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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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思潮，一个学说，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凭空出现的，也不是“忽如一夜春风来”，它有前期理论成果的积淀。
首先，它是对启蒙学说的发展。
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开篇指出，社会主义就其理论形式而言，起初表现为对启蒙原则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启蒙，在法语中，本意是“光明”。它的寓意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处于黑暗之中，处于专制、特权、愚昧之中，需要以理性之光驱散黑暗，将社会引向光明，引向自由、平等和民主。
18世纪的法国启蒙学者，启发了人们的头脑，按恩格斯的话说，是非常革命的。他们借理性之名，将其作为评判一切的标准，否定任何外界的权威，用最无情的批判，对待以前的宗教、自然、社会、国家制度。
以往的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性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
社会竟然一直被雾霾遮蔽，人们竟然从没发现，生活于其中却不自知。直到现在，人才能拨开云雾见日月。
恩格斯引用黑格尔的话指出，那是个用头立地的时代。人的头脑、人的理性、人的思维、人的思想，要求成为人的社会活动和社会结合的基础。恩格斯借用了黑格尔的评价：
这是一次壮丽的日出。一切思维的生物都欢庆这个时代的来临。这时到处笼罩着一种高尚的热情，全世界都浸透了一种精神的热忱，仿佛正是现在达到了神意和人世的和解。
阳光要照进现实了，理性、真理、正义、平等、人权，终于有机会迎来出头之日。
恩格斯高度评价启蒙思想，把启蒙学说当成社会主义的前身，深刻启示是：人类社会的文明，总在一定的传承中发展。一种新的学说，不可能凭空建构，不可能毫无预兆地骤然降临人间。哪怕是一声惊雷，也会用闪电来提前预警。
启蒙学说与社会主义思想，不是对立的、非此即彼的思想体系。启蒙思想是人类社会的精神财富，它与社会主义学说一样，都表征了思想家推动社会进步的努力。
把启蒙思想当成资本主义的理念，武断地将其与社会主义对立起来，一概用抽象学说、虚伪学说、卑鄙学说来否定，不分青红皂白地拒斥，是有问题的。当然，把社会主义妖魔化，说其不符合人性，说其主张专制、极权，说其阻碍了民主法治进程，也是有问题的。
追求社会主义理想，需要深刻理解启蒙价值理念的历史意义，肯定它使理性、正义、平等、人权、民主这些理念深入人心，推动了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进程。
科学社会主义吸收并融合了这些价值理念，充分借鉴了它的积极价值。如果放弃对这些价值理念的追求，它就不是美好的东西，就不值得去奋斗。让启蒙思想的观念扎根于心，将这些价值理念贯彻到政治实践中，当然应该将其作为社会主义实践的努力方向。
启蒙学说虽好，但也只是理论好，其实践不尽如人意。启蒙思想家的自信，并没有成功地拯救黑暗社会。
那个时代，正印证了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的名段：
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
恩格斯看到的现象是：启蒙理性的王国，不过是资产阶级的理想化王国，是资产阶级少数人的民主共和国，永恒正义只体现在资产阶级的司法中，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人权则仅仅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
许诺的永久和平变成一场无休止的掠夺战争，富有和贫穷的对立更加尖锐，财产自由对小资产者和小农来说变成失去财产的自由，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为社会的存在条件，商业日益变成欺诈，博爱化为竞争中的蓄意刁难和忌妒，贿赂代替暴力压迫，金钱代替刀剑成了社会权力的第一杠杆。
恩格斯宣告，理性的国家完全破产了，同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
自由、平等、博爱，没有落实到社会生活中，而是沦落为抽象的价值观念。轰轰烈烈的启蒙思想，以解放全人类为旨趣，最后带来的是新的人间惨剧。
恩格斯否定的不是启蒙的学说，而是启蒙的实践。他没有批判启蒙思想家的伟大思想，而是批判这种思想没能真正改变现实，美好的理想只是作为理想而存在，而没有成为现实。
启蒙思想的历史遭遇，给社会主义建设者敲响了警钟。前车之鉴，后事之师。
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要警惕启蒙悲惨结局的重演。要防止社会主义只是作为理想，作为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意识形态，成为特殊利益集团获取利益、维护统治的工具。
建设社会主义，要实打实地落实到实处，要让人看到实实在在的进步。因为，一种政治口号，不会因为你喊得响，唱得好，而受人推崇。
