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隐喻《易经》原旨对孙文的影响

孙文又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日人称吾党为革命党，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可也。”就是说，他受到日本人言辞的启发而醒悟，他的造反与《易经》所言“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一语，不谋而合。从此，他就同时以《易经》作为他革命念头与行动毅力的依归。《易经》是中国最古老的典籍之一，是最深邃的经典，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但是，几千年来读过《易经》的中国知识精英不知凡几，为何单独在孙文身上起到如斯作用？这是否因为孙文早已先入为主地内化了《圣经》的原旨，包括“忘我奉献”般的“侍人”精神？

把“侍人”与“应乎人”相比较，窃以为“应乎人”是相对地被动的：夏朝与商朝的末代君王非常残暴，以致民不聊生，汤王和武王才举行革命，救民于水火。但是孙文“侍人”的宗旨则是主动的：他想到革命成功以后，必须采一劳永逸之计，在平时就竭力增进民众福祉，不断提高他们的生活水平，避免再次发生民不聊生之事而导致又一次革命。关于这一点，孙文在其1912年1月1日就职临时大总统的誓词中就说得很清楚：“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见图1.1）

图1.1 临时大总统誓词“谋民生幸福”（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藏）

同样清楚的是，孙文为了避免内战，在争取袁世凯同意支持其共和国政体之后马上让位给他，之后又立即投入全国铁路的建设大业，最后苦苦构思三民主义。一句话：孙文因应《圣经》原旨“忘我奉献”般“侍人”，结果在行动上超越《易经》那较为被动的“应乎人”而主动地“侍人”。用中国人习惯的语言来说，“侍人”就是“为民”。孙文“替天行道”的最终目的正是为了主动地“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