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1894年前后的孙中山与郑观应

李吉奎[12]

1894年，孙中山开始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其标志性行动，先是上书李鸿章，上书目的未能达到，随后赴檀香山组织革命团体兴中会，从事民族民主革命，从此揭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一般而言，因上书失败，深感失望，转而要推翻清王朝，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然而，孙中山在其论著、演讲中，完全回避了这次上书和与上书有关的重要人物郑观应。由于孙、郑二人都不谈对方，长期以来研究孙中山的这段历史，只能依靠第三者提供的资料。自从1980年沈渭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刊出《一八九四年孙中山谒见李鸿章一事的新资料》以后，人们对这次上书有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了解。尽管如此，在1894年前后，孙中山与郑观应两人的关系仍然不甚清楚，值得深入发掘研究。

向社会名流、权贵上书，以求提携，是中国士人的传统。孙中山入世之初，也不例外。在上书李鸿章之前，1890年，孙中山曾致书退休在家的郑藻如[13]。就我们目前所了解的情况，孙中山上书郑藻如，是通过郑观应完成的；而孙中山认识郑观应，则是通过陆皓东的介绍。1886－1892年间，长期在上海活动的郑观应，回到南方，大体上是在澳门、广州养病或著述，偶尔也处理一些有关招商局的事项。陆皓东的嗣孙后来谈到：郑观应曾与陆皓东的父亲陆晓帆合资经营生意。陆皓东离开翠亨后，曾在上海电报局任译员。而郑观应曾参与创办上海电报局，又是上海广肇公所重要成员，因此对陆皓东知之有素。1890年，陆皓东自上海电报局请假回乡结婚，此时郑藻如也在香山。郑观应编撰《盛世危言》准备付刻，请郑藻如加以订正。机缘巧合，郑观应在认识孙中山后，将其介绍给郑藻如，并转交了孙中山写给郑藻如的信。这封信，对受函人在乡改良农桑、禁烟等业绩大加赞扬，并劝他利用自己的地位，发展教育，以为各地楷模。郑藻如对此函有何表态，如今已不得而知；此函是否经过二郑润色，亦无从了解。不久此函被刊载在澳门《濠头月刊》第14、15期合刊上。[14]此时孙已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在澳门当医生。

孙中山有关效西法，振兴农桑、禁烟、发展教育的主张，在1891年前后，又在《农功》一文中继续阐述。关于《农功》是否为孙中山所写，说法不尽相同。据戴季陶说，孙中山在生前曾对他说过，《盛世危言》曾收录他的两篇文章。陈少白相信其事，并指出其中一篇论及农业。到了冯自由那里，《农功》为孙所作已是板上钉钉，所以黄彦在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时，予以收入，详加解说，认为它最初当是由孙中山执笔，再由郑观应酌加修改后辑入《盛世危言》。不过，事情并未了结。夏东元认为，孙、郑在富强救国问题上基本同调，在中西医学方面也有共同语言，“因此，郑观应的《盛世危言》所收《农功》篇中，对这位‘孙翠溪西医’就很推崇，说孙中山‘颇留心植物之理’，‘犹恐植物新法未精，尚欲博学欧洲，讲求新法，返国试办’。郑观应并且热心地给予帮助。1894年6月，孙中山要到总理衙门办护照出国考察，并打算乘便上书李鸿章，幻想通过李鸿章来实现他的救国主张。郑观应写信把孙中山介绍给盛宣怀请求转荐。”[15]这段文字虽然没有展开论述，但实际上否定了孙中山与《农功》的写作关系。夏教授的学生易惠莉女士在其师观点的基础上予以展开，上升到著作权的高度，“认为《农功》篇当系郑观应所作”。她还指出，“从《易言》三十六篇本及《盛世危言》五卷本的编辑体例看，非郑观应本人作品均以附录辑入，郑观应没有必要对《农功》篇作例外处理”。[16]否定孙中山作《农功》，但并不否认孙郑往来，及某些观点彼此间有相互影响的可能性。至于其他说法，更不值得一提了。[17]用郑观应方面的资料来说明《农功》完全出于郑观应手，自是有理，但完全漠视孙方资料，从辩论角度来说，是坚持一面之词了，事实上并不曾解决问题。在双方都无法找到新的证据的情况下，最好的办法是参照1917年出版的《中国存亡问题》，孙中山、朱执信各自的文集都可以收进去，并行不悖，世人亦不必费辞。