只有让理性、正义、公平、民主真正体现在日常社会中，社会主义才能真正得到实现，执政党才能真正获得执政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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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社会主义，还是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扬弃。空想社会主义和启蒙思想一起，几乎同时出现于欧洲。
16—17世纪，出现对理想社会制度的空想的描写。英国人莫尔，1516年写成的《乌托邦》，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它揭示了资本积累时期“羊吃人”的怪现象，主张彻底废除私有制，追求财富的平均分配，走向追求公有制的“乌托邦社会主义”。
意大利人康帕内拉，1622年在狱中写成的《太阳城》，描绘了一个新型的理想社会：大智大慧的“贤哲”担任最高管理人，没有剥削，没有私有财产，人人劳动，产品按需分配。
18世纪，有了直接共产主义的理论。法国人摩莱里对“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原则做了大量阐述。法国人马布利则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违背自然秩序的制度，必须构想实行人人平等、人人是兄弟的完美共和国。
这些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共同点是，在启蒙学说的基础上，强调平等不仅是政治权利方面的平等，也应该是经济社会地位的平等；不仅要消灭阶级的特权，还要消灭阶级差别本身。这当然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问题是，他们反对生产力的历史发展，看不到社会关系的进步，陷入平均主义，甚至禁欲主义之中，逆历史的潮流，开历史的倒车。所以马克思将其称之为“粗陋的共产主义”，恩格斯称之为“禁绝一切生活享受的、斯巴达式的共产主义”。
19世纪，出现了三个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恩格斯总结了三者的共同点，道出了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其一，他们不是作为无产阶级利益的代表，而是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不想首先解放某一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其二，他们和启蒙学者一样，企图用理性原则改造社会，建立真正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不同的是，这个王国一定是非资产阶级王国。资产阶级世界也是不合理性的、不正义的，应该与更早的社会制度一样，被丢到垃圾堆里去。
其三，他们相信偶然的天才人物的作用。他们认为：
真正的理性和正义至今还没有统治世界，这只是因为它们没有被人们正确地认识。所缺少的只是个别的天才人物，现在这种人物已经出现而且已经认识了真理；至于天才人物是在现在出现，真理正是在现在才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这种天才人物在500年前也同样可能诞生，这样他就能使人类免去500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一切都是偶然，一切仰赖天才。真是异想天开，也是傻得可爱。
社会主义，不被认为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阶段，而被认为是有待被发现的真理，是解决人类社会所有问题的神奇力量。好像一旦发现它、描绘它，它就能神奇地崛起，征服整个世界。到时候，一切都是美好的，再也没有黑暗。
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其中的逻辑预设是，探究人类历史，不需要考虑客观的社会现实，不需要苦思规律，只需要盼望天才早日出现。因为天才降临，找到绝对的真理，找到真正的理性，找到永恒的正义，也就实现了社会美好。
他们忘了，天才不是神，而是人。而他在人间，就得食人间烟火。天才的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是由他的生活条件、他的主观知性、他的知识水平等因素决定的。归根结底，天才的出现，由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由现实社会的基础所决定。
问题还在于，如果天才太多，凡有思想的思想家，都当仁不让地认为，自己就是天才，自己的思想就是绝对真理。那么社会主义，将会多种多样，人们会无所适从，只能得到：折衷的不伦不类的社会主义。
如果只是指认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就不能全面估量它的意义，尤其是不能看到它激励了当时人们的抗争，改善了劳动阶级的条件，推进了人类社会的进步。
致力于批判一种思想，攻击一种学说，总是次要的。从被批判的思想中，被攻击的学说中，找到有价值的东西才是重要的。
就像面对一个众所周知有问题的东西，你找到再多的问题，大家都不会说你高明。你从问题中找到积极的因素，找到解决问题的思路与对策，大家才会公认你的高明。
对恩格斯来说，重要的不是嘲笑空想社会主义的空想性，而是看到其在幻想的外壳之下，显露出来的天才的思想萌芽。恩格斯看到：圣西门把政治看作是关于生产的科学，将政治完全融化在经济中，认为政治将由对人的统治，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
