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

他左手一壶酒，右手一株桃花，慢慢地走在贬谪的路上：环滁皆山也……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

欧阳修，又作欧阳脩，字永叔，号醉翁、六一居士，谥号文忠。吉州庐陵（今江西省吉安）人。北宋文学家、史学家、政治家。政治方面，欧阳修曾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积极参与范仲淹所领导的“庆历新政”政治改革。文学方面，欧阳修成就斐然，是唐代韩愈、柳宗元所倡导之古文运动的继承者及推动者，为唐宋古文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史学方面，其所著两部史书《新唐书》及《新五代史》被列入二十四部正史之中，所定家谱格式为后世历代沿用。此外，欧阳修在经学上开创了宋人直接解经、不依注疏的新风气，易学上打破易传的权威地位，在中国金石学、诗话及家谱撰作三方面，都是开山始祖，取得了划时代的成就。

欧阳修父亲是欧阳观，担任判官、推官等小官，母亲郑氏，1007年（北宋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欧阳修4岁丧父，随母亲前往随州（今湖北省），投靠叔父欧阳晔，自此在随州成长。因无钱买纸笔，母亲曾用芦苇杆在灰土上教他认字，有“画荻教子”之典故。

1026年（北宋天圣四年），欧阳修在随州通过解试，翌年由随州荐往礼部参加省试，落第。欧阳修将作品送呈学者胥偃，大受赏识，进入胥偃门下。天圣七年，胥偃让欧阳修以国子监推荐举人的身份，参加国子监解试，中第一名；天圣八年，中省试第一名，同年参加殿试，名列甲科第14名。同年五月，欧阳修被任命为西京洛阳留守推官，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并在钱惟演幕下，与尹洙、石曼卿、梅尧臣等名士交游，并与范仲淹长期保持书信联系。1034年（北宋景祐元年），欧阳修获召试学士院，授官馆阁校勘，移居汴京；景祐三年，因声援与宰相吕夷简冲突的范仲淹，被指为“朋党”，贬到夷陵。当时一同被贬的有范仲淹、余靖、尹洙、欧阳修4人。1040年（北宋康定元年），范仲淹与吕夷简和解，获重新起用，欧阳修也再被任命为馆阁校勘，修订朝廷藏书目录《崇文总目》，事成后升任著作郎，主修国史之职。

1043年（北宋庆历三年），宰相吕夷简因病告退，但仍干预国事。欧阳修当时出任谏官，对其加以激烈批评，并与蔡襄分别上疏，请起用韩琦、范仲淹执政。两篇奏章非常有力，范仲淹因而被任命为参知政事（副相），富弼则任枢密副使。范仲淹出任副相后，即上奏“十事疏”，推行政治改革，史称“庆历新政”。庆历新政内容包括改革科举和扩充学校。欧阳修与富弼、余靖、蔡襄等人皆为庆历新政的积极参与者。欧阳修批评当时科举考试执着于平仄声调，考生只知背诵，文章华而不实，主张应先考“策论”（政论），考核考生阐述见解的能力，然后再考诗赋。政敌批评范仲淹等人交结朋党，欧阳修则作《朋党论》加以反击。然而宋仁宗不信其辩解，夏竦又乘机陷害富弼，于是范、富都出调，改革派被瓦解。庆历四年年底，欧阳修奉使河东路，又任河北都转运按察使，革除地方积弊，罢免不称职官员。次年，庆历新政宣告完全失败，各项政策包括科举改革都恢复原貌，唯独扩充学校的政策仍旧推行下去。

