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 企业家精神

正如熊彼特所说：“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经济变化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就不是也不可能是一成不变的”（Schumpeter,1942:82）。几乎没有其他任何国家或任何时候比日本明治维新和二战后的峥嵘岁月更加适合这样的表述。当时日本从商业和市场到社会习俗和制度等领域都存在熊彼特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破旧立新不胜枚举。这个过程的核心特征是企业家精神的出现。

企业家精神就其本质而言是指愿意做“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任何一位投入到全新而陌生事业中去的人，都会受制于知识和资源的贫乏。因此，他必须力求获得必要的技术、资金和人力资源，规划好生产过程、销售渠道和供应来源，并找到组织经营的方法，从而生产出产品。也就是说，他必须创新，不管预期这个过程多么耗时、代价高昂和难以应付。愿意挑战这种重任，正是企业家精神的本质。

其他相关的障碍包括与任何初创企业相伴相生的不确定性和风险。不确定性可能在于科学技术方面，例如不知道是否能解决技术上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问题；也可能在于经济方面，例如无法预知新产品的需求有多大；也可能在于社会方面，例如社会可能会对初创企业持怀疑甚至敌视态度；甚至可能在于政治方面，例如政府可能会试图阻止成立新的、有风险的企业，因为在它看来，这可能会引起混乱。因此，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假设大多数人都是风险厌恶者，他们不会选择投身于这种不确定的事业。尽管如此，必定还是有一些愿意挑战风险的人——他们相对而言更愿意冒险，或者在主观上对成功可能性有较佳的预期。

熊彼特（Schumpeter,1942）特别强调企业家作为创新活动承担者的作用，而奈特（Knight,1921）则强调企业家是风险承担者，尽管这两种作用在现实中几乎不可分离。熊彼特和奈特都意识到企业家数量有限，而一个社会能产生多少企业家，即使不是经济发展的唯一因素，起码也是关键因素之一。例如，奈特认为“一个社会的高素质企业家供应量是决定生产单元数量和规模的主要因素之一”（Knight,283）。

马歇尔（Marshall,1923:645）的观点大同小异：“学者和商人共同成就了科学的进步：在实践方面主要依靠那些商人，他们敏于创造或接受新想法，能将它们付诸实践，承担亏损的风险，并一而再、再而三地改善它们。”虽然他没有使用“企业家”一词，但是他明确地暗示，在经济发展中，企业家的存在是必不可少的。

在日本，几乎每一个行业都涌现出大量的企业家，尽管（或由于）日本与西方有着巨大的技术差距，而且新机遇变化无常。明治维新后，许多前日本武士（samurai）失业了，相对而言他们曾受过良好教育，此时便转变为锐意创新的企业家（参见第4章）。二战结束初期，商业风险仍非常高，但引进新技术的机会依然存在。许多企业家迫不及待地冒险创业，辛勤劳作，通过创新发展企业。索尼公司（Sony）的井深大（Ibuka Masaru）和盛田昭夫（Morita Akio），以及本田公司（Honda）的本田宗一郎（Honda Soichiro）和藤泽武夫（Fujisawa Takeo）都已威名远扬。名气稍逊的企业家包括纺织业的近藤（Kondo）和都筑（Tsuzuki）。在一些二战后幸存下来的企业中，其管理者承担起企业创新和投资的重任，例如川崎制铁公司（Kawasaki Steel）的西山弥太郎（Nishiyama Yataro）。本书自始至终会反复谈到，若非企业家精神随处可见，日本的产业不可能快速赶上西方。

企业家与纯粹的经理不可混为一谈。奈特和彭罗斯（Penrose）指出了它们之间的差别。彭罗斯认为，“企业家的工作与经理的工作明显不同，后者的工作涉及执行企业家的理念、提议，以及对当前的企业运作进行管理”（Penrose,1959:31）。

经理的这种管理能力在产业发展中必不可少，因为在引入创新和进行投资之后，必须有人管理企业才行。企业必须获取财务资源，必须招募、培训、组织和激励员工；也许还要掌握与本国政府和军队乃至与外国企业和政府打交道的公关技巧；另外还要创建公司制度和内部劳动制度，并随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它们。因此，如果没有足够的企业和适当的劳动制度，经济就无法持续增长，日本发展过程中管理方面的情况是第4章和第5章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