说到郑观应在《农功》篇对孙中山的介绍，两种版本提法不同，值得注意。《盛世危言》1892年2月在广州成稿；1894年春，由宏道堂刻成五卷本；1895年，在增加篇数后刻成十四卷本。在提到孙中山时，五卷本称：“今吾邑孙翠溪西医，留心植物之理。”十四卷本则谓：“今粤东有业西医者，留心植物之理。”如果不参比，一般人不会注意它们的不同，为什么会有这种改动？笔者臆测，十四卷本《盛世危言》开刻《农功》时，即使尚未发生广州起义之举，郑观应也知道这位孙医士要出事了。为什么？据陈少白所记，孙中山从檀香山回到香港后，成立香港兴中会，准备在重阳发动起义，“在正月十几，（孙）又要我到上海来找郑陶斋（指郑观应），当时还有一两个人也找回去帮忙。”[18]孙中山邀请郑观应回广东，是参加反清起义，这是要杀头抄家的勾当，郑观应还有不害怕的？其自保之道，便是与孙中山切断联系。所以再刻“危言”，文字上便不能不检点。“吾邑孙翠溪西医”，变为“粤东有业西医者”也就不难理解了。

在1894年6月赴天津上书之前，孙中山是下了一番工夫的，这便是准备上书文稿找门路，以及托人写介绍信。介绍信是请在广州赋闲的原澳门海防同知魏恒写的，此前孙医士曾治好他的痔疮。介绍信是经“沪堂教习唐心存交盛宣怀的堂兄弟宙怀转交的。到了盛宣怀案头的，除了魏恒和盛宙怀这两封信同一封套外，尚有郑观应给盛宣怀的推荐信。以上三封信，盛宣怀在两个信封上分别注‘孙医士事’”。可见他是看过这三封信的。比较起来，郑观应的推荐信写得最为热情明白。信的主要部分如下：“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一白其胸中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俾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又补充道：“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农务，艺成而后返中国，与同志集资设书院教人；并拟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俾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给游学执照，以利遄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19]按理说，孙中山赴上海之前，陈少白曾帮忙修改《上李鸿章书》，了解此行的重要性，但在他的回忆中，完全不提请魏恒开介绍信之事，却讲到孙中山在上海找到郑观应，并在郑宅遇到了王韬，王韬帮忙修改上书，并写信给李鸿章幕府的“老夫子”（文案），托他转呈上书。他未说这老夫子是谁，后来有人明指为罗丰禄、徐秋畦，但未详写资料来源，是真是假，无法判断。但是，可以肯定的是，有了盛宙怀、郑观应的介绍信、推荐信，可以由盛宣怀直转李鸿章，孙中山还用得着其他人吗？所以，孙中山到天津上书，其经过仍有许多不明之处。

根据陈少白记载，这篇上书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20]。从当时形势来考察，李鸿章是否花时间看过这篇上书都成问题，更遑论接见了。所以陈少白接着便说，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了上海。但是民国以来，有几个材料言之凿凿地说，孙中山见到李鸿章之后，如何如何地谈话，甚至连严肃的历史学家黎澍先生也认为：“因此孙中山在中日甲午战争前夕以上书求见为名，劝他参加造反，而他鉴于年老力衰，不能大有为，还说‘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惟君是赖，余必为君之后援’云云，是完全可能的。”[21]问题是，孙李并未见面，怎么会有谈话的内容呢？如果真有李鸿章愿为后援的承诺，孙中山在密谋重阳起义时，就不会不派人去联络，以致失此后援。

对于此次赴北洋上书及其失败的经历，孙中山讳莫如深。早在1892年，港督罗便臣曾将孙中山、江英华推荐给李鸿章，李答复可来京候补，每人暂给月俸五十元，并欲授二人“钦命五品军功”。他们曾到广州领牌，但总署要他们填写三代履历等，方得准领。孙等对此不满，回到香港。据江英华对来访者说：“此事外人知之者绝鲜，总理亦不喜对人言。”[22]事同此理，孙中山对上书之事，不但完全回避郑观应的推介，也完全回避了上书李鸿章之事。而且，故意把上书之事弄得颠倒错乱。他有这么两段记述，可以证明上说非虚。

