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苏轼的诗书画
一 名家流派评说
在中国历史上，苏轼这样的全才是少见的，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的。他的文章入“唐宋八家”之列，诗是宋代屈指可数的大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开豪放派之先河，书法为“宋四家”之首；他又是文人画的身体力行者，于书画理论有独特的建树；他在政治上虽不曾叱咤风云，却能体察民情，官声颇佳；他虽没有独立的哲学体系，却能将儒、道、释的精义融会贯通；他通音律，知稼穑，懂品茗，谙岐黄之术，于天文、河治乃至烹调、酿造无不通晓。
历代评论苏轼书法的文字可谓汗牛充栋，本不容我辈置喙。然而，苏轼的书法和他的绘画、他的诗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其书境、画境、诗境，无不体现着他的人格及心境，因此，其书法的纽结不解，就无法见其画和诗了，正因此，本不该置喙的，也要说上几句。
宋代的国力较弱，武备松弛，边患不断，但文事却异常昌盛，爱国热忱往往都在文人笔下，虽然迭有党争，文网绵密，可文人抒怀放情之风有增无减。书法作为遣兴的手段，备受珍视。有宋一代文人，几乎个个善书。唐代灿烂的书法成就，在宋代果实累累，宋代虽然没有唐代那种奠基式的书法格局，但其色彩斑斓的面目，实在是书法史上的一个高峰。苏轼作为“宋四家”的首席，论书法功力，也许并不在其他三位之上；论学养，他高出黄庭坚一头，远胜米芾、蔡京；论见解，尽管黄、米亦非等闲之辈，但与苏轼相比，显然有江海之别。苏轼为此也颇自负，他作诗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和子由论书》）苏轼的“晓书”一是从书法实践中来，二是从他的文学、绘画等方面的高深造诣融会贯通而来，所以，他直言不讳地说“晓书莫如我”，确实是无人能望其项背的。
一般为书家作评，好述其渊源，苏轼的书风来自晋唐诸贤可以不言自明，苏轼从中取法，取什么，怎样取，也可不必多说，以苏轼的“晓书”，以苏轼数十年的书法实践，以苏轼强烈的个性、独特的人格和气质，可以说，他的取法就是用法，他时时刻刻用己法和古法作权衡，时时刻刻用己法来消化古法。苏辙说乃兄：“幼而为书，老而不倦。”可见书法对苏轼来说是终生的爱好，是以终生不倦地追求。苏轼消化古法愈透彻，己法就愈强烈，直至不知古法而只有己法了。黄庭坚说：“东坡书，彭城以前犹可伪，至黄州后，掣笔极有力，可望而知真赝也。”（《山谷题跋》）苏轼四十二岁自密州调任徐州，四十四岁贬黄州，他的书风成熟于此时。在这期间，苏轼经历了乌台诗案，九死一生，他大彻大悟了，黄庭坚说他被贬黄州后，掣笔极有力，不是虚语，苏轼的书风是随着人生的起伏而发展的，顺畅时，未必能寄情于书，偃蹇中，反倒情势俱胜，他的传世名作，多在黄州的逆境中完成，其时他对仕途不存幻想，旷达豪放之气油然而生。苏轼子叔党云：“吾先君子岂以书自名哉，特以其至大至刚之气，发于胸中而应之以手，故不见其有刻画妩媚之态，而端乎章甫，若有不可犯之色。”（葛立方《韵语阳秋》）苏轼是个以胸臆取胜的书法家，所以，观苏轼的书法，见其人而感其气，观其气而见其作书时的风采，如此，则苏轼笔下字体的结构欹正横直，点画的刚强柔软，章法的紧密松散，都弥漫着苏轼人格志气、情感风韵，还会去斤斤计较肥瘦，去嘲讽“墨猪”？苏轼字的丰腴，正是他刚正人格的具体表现，是独一无二的苏轼风格。
苏轼能有宋代第一书法家之称，他的成功在于深厚的书法功力，在于高超的书法见解，在于强烈的个性、完美的人格以及精深博大的学养。要是将他高超的书法见解，换成高超的绘画见解，就成为苏轼染指绘画的全部本钱了。
如果说书法对苏轼来说是业余爱好的话，那么，绘画则是业余的业余了；如果说苏轼以书法业余爱好者的身份获“宋四家”殊荣的话，那么，他的第二业余爱好的绘画，则在绘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苏轼说：“诗不能尽，溢而为书，变而为画，皆诗之余。”（《苏东坡全集》卷二十）他轻描淡写地把画当作诗之余、书之变，但细细品味，却能看出，书法和绘画，是他宣泄情感、体验人生的又一种方式。他能够在书法上挥洒自如，游刃有余，在绘画上，他借着以书变画的气势，同样能够挥洒自如，却碍于造型的窘迫，无法游刃有余。
像苏轼这样的大诗人，绘画的诗境化要比书法的诗境化来得更直接、更生动，他要将旺盛的诗意转换成画境，不是厌于文字的表现而是要想尝试一种新的表达方式。这对他来说，是个挑战，因为他不曾受过绘画训练。看到别人胸中没有的在笔下却生机勃勃，而自己出口珠玑却不能变成纸素上的形象，大概苏轼极不情愿浪费胸中的财富，于是到纸素上来一展身手，靠着他对绘画的精深认识，靠着他厚实的书法功力，靠着他富有的诗才。文字资料显示，苏轼的绘画题材很狭窄，无非是竹石枯木之类，而且清一色作水墨。他是有自知之明的。墨竹，在苏轼之先已有文同，那种撇叶、勾茎、写干的画法，与书法的点画毫无二致，只要注意形象的排列，风霜雨雪等自然环境下的生态即可，有书法功底的，写竹不是难事，文同是苏轼的表兄，他们关系密切，因此，把墨竹作为绘画题材的首选，是苏轼的高明处。石块，拿来为墨竹配景，详略可随意，寥寥数笔，亦可见书法线条的长处，在形象上也没有大的规矩可寻；枯木的用笔粗率无妨，只要形象大体正确，又特别适合苏轼厚重的笔法。三者相配，主次分出，参差有致，笔法重轻相宜，墨色浓淡得体，向背浅深合度，以苏轼的才力，于此可惊世骇俗。黄庭坚说：“东坡墨戏，水活石润，与今草书三昧。所谓闭户造车，出门合辙。”（《山谷题跋》）画水用曲线，这对苏轼来说是绰绰有余的，他的书法线条可将水画得活灵活现且大有韵味，又以苏轼特有的敦厚笔法和他对墨色的敏感在表现石的滋润明洁上，可能有较好的发挥，这里具有双重趣味：一是生拙厚朴的形象——一种外行人眼里的新鲜感；一是苏轼的书法表现在形象上的笔墨美感——一种超出形象的纯笔墨的美感。大书法家画简单的形象，这种形象又与书法表现相近，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闭门造车，出门合辙”，是极妥帖的比喻。
