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9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汉族，临川人（现江西省抚州市），北宋著名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改革家。生于宋真宗天禧五年，卒于宋哲宗元祐元年，由于被封为荆国公，后人常称他为王荆公。官至司空、尚书左仆射、观文殿大学士、镇南军节度使。他去世后被追赠为太傅，谥曰文，享年65岁。

王安石既是政治家、文学家也是思想家，他的思想理论多被人统称为“荆公新学”。王安石将他的思想录述在多种书籍及文章中，其代表性作品有《周官新义》及《字说》，这些著作也成为后来新学学派的主要理论依据之一。

提到王安石，就一定会让人想到“熙宁变法”。因为北宋的一职多官政策，官僚机构庞大而臃肿，加上“养兵”政策和大兴土木，国库早已入不敷出（冗官、冗员、冗费），改革迫在眉睫。这时王安石代表新党站了出来，他提出了一系列新法，例如政府通过给农民放贷来收取利息，裁掉大部分不必要的官员等以解决国库亏空的问题，史称“王安石变法”或“熙宁变法”。王安石的变法思想是基于他的儒家思想，吸取其他学说而形成的。王安石在十六岁时随父亲到达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便开始学习各类儒家典籍。王安石认为，董仲舒所提出来的天人感应是不对的，他在熙宁变法中反对“天人感应”的主张被总结为“三不足”之说中的“天变不足畏”。而后，王安石教育当时的读书人，需要抛开汉儒的引导，自己发现经典的本意。在他的想法中，“读经而已，则不足以知经”。即想要了解、通晓儒家典籍的意义，需要阅读其他流派的文章以及其他学科的书籍，如《素问》《本草纲目》等书。王安石除鼓励阅读其他学说的书籍外，对那些旧有的因循守旧的“俗儒”也进行了批判。在他的观念中，儒家也是要根据时代而演变，从而达到他在《万言书》中所说的“夫在上之圣人，莫如文王，在下之圣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为变革，则其事盖如此矣”。在有人反对佛教思想时更是提出了“善学者读其书，惟理之求！有合吾心者，则樵牧之言犹不废，言而无理，周、孔所不敢从”的言论。王安石曾作《淮南杂说》，人皆以为是见到了《孟子》，可以看出王安石的思想受到了孟子的很大影响。在学术渊源上，梁启超认为，王安石“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并且肯定王安石的思想源于传统的经学。他认为，王安石在经学上的成就可以与董仲舒和刘歆媲美。同时，梁启超还指出，王安石的学术思想与其政治实践是一致的。王安石的整体思想是务求实际，避免虚无，在其对于商鞅的评价中，尤其体现了这一思想。王安石认为当时的人不能非议商鞅，商鞅能让命令必定行使。这种思想也使得王安石在推行新法的时候，没有仔细辨别是不是真心为了新法，导致变法失败。

王安石在变法过程中有许多政敌，其中之一便是苏东坡。因为两人不但分属两个政治营垒，又是上下级关系，而且彼此之间还有纠缠不清的私人恩怨。

苏东坡一入仕途就陷入了新旧党争，他的父亲和弟弟、他敬爱的朝中元老、他的亲朋好友，几乎无一不是站在旧党一边的。当然，更重要的是苏东坡本人的政治观念与新法南辕北辙，他的学术思想也与新学格格不入，忠鲠谠直的他不可能违心地对方兴未艾的新政沉默不言，他势必要成为新党的政敌，也势必要与新党党魁王安石发生冲突。

苏洵与王安石素不相协，嘉祐年间苏洵以文章名动京师，王安石却未有一言褒奖。王安石的母亲去世，朝中大臣纷纷前去吊唁，苏洵独不前往。但苏东坡对王安石的文才非常赞赏，曾称王安石所撰的《英宗实录》为本朝史书中写得最好的。

