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先声·先行·先导

——论西学东渐先驱郑观应的精神品格

王杰[7]

近代香山，借澳门之地利，得西学之先风，人才辈出，领华夏风骚。郑观应、孙中山乃是时代的佼佼者。

研究郑观应，荦荦大端者，尤在其思想的发蒙与精神的引领。郑观应无愧为引领西学东渐的思想先驱。这里讲的西学，包括思想取向、价值理念，以及治世处事等观念意识。西学东渐是一个过程，其核心价值就是比鉴世界，追赶文明潮流。郑氏一生事功，体现于先声、先行、先导的精神品格——他不仅是西学东渐的启蒙大师，还是躬身商战的巨匠，又是中体西用的引领者。

先声：《盛世危言》振聋发聩

郑观应的“先声”，饱含着爱国、忧患、担当精神，体现于其以心血撰就的《盛世危言》。

他的爱国、忧患、担当精神，激发于特殊的阅历。三乡与澳门近在咫尺，1842年郑观应出生的时候，中西文化已经在澳门碰撞、交汇了近300年。近水楼台，耳濡目染，不能不给少年郑观应以“海外奇谈”的视野。咸丰八年（1858年），16岁的郑观应，童子试未中，即奉父命远游上海，弃学从商，随叔父郑廷江（时任上海新德洋行买办）“供走奔之劳”。其时，距上海开埠（1843年11月17日）已有15年，中外贸易中心逐渐从广州移到这里。郑观应得以在中国发达的港口耳闻目睹，忧患意识日渐强烈。难能可贵者，郑观应作为一介科举的落榜者、一名十里洋场的打工者，负起担当的精神，以拓荒者的身份，观察时局，比鉴东西文明落差，并于工余时间将心得写就，又投稿《申报》[8]发表，以扩大影响。

同治十二年（1873年），郑观应将20余篇时论集成《救时揭要》刊印，此乃郑观应早期思想的实录。他在《自序》中自述其写作缘起：“又复触景伤时，略陈利弊，随所见闻，频登《申报》，更伸鄙臆，撰成是编。”[9]后来他在《易言》（36篇本）自序中又作补记：“往余于同治庚午、辛未间，端居多暇，涉猎简编，偶有所见，随笔札记。内之积感于寸心，外之眷怀于大局。”[10]“同治庚午、辛未间”为1870－1871年，郑观应年近而立，思想渐趋成熟，所阐释撰述《救时揭要》之因由，当亦切合实情。报纸发文，辑书刊行，使青年郑观应在社会上先声夺人，赢得了相当的声誉。

光绪六年（1880年），38岁的郑观应编定刊行《易言》。《易言》（20篇本）自序称：“庚申之变，目击时艰，凡属臣民，无不眦裂。每于酒酣耳热之下，闻可以安内攘外者，感触于怀，随笔札记。历年既久，积若干篇，语焉不详，未尝敢以论撰自居。而朋好见辄持去，杂付报馆，又阑入近人所刻《闻见录》中。”[11]他在书中提出一系列以国富为中心的内政改革措施：主张向西方学习，实行政治制度的变革，效仿西方议会制度，实现君主立宪；翻译西方富国强兵的书籍，广泛传播于天下，方便国人学习；倡行采用机器生产，加快工商业发展，激励商民投资实业，鼓励民办开矿、造船、铁路；对华洋商税赋不平等表示强烈不满，提出“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遏来源”的保护性关税政策。

1894年，郑观应52岁，是年刊行的《盛世危言》，旗帜鲜明地提出“富强救国”的主题，对政局、经济、军事、外交、文化等方面的改革提出自己的方策。他在《凡例》中痛陈：“今中日战后，时势变迁，大局愈危，中西之利弊昭然若揭。”从31岁到38岁再到52岁，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再到集大成的《盛世危言》，历时20余年，书稿几易其名，可见郑观应为了“先声”，披肝沥胆，用心良苦！

《盛世危言》横空出世，轰动朝野，一时洛阳纸贵，思想启蒙之潮流渐次汇成，一批批有志救国者应运而生，乘时奋起。

先行：“以商立国”，躬身践行

郑观应的先行，以躬身从商垂范。他的先行精神，感悟于自身的实践，又以耕耘者的角色，呼吁商战，言与行俱。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从事近代实业开拓、经营、管理的实业界先驱。

