；对国人的营养（蛋白的补充）和食物（豆制品）多样化有深远的影响。

这里还是一些耐寒的中温带水果如西伯利亚李、秋子梨等一些类群的起源中心，榛子、红松子等坚果也起源于此。榛子在《诗经》中即有栽培的记述，松子在文献中出现较晚，而且以采集野生的为主。西北的新疆等地则是一些耐寒抗旱的瓜果发源地，如苹果、胡桃、香梨和哈密瓜（甜瓜）等。

从上述各区域起源作物重要性的简单概述中不难看出，不同地区的民族在早期融合的过程中，栽培作物也逐渐变成“共有财富”，滋养着中华文明的持续成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