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
司马光砸缸，其实砸的是一种观念。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省夏县）涑水乡人，自称西晋安平献王司马孚之后，世称涑水先生，后称司马温公。北宋政治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1038年（北宋宝元元年）中进士甲科，签苏州判官事，一年后由于父母相继亡故而丁忧。降（jiàng）服后（居丧结束后），签武成军判官（滑州）（今河南省滑县），任职两年。后经连襟之父枢密副使庞籍的推荐，入京为馆阁校勘，同知礼院，在京城任官十年。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庞籍知并州兼河东经略，司马光改并州通判。1057年（北宋从嘉二年），司马光代庞籍巡视边地，主张在麟州筑堡失败损兵折将，庞籍因事获罪，司马光引咎离开并州，任职开封府推官。两年后改修起居注、判礼部。宋仁宗末年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同知谏院。1061年（北宋嘉祐六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
司马光立志编撰《通鉴》，作为统治者的借鉴。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撰成战国迄秦的《通鉴》8卷上进宋英宗，英宗命设局续修，并供给费用，增补人员。宋神宗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之序。王安石在宋神宗的支持下行新政，司马光竭力反对，与王安石在帝前争论，强调祖宗之法不可变。神宗命他为枢密副使，但司马光坚辞不就。
1070年（北宋熙宁三年），自请离京，以端明殿学士的身份前往陕西永兴军担任知军一职，这是他在三十年仕途中第一次出任亲民官主官，此前在地方仅任过佐贰官与幕职官。之后神宗问司马光陕西民间的状况时，司马光说：青苗法和助役法这两项新法危害陕西（永兴军是陕西的一部分）地区，是当地的祸害，而对此神宗回答道：“助役法只行于京东（不包括陕西）和两浙一带，而雇人充役的做法，则已经在越州推行。”也就是说在司马光担任陕西永兴军知军时，助役法尚未实行于陕西一带。次年司马光退居洛阳，任西京留守兼西京御史台，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资治通鉴》，至1084年（北宋元丰七年）成书。书成后，司马光官升为资政殿学士。
1085年（北宋元丰八年），司马光66岁。三月七日，神宗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宗，高太皇太后听政，向司马光征询治国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路札子》，建议“广开言路”。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治国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召入京主国政，次年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数月间罢黜新党，尽废新法，所谓“元祐更化”。
高太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太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政治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召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太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政治主张。
1086年（北宋元祐元年），九月初一司马光执政一年半，即与世长辞，享寿67岁。“京师人为之罢市往吊，鬻衣以致奠，巷哭以过车者，盖以千万数”，灵柩送往夏县时，“民哭公甚哀，如哭其私亲。四方来会葬者盖数万人”“家家挂象，饭食必祝”。高太皇太后命葬之于高陵。
司马光死后追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赐碑“忠清粹德”。遗著有《翰林诗草》《易说》《涑水纪闻》《稽古录》《司马文正公集》等37部。
1226年（北宋宝庆二年），理宗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1722年（北宋康熙六十一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司马光在政治上被后人视作强硬的守旧派，他几度上书反对王安石变法。他认为关于刑法，新建的国家使用轻典，混乱的国家使用重典，这是世轻世重，不是改变法律。所谓“治天下譬如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也。”司马光与王安石，就竭诚为国来说，二人是一致的，但在具体措施上，各有偏向。王安石主要是围绕当时财政、军事上存在的问题，通过大刀阔斧的经济、军事改革措施来解决燃眉之急。司马光则认为在守成时期，应偏重于通过伦理纲常的整顿，来把人们的思想束缚在原有制度之内，即使改革，也定要稳妥，因为“大坏而更改，非得良匠美材不成，今二者皆无，臣恐风雨之不庇也”。而王安石变法过于躁进，用人不善，用之变法官吏素质不良，也是新法招至反对的理由。虽然王安石新法初衷是为了切中时弊，但实际收效欠佳。反对新法的理由包括“新法扰民”“祖宗之法不可废”以及王安石作风霸道专断。司马光曾批评王安石变法的理由之一是“南人不可当政”，他上奏宋神宗声称：“闽人狭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二参政皆楚人，必将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
宋神宗熙宁年间，司马光强烈反对王安石变法，上疏请求外任。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他判西京御史台，自此居洛阳十五年，不问政事，这段悠游的岁月司马光主持编撰了294卷300万字的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
《资治通鉴》（下文简称《通鉴》）上起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下迄公元959年（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共记载了16个朝代1362年的历史，历经19年编辑完成。《通鉴》征引史料极为丰富，除十七史外，所引杂史诸书达数百种。书中叙事，往往一事用数种材料写成。遇年月、事迹有歧意处，均加考订，并注明斟酌取舍的原因，以为《考异》。《通鉴》具有相当高的史料价值，尤以《隋纪》《唐纪》《五代纪》史料价值最高。《通鉴》因司马光一人精心定稿，统一修辞，故文字优美，叙事生动，且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历来与《史记》并列为中国古代之史家绝笔。于叙事外，还选录了前人的史论97篇，又以“臣光曰”的形式，撰写了史论118篇，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作者的政治、历史观点。对历史上有关图谶、占卜、佛道等宗教迷信，采取了批判的态度，是史学思想的重要进步。《通鉴》成书后，1085年（北宋元丰八年），范祖禹、司马康、黄庭坚、张舜民等奉命重行校定，1086年（北宋元祐元年）校定完毕，送往杭州雕版，元祐七年刊印行世。
司马光在《进资治通鉴表》中说：“臣今筋骨癯瘁，目视昏近，齿牙无几，神识衰耗，目前所谓，旋踵而忘。臣之精力，尽于此书。”司马光为此书付出毕生精力，成书不到两年便积劳而逝。《资治通鉴》从发凡起例至删削定稿，司马光都亲自动笔，不假他人之手。清代学者王鸣盛评价此书说：“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