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隐喻《圣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孙文自白曰：“知革命之真理者，大半由教会所得来。”所言教会者，基督宗教之组织也，一切以该教的《圣经》为依归。原来其勇来自基督宗教的精神食粮《圣经》。长期密切注视他一举一动的香港英文报章《南华早报》（South China Morning Post）也在其社论中说：“他（孙逸仙）属于人类极为少数的几个人，他们为了一个理念，敢于挑战几乎一切。当最终审判来临的时候，他们是属于天国的人。”所谓“最终审判”，乃《圣经》所言世界末日之时，所有已经死去的人通通复生，排队接受至高无上的“神”的审判，并由“神”判入天国永远享福或降下地狱永远受苦。笔者推测此社论的执笔人极可能是该报的创办人及长期主笔、同样是基督徒的谢缵泰（1872—1938），而谢缵泰像章太炎一样，哪怕出于不同原因但也是长期对孙文有极深成见的，所以其言也太不简单了！不简单之处在于谢缵泰像孙文自己一样，认为孙文的“勇”来自《圣经》。就是说，无论当局者的孙文，或是旁观者兼长期“死对头”的谢缵泰，均认为孙文革命的念头、勇气与行动的毅力，皆源自《圣经》。

《圣经》，用国人熟悉的东方词语说，何来此“无边法力”？——“哪怕‘人的儿子’之来到这世上都是为了侍人，而非侍于人，并献出他的生命来赎救众人”（笔者意译马可10:45）。既然“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自然就勇猛无比了，勇猛到鲁莽、盲动的程度。君不见，1895年孙文信心百倍地发动乙未广州起义，只缘看到团防的一些弱点：1883年秋，清朝政府遣派方耀到香山县的濠头乡检阅团防。由于香山官府过去一直虚报兵额，以便中饱私囊，接命后慌忙向各乡招募壮丁冒充兵勇。陆皓东与同村多人应征参加，但更多的应征者是烟鬼、乞丐，以至检阅时队伍不整，放枪时参差不齐，丑态百出。陆皓东回到翠亨村后，将检阅经过告诉孙文，两人皆认为以清朝军队之腐败，只消五六十名健儿便可夺取虎门炮台。虎门炮台可是大清帝国的边防要塞！以此类推，“敢死队三千人”肯定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夺取广州。继而在1895年3月16日，孙文与杨衢云等商议起义计划时，孙文说：“发难之人贵精不贵多，人多则倚赖而莫敢先，且易泄漏，事败多由于此。当太平天国时，刘丽川以七人取上海，今广州防兵之众，城垣之大，虽不可与上海同日而语，然以只有敢死者百人奋勇首义，则事便可济。”刘丽川者，上海名“小刀会”的首领。香港的黑社会头目看准孙文这一弱点，于是假称可以提供“敢死队三千人”以骗财，广州的黑社会头目也讹说在起义当天将组织大批绿林散勇配合来自香港的主力部队作战，其实两批人马都是子虚乌有，孙文“扑通”一声就同时掉进两个陷阱！后来在1913年孙文不顾一切地发动“二次革命”试图倒袁，1922年迫不及待地“北伐”以求统一全中国，其中鲁莽、盲动都是部分原因。细细咀嚼章太炎对孙文“有勇如螭”的评价，其中“有勇无谋”的味道可真不少！孙文也有自知之明，坦言自己大半生的行事方式是“冒险猛进”——如此坦率，确实天真烂漫！

天真烂漫得让当代人诸如笔者对孙文有时候说话的态度也难以接受。笔者通读完孙文的全部著作之后，发觉都是他训人的时候多，虚心候教的时候少。一副《圣经》式的救世主姿态，自以为是。这就难怪章太炎对孙中山有如下的评价：“公之天性，伉直自圣。”“自圣”？孙文自以为“献出生命”来“赎救众人”，就难免“自圣”了。章太炎又说孙文“受谏则难，而恶方命”。“恶方命”？怎么这样不谦虚？孙文自以为舍生救人，结果竟然有人拒绝被救！其实，孙文也有不耻下问的时候，最显著的例子是他在著述期间需要准确地引经据典时，就频频向人请教了（详见本书第四章）；关于这一点，总算孙文同样有自知之明。

在此必须强调的是，笔者对孙文的态度是“不以人废言”。窃以为孙文有道理的话值得后人琢磨、参考甚至实践，所以笔者才花这么大的精力研究孙文革命思想的形成与成熟过程，并借本书公之于世，伫候贤达教正，共同繁荣中国的近代思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