傅立叶则指出，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妇女权利的扩大，是一切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他将社会分成蒙昧、宗法、野蛮和文明四个阶段，揭露了处于文明阶段的资产阶级社会的虚伪本质。
欧文在其共产主义实践中，认识到使个别人发财，而使群众受奴役的新的强大生产力，提供了改造社会的基础，它作为大家的共同财产，只应当为大家的共同福利服务。
恩格斯的提醒是：空想社会主义不是痴人说梦，不能简单地将其看成胡思乱想的空谈，将其完全抛弃。它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源泉，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大胆预测，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理念，提供了重要借鉴。
科学社会主义不是否定空想社会主义的价值理念，它批评的是空想社会主义纯粹主观的美好想象，不根据现实基础空谈理想价值。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家杜绝陷入空想之中。对待社会历史进程，要依据现实的基础，寻求实现理想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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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正确理解社会主义的空想性？
这不仅仅是一个历史的问题，而且还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我们批判空想社会主义，不代表不会成为空想社会主义者。进行社会主义实践，过于强调社会主义的理想，急切地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有可能陷入到对社会主义的空想之中。
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实践，“大跃进”运动横空出世，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盛行，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口号响亮无比，这与不顾现实、过度地诠释理想不无关系。
1958年，一位县委书记用诗化的语言，做了一个走向共产主义的规划，描述了社会主义新乐园的美好前景：
新乐园真正强，四面八方是楼房，有大学有工厂，公园街上百花香，柏油马路明又亮，汽车穿梭排成行，有电影有戏院，劳动以后去听唱，冬天室内有暖气，夏天开开电扇乘乘凉，生活真是大变样，万年幸福乐无疆。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
对社会主义社会有美好想象，没有问题，有问题的是，不顾现实空谈理想，不顾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拔苗助长地搞社会主义建设。只讲跑步进入，不讲脚踏实地，只去空谈，不去实干，必然会伤害到社会的进步，伤害到个人的生活。
直至今天，也有把社会主义空想化的倾向，只不过以另一种形式存在。它表现为，把社会主义想象得无比美好，认为既然我们自称是社会主义国家，就应该什么都好，就应该马上显示出优越性。
这种空想化倾向，造成了一些人的苦恼，因为他们看到的现实，与自己对社会主义的想象差距甚远，转型中的中国，矛盾凸显，问题多多。他们搞不懂为什么？为什么社会主义国家，会有那么多问题？
对这个问题的追问，使他们从对社会主义的空想，转向对社会主义的失望，甚至痛恨。一个错误的逻辑也就出现了，认为是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导致了今天不如意的社会现实，社会主义欺骗了自己的感情。
其实，欺骗你的感情的，不是社会主义，而是你的那种纯粹的美好想象。社会主义社会，是我们追求的理想，但理想不是海市蜃楼，不能凭空升起。
离开现实去空想社会主义，不考虑中国社会的客观进程，人为地设想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是大家对社会主义产生困惑的根源。
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的空想性，也不能没有理想，好像一谈理想就是空想。
我们要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立足现实，还高于现实，它是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阶段，也是人们矢志追求的理想信念。社会主义总与美好生活相关，反映的是人们对美好社会的憧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当代中国，有一种悲观的气氛，一些人看到诸多的矛盾和问题，就不敢再去想象，或者不再相信未来的美好。
对社会主义的理想，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正受到挑战。一些人反对谈主义，主张讲问题。问题与主义之争，其实又悄然归来。而在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来的却是，对能否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怀疑。