然而，在当时人的眼里，用当时的绘画水准来看，只见其幼稚，很少人能够品出率意天真的逸趣来，除非像黄庭坚那样的志同道合者以及对绘画寄于另一种审美情趣的文化修养很高的文人，甚至连苏轼本人也因不能摆脱写实审美心态而对自己的画怀有难以喻说的困惑，这种困惑是既尝到了绘画的乐趣，深谙个中滋味，又困于不能用当时认可的绘画表现力去撼动人心。因此，苏轼常常在酒后作画，黄庭坚说他“恢诡谲怪滑稽于秋毫之颖，尤以酒而能神，故其觞次滴沥，醉余颦申，取诸造物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寒烟洗墨，放奇轮囷，挟风霜而不栗，听万物之皆春。”苏轼酒醉后画，是将自己置于非画不可的地步，在常态下不能达到的梦游般的境界中作画时，已抛开了盘桓于心目间的写实的绘画意识，直把画当作一种宣泄的工具，得乐自娱的游戏，直把画驱入他的文学和书法的天地。如此的宣泄，如此的自娱，当然是人人可为的，但宣泄、自娱成画，却非人人可为，唯其是苏轼，有宋最杰出的文学家、诗人、书法家，能“取诸造物之炉锤，尽用文章之斧斤”，才能“听万物之皆春”。
苏轼的画，也许今天我们无缘睹见，但苏轼的画风，却耳熟能详。苏轼为后世文人参与绘画作了榜样，是功是过尚难有定论，但他敢为天下先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苏轼的诗，是宋代诗歌的几座丰碑之一。苏轼给自己立下的创作原则是“自出新意，不践古人”，很明显他既厚今又不薄古，创新又讲渊源，用他的思想、学识，用他对生活的感受，用他细腻的情感，用他妙趣横生的修辞技巧，设境造意。在绘画理论上，苏轼进一步阐述了“形神”的道理，主张“理”的发挥，这和他的诗歌创作是一致的。苏轼作诗，也是从形象中引发“理趣”的。《题庐山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前两句是绝妙的写景佳句，有着可睹的形象、可感的气势；后两句，述理成趣，与前两句衔接得天衣无缝，又能点石成金。“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理在景中，景理交融，写来似不费力，却成千古绝唱。“水光潋艳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湖山景色晴雨明晦之态用廿八字表现得淋漓尽致，后面的比喻，既贴切，又生动入理，并且紧紧地扣住了前面晴、雨两种不同意境。这些诗，各有形象在焉，吟罢，便有一幅幅图画在目，而且这图画依情会心，千姿百态，常读常新。苏轼的诗心和大自然极为亲近，自然景物在他笔下，变得富有人情味：写久雨初晴，“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写泉水，“横道清泉知我渴”；写金山寺阻风，用塔铃语“明日风大当断渡”，“当断渡”谐铃声，其思致入微，已臻无微不至的境地。
苏轼的议论诗，写得轻松而深刻，外则平易亲切，内则气势盘旋，叙议结合，结构严密，层次井然。《王维吴道子画》诗：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彩晕扶桑暾。中有至人谈寂灭，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千万，相排竞进头如鼋。摩诘本诗老，佩芷袭芳荪。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祇园弟子尽鹤骨，心如死灰不复温。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交柯乱叶动无数，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绝妙，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
这是苏轼论画的诗，将吴道子和王维两位差不多同时的唐代大画家的壁画，互相比较，阐明他对画工画和文人画的看法。苏轼对吴道子的推崇，实际上已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曾说过吴道子的画：“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在诗中也在此论上进行发挥，并把吴道子雄放的画风，绘声绘色地进行了刻画，苏轼的高妙就在于尽情尽兴地抬高吴道子，实际上是为更高层次的王维架云梯、设通道，目的是要在“二子皆神俊”中分出高下，完成他象外之象的绘画理论表达。整首诗一气呵成，节奏紧慢有序。其中对吴道子画和王维画的具体描述，与史实相符，只要留心一下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便可知苏轼笔下的真实性，而这种比较，原本是难分伯仲的，苏轼以诗人的眼力，洞察到了王维画如其诗“清且敦”，于是就在画工与文人之间作出了孰为优胜的判断，不管实际上是否令人信服，苏轼诗的魅力就是一个强有力的说服过程。时代的变迁，绘画的发展，证明了苏轼理论的正确性。苏轼的诗歌，博大精深，正是他同样博大精深的诗外功力所致，赵翼说苏轼诗：“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若哀犁，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在眼下画家多缺乏文化修养的现实下，多了解苏轼，应该是大有裨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