在广东，农业与“商”字相关联，始见于明朝中叶以后。其时与香山相邻的南海、顺德、番禺一带兴起了桑基鱼塘模式。及至清代，珠江三角洲已普遍实现农业商品化。但是，香山是大沙田地区，除了与顺德毗连的少数区域外，基本上还是以种植稻米为主。郑观应生活的年代亦然。农业无“商”，土地便困住了农民。

少年郑观应一到上海，便与商业联姻。先是亲友介绍入英商宝顺洋行任职，旋被派赴天津考察商务。1860年返沪后掌管洋行的丝楼，兼管轮船揽载事务。同时进入英人傅兰雅所办的英华书馆夜校学英语，始对西方政治、经济知识产生兴趣。他曾充当英商宝顺洋行、太古轮船公司买办，后在上海机器织布局、上海电报局、轮船招商局、汉阳铁厂和商办粤汉铁路公司等任高级职务。其间，他投资兴办了贸易、金融、航运、工矿等企业，是一个从买办转化的民族工商人士。1878年，直隶总督李鸿章札委郑观应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80年正式委派其为织布局总办，旋又委其为上海电报局总办。1882年，郑观应与太古洋行聘期届满离职，受李鸿章之聘，出任濒临破产的轮船招商局帮办，任上拟“救弊大纲”十六条，从得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增加盈利、降低消耗等方面提出系列建议并付诸实施。为制止洋行的削价竞争，他亲与太古、怡和二洋行交涉签订齐价合同。在他的治理下，轮船招商局的营业额和股票市值大幅提高。1883年10月，李鸿章擢升郑观应为轮船招商局总办。如此罗列郑氏的履历，旨在说明其提出的以“商战”止“兵战”、变“以农立国”为“工商立国”、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思想其来有自。

他提出的“商战”理论，见解独到。郑观应认为西方列强侵略中国的目的是要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取材之地、牟利之场”，遂采用“兵战”和“商战”两手来对付中国，而商战比兵战的手法更为隐秘，危害更大：“兵之并吞祸人易觉，商之掊克敝国无形。”他主张“西人以商为战，……彼既以商来，我亦当以商往”。强调“我之商一日不兴，由彼之贪谋亦一日不辍”。唯有以商立国，以工翼商，“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郑观应呼吁商战，言与行俱，他是一位名副其实的实业界先驱。他对近代实业的开拓、管理，以及由此积累的经验，是先行商务实践的体悟，升华了其商战理论，使他的理论更接地气，从而更具底气。

先导：“富强救国”，鞠躬尽瘁

郑观应的“先导”，既具勇立潮头的风采，又以使命感的精神，展现播种者的英姿。

《盛世危言》问世，可谓恰逢其日，正值其时。洋务干将张之洞读完《盛世危言》，评点道：“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谓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朝野人士争相赠阅，求书者络绎不绝，以至一印再印，仍不敷需求，连科场考试也常以书中所谈时务为题目。礼部尚书孙家鼐将此书推荐给光绪皇帝，光绪读毕赞叹不已，诏命分发大臣阅读。这部著作不仅影响了当时的思想界，而且惠及后世，康有为、孙中山也颇受此书影响，毛泽东年轻时也经常阅读《盛世危言》。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不可忽略的是，近现代史上的两位中国伟人孙中山和毛泽东，都从《盛世危言》中吸取了思想营养。该书问世期间，孙中山亲自携带《上李傅相书》赴上海，诚请郑观应润色并代为推荐。1936年，毛泽东向斯诺回忆道：“我读了一本叫做《盛世危言》的书，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它。作者是一位老派改良主义学者，以为中国之所以弱，在于缺乏西洋的器械——铁路、电话、电报、轮船，所以想把这些东西传入中国。”“《盛世危言》激起了我想要恢复学业的愿望。”

可以想象，在甲午战败这一特殊的年头，救亡成了国人共同的心声，而《盛世危言》导引了多少热血志士，历史难有记录。但是，它导引起救亡的热潮，这是不容置疑的。

近代中国，多灾多难，濒临深渊。华夏民族于万劫之中得以复生，正是因为有一批批的郑观应。他们先天下之忧而忧，以爱国、救国、担当、牺牲为己任，以使中华民族跻身世界民族之林为使命，前赴后继，百折不回，从而唤醒了国民，激励了国民，实现了愿景。先贤们的先驱精神品格，乃是中华民族最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正是我们中华复兴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