孙中山在《伦敦被难记》中，讲到兴中会成立后，“此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九重之或一垂听，政府之或一奋起也”。等到甲午战败和议告成，清政府禁止变法条陈，“吾党于是慨然长叹，知和平之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23]从上书、兴中会成立，到1897年春《伦敦被难记》出版，也就是两年多一点时间，怎么会有这种错乱记载呢？兴中会成立后，它有什么行动可以证明其“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呢？而且，战争期间是否有过所谓“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利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之举呢？如果真有过这个上书，这个“吾党”也不是孙党，而是康党。

或者有人会说，上述这些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而且是康德黎写的，他不了解情况。但是，下面这些话，就不能另有说辞了。孙中山在《孙文学说》“有志竟成”中写道：“及予卒业之后，悬壶于澳门、羊城两地以问世，而实则为革命运动之开始也。时郑士良则结纳会党、联络防营，门径既通，端倪略备。予乃与陆皓东北游京津，以窥清廷之虚实；深入武汉，以观长江之形势。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24]郑士良本三合会人物，至于在1894年以前是否联络过防营（省防军），既无资料可以证明，也无资料可资否定。至于在澳门、广州行医是否已可作孙中山“革命运动之开始”，因资料缺失，难以证明。人们所知的是，这时他亟于上书求见李鸿章，欲“一白其胸中之素蕴”。这“素蕴”，郑观应是了解的，所以不惜函介，以期玉成。恰好，孙中山在这段文字中“忽略”了孙中山上书和郑观应函介的事。此前，孙中山已“开始革命运动”了，怎么还要去求李鸿章呢？所以要“忽略”它。孙中山说他去过北京、武汉，1897－1898年间，对宫崎滔天还说他在海州盘桓了七八天，有人相信，也有人认为羌无故实。政治家为追求某些效应，编造一些史实，不足为奇，即与孙中山在前揭文字中，说“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创立兴中会”一样，1894年创立兴中会时，他何时去过美洲，又是何时“中止”的呢？人们所知道的记载是，孙中山第一次美洲之行是在1896年6月。可见，当事人的记载也未必可信。

陈少白讲到孙上书失败后，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郑观应看见了，就替他想办法，到江海关（上海海关前身）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船到檀香山去了。这里说的是郑观应替孙在江海关办护照，赴檀香山是从上海出发。但也有异说，邹鲁的《中国国民党史稿》说护照是总署办的。此说若可信，则上书多少起了点作用。但难道真有两个护照吗？另外，孙科说，兴中会在海外正式成立，系在甲午战争爆发以后，当时总理携同眷属，从香港到檀香山。[25]这些与陈少白不同的说法，可以说无关宏旨，当然能明确最好，因为它毕竟是孙中山历史的一部分。兴中会成立于1894年11月24日，据《孙文学说》自叙，“在檀鼓吹数月，应者寥寥”。如此说来，离沪赴檀，当在八九月间，方合“数月”一说。

陈少白是孙中山早期从事反清最密切的同志，他的回忆录《兴中会革命史要》，长期以来是研究兴中会历史的主要参考资料。其中一些记述，已有资料证明是不准确的。比如说孙中山离开上海时向郑观应借了四百元钱，并未归还，郑观应去世前将借条烧去之类的话，是否属实，也是问题。但总体而言，研究兴中会历史仍然少不了它。《兴中会革命史要》这个小册子，是陈少白应国民党党史会邵元冲之请而写的，但并未全部用上。

孙中山入世之初，人际关系还比较简单。一个青年人，出于救国济世之心，希望通过改革以振兴社会、寻求知名人士的支持，这是很正常的现象。目的未达，对朝廷产生恶感，原来已萌发的反清意识成了思想上的主流，进而结会反清，以图建立新国，这种历程，无疑也是合理的。在这个转变关头，郑观应诚然是一个关键性的人物。但是自孙中山离开上海后，孙郑彼此都不再提及对方；相反，郑观应与康有为、梁启超关系转密。显然，郑观应已将孙中山排除出朋友圈。入民国以后，二人经常同城而居，但也再无往来。这就无怪乎1922年郑观应去世后孙中山无所表态。由交密到视同陌路，个中应有原因，从治史角度而言，仍是值得进一步探讨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