在一些人看来，不管何种主义，只要解决自己的问题，满足自己的利益，那就是好主义。社会主义只是美好的理论想象，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不可能成为现实。甚至于，有些人听到要坚持社会主义，报之以冷冷一笑；听到要实现共产主义，报之以哈哈大笑。
追求社会主义，不能没有理想，不能没有梦想。我们不能没有社会主义的理想情怀，不能不去思考社会主义的美好愿景。
只顾低头立足现实，而不仰头思考社会的长远理想，没有一种理想乌托邦的追求，就会使社会在现实中沉沦。
让社会主义的理想，重新扎根在人们的心中，成为激励人们行动的精神力量，可能正是当代社会主义实践要解决的难题。
当代回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理想到现实，抑或从现实到理想？
社会主义是理想，是人类社会追求的目标。谈社会主义，必然谈理想社会。但理想总与现实相关，谈理想，就得谈现实。问题恰恰就在于，丰满的理想，往往遭遇贫乏的现实。
思想家可以尽情地撇开现实，歌颂理想的崇高和美好；政治家则必须立足于本国的实际，来谋求它的现实发展。
追求社会主义，必须着力于解决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根据本国的现实，去摸索自己的道路。
我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先后有两条进路：一条是从理想到现实的进路，一条是从现实到理想的进路。
第一条进路，认定理想大于现实，主张依靠理想情怀来改变现实，相信只要有了理想，为了理想去奋斗，就敢教日月换新天。改革开放之前的社会主义实践，饱含理想信念，却无视现实生产力的落后，造成理想与现实的断裂，导致社会主义事业受到质疑。
第二条进路，认为现实大于理想，主张必须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基础上实现理想。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社会主义回到现实中来，人们有了共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必须以发展生产力为前提，理想不能当饭吃，没有饭吃，社会主义的理想，只是痴人说梦。
当崇高的社会主义理想，遭遇贫乏的社会现实，邓小平睿智地做出的抉择是，通过发展生产力来改变社会现实。他对社会主义众所周知的界定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这个定义，既表明社会主义的最终理想：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又有实现理想的手段，或解决现实的方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的发展是前提，针对现实的贫困，实现共同富裕是目标，对应的是理想。
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是马克思、恩格斯原初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也不是任何一个思想家描述过的乌托邦式社会主义。
它继承的是社会主义的理想，立足的是中国的社会现实。立足现实，实现理想，而不是为了理想，撇开现实，应是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由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遵循的是从现实到理想的进路，其中有理想，也有现实。它是社会主义美好理想与中国当代实际相结合的典范。从理论上而言，它正确解决了社会主义理想与社会现实的矛盾。
但要谨记的是，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只是在理论上解决了，它在实践中依然存在。
只不过，这种现实已不再是当时的贫穷落后，而是贫富分化的社会现实，是与社会主义理想不一致的社会现实。
我们多次讲到，防止两极分化，消除贪婪与不公正，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体现，但它并没有像发展生产力那样，得到最大程度的落实。生产力发展了，贫富差距、公平分配、阶层固化的问题也涌现出来了。
人们难免会产生怀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真的是通往社会主义的理想吗？
对这个问题，我们当然可以自信地回答“是”，我们依然在坚守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但我们必须充满警惕，社会主义的理想，有可能被现实的追求所吞没，被现实的困境所阻碍。
因为，虽然理想与现实的矛盾，最佳的解决方式就是立足现实，改造现实，实现理想。它还有不佳的可能，即基于现实问题的考量，而放弃对理想的追求。
日常生活常常出现的情况就是，为了现实的需要不得不将理想后推，甚至为了迎合现实而将理想放逐，最后变成只是在宣称坚守理想，但实际上早已背离理想，离理想不是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最终让理想彻底地香消玉殒。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需要警醒，是否改变了社会主义的长期目标，是否偏离了社会主义的航向？
我们要用自己的实践证明，现实真的在向理想迈进，它绝不容忍社会主义理想只是一种意识形态合法性的需要，而在现实中从来不被重视，根本不是追求的目标，它更不能容忍特殊利益集团，表面高喊社会主义，实际却成为实现社会主义理想的绊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