苏东坡对王安石好为大言诡论的行为非常不满，曾在祭刘敞的祭文中予以讥刺。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苏东坡上疏论贡举之法不当轻改，神宗非常重视，当天就予接见。然后又想让苏东坡修中书条例，王安石阻拦并力荐吕惠卿。同年，苏东坡为国子监举人考官，策题以历史上君主独断或兴或亡之事为问，王安石大为不悦。神宗又想让苏东坡修起居注，王安石却说苏东坡不是“可奖之人”。神宗说苏东坡文学出众，为人亦平静，司马光、韩维等大臣都称道之。王安石则回答说苏东坡是“邪险之人”，还说1066年苏东坡遭父丧时，韩琦等赠送赙金不受，却利用运丧的官船贩卖苏木入蜀，并说此事人所共知。所以苏东坡虽有才智和名望，但只能当个通判，不可大用。

然而王安石却绝非奸佞小人，他与苏东坡的矛盾仅仅是政治观念的不同，为了推行新政，王安石当然要打击、排斥反对派，但也仅仅是将其降职或外放，并未罗络罪名陷害对手，也从未企图将对方置于死地。甚至，当“乌台诗案”发生时，已经辞官的王安石还挺身而出上书皇帝，营救朋友兼政敌苏东坡，直言“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要知道王安石与苏东坡长期政见不和，而苏东坡却正是因为抨击新政而罹祸，王安石却能摒弃私见主持公道。更何况，当时不但苏东坡本人已经屈打成招，就连许多亲朋好友都噤若寒蝉，无人敢为苏东坡说一句话。而王安石这时却是一个被皇帝和百官厌弃的人，此时他受尽攻击遍体鳞伤，又痛失爱子家破人亡，一人孤独在家独守贫寒，在这种情况下他还能冒险为苏东坡申冤。正因为个人品德高尚，所以他可以不顾个人好恶宁肯冒着危险，在自己失势的情况下仍然挺身而出为苏东坡向皇帝直言鸣冤，真可谓高风亮节！

同样，苏东坡对王安石的不满也仅仅限于政治观念上，他不但在王安石落难之后写诗给他，说“从公已觉十年迟”，而且在代宋哲宗所拟的敕书中，高度评价自己的这位政敌，说正因为天意要托付“非常之大事”，才产生王安石这样的“希世之异人”，并称赞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期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

此外，王安石的品行不论是他的敌人还是朋友都十分敬佩。王安石质朴、节俭、博学多才，在当时士大夫中有极高威望，且是历史上唯一不坐轿子不纳妾，死后无任何遗产的宰相。

在文学上，王安石具有突出成就。其散文简洁峻切，短小精悍，论点鲜明，逻辑严密，有很强的说服力，充分发挥了古文的实际功用，名列“唐宋八大家”；其诗“学杜得其瘦硬”，擅长于说理与修辞，晚年诗风含蓄深沉、深婉不迫，以丰神远韵的风格在北宋诗坛自成一家，世称“王荆公体”；其词写物咏怀吊古，意境空阔苍茫，形象淡远纯朴，营造出一个士大夫文人特有的情致世界，有《王临川集》《临川集拾遗》等存世。

《游褒禅山记》

褒禅山亦谓之华山，唐浮图慧褒始舍于其址，而卒葬之；以故其后名之曰“褒禅”。今所谓慧空禅院者，褒之庐冢也。距其院东五里，所谓华山洞者，以其乃华山之阳名之也。距洞百余步，有碑仆道，其文漫灭，独其为文犹可识曰“花山”。今言“华”如“华实”之“华”者，盖音谬也。

其下平旷，有泉侧出，而记游者甚众，所谓前洞也。由山以上五六里，有穴窈然，入之甚寒，问其深，则其好游者不能穷也，谓之后洞。余与四人拥火以入，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尽。”遂与之俱出。盖余所至，比好游者尚不能十一，然视其左右，来而记之者已少。盖其又深，则其至又加少矣。方是时，予之力尚足以入，火尚足以明也。既其出，则或咎其欲出者，而余亦悔其随之而不得极夫游之乐也。

于是余有叹焉。古人之观于天地、山川、草木、虫鱼、鸟兽，往往有得，以其求思之深而无不在也。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者，可以无悔矣，其孰能讥之乎？此余之所得也！

……

熙宁变法

宋神宗时期，王安石发动的旨在改变北宋建国以来积贫积弱局面的一场社会改革运动。变法自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开始，至1085年（北宋元丰八年）宋神宗去世结束，故亦称熙宁变法、熙丰变法。

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历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既得利益集团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1085年（北宋元丰八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