1045年（北宋庆历五年），杨日严、夏竦以“张甥案”告发欧阳修。欧阳修有一张姓外甥女，与其没有血缘关系，自幼投靠欧阳修，出嫁后被揭发通奸，拷问时供出未嫁时与欧阳修乱伦。此事一出，舆论大哗，欧阳修始终不承认，官员两度审理此案，都判定并无其事，了结此案。欧阳修死罪得以赦免，另以挪用外甥女嫁妆罪名，贬官滁州。庆历八年，欧阳修改任扬州知州。1049年（北宋皇祐元年），改颍州知州，翌年北移商丘应天府。1054年（北宋至和元年），欧阳修被召入京，一度被政敌诬陷，幸得其他官员申辩，得以留京，奉命编修《新唐书》。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升为翰林学士，上奏批评宰相陈执中杀婢，宋仁宗不接纳，改派欧阳修出使契丹（辽国）。同年，欧阳修知贡举，以古文取士，推动古文运动。次年，韩琦、富弼上台，欧阳修则继包拯出任开封知府。

1060年（北宋嘉祐五年），欧阳修上呈《新唐书》，升为枢密副使，自此直至1066年（北宋治平三年），与韩琦、富弼一同主政，这是欧阳修生平首次肩负执政重任，也是北宋中期政治最平静的时期。次年，欧阳修出任参知政事（副相）。掌政期间，整顿行政效率，整理当年吕夷简制定的行政则例。后富弼与韩琦、欧阳修二人因作风不同而产生龃龉（jǔ yǔ）。嘉祐八年，宋仁宗驾崩，遗命欧阳修与韩琦辅佐其过继的侄子宋英宗。欧阳修因支持英宗追尊生父濮王赵允让，称其为“皇考”，而引发“濮议”之争。多数大臣如司马光、吕公著等，认为英宗已过继给仁宗，应称生父为“皇伯”，批评欧阳修是罪魁祸首。欧阳修亦竭力辩护，主张应考虑亲情。欧阳修自知在朝中已孤立，请求外任，但不获准。当时从舅薛宗孺与欧阳修有私怨，1067年（北宋治平四年），扬言欧阳修与其妻吴氏有暧昧。因指控严重，欧阳修立即杜门不出，上奏章辨明真相，一时朝中竟无大臣为他辩解，欧阳修当日提拔的言官也倒戈相向。宋神宗不信指控，断定本无其事。但欧阳修毕竟已声名受损，政治上已无领导力量，朝廷终于让他外放，任亳州知州。

1069年（北宋熙宁二年），王安石推行熙宁变法，欧阳修不予赞同，自恃德高望重，对变法的内容不加实施，神宗及王安石亦对其不予置理。次年，神宗有意再起用欧阳修，但遭到王安石反对，欧阳修自己亦坚决推辞，最终改任蔡州知州。

欧阳修重视礼乐教化，认为礼乐荒废是五代速亡的根本原因。政务方面本于儒家思想，治术以宽简为原则，主张减少扰民，改革必须采取缓进而非激烈的手段，与王安石有异。欧阳修注重吏治，坚持改良考绩制度，主张设立按察使，纠察不称职官员。朝廷财政上，主张量入为出，不可巧立名目征敛，并要为荒年留下储备。

欧阳修倡导、发展古文并领导了宋代古文运动。文学理论方面，认同韩愈的“道重于文”思想，并成功改革了唐末五代以来内容空洞、风格浮艳艰涩的文风，确立了重道重文的观念，使古文得以复兴。在改革文学方面，欧阳修成就较韩愈、柳宗元时代更普遍和透彻。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欧阳修主持贡举，主试进士，改革科举取士的标准，重视古文的体裁与议论的内容，取录曾巩、苏轼苏辙兄弟。起初士人猛烈反对欧阳修所主张的文体，但欧阳修不顾批评，坚决倡导，又特别提拔苏洵与王安石。士人见考试标准改变，欧阳修提拔的人都仕途得意，于是逐渐接受，群起仿效。从此文体开始大变，古文风行。欧阳修身为文坛领袖，热心指正与提拔后学。他自己及所提拔的五人，即占唐宋八大家中六家。唐宋八大家的散文系统由此建立。欧阳修同时批评矫枉过正的古文，即险怪奇涩的“太学体”古文，使明快达意的古文成为主流的文体。他开创古文平易流畅的风格，后世不少古文家继承和发展了这种风格，形成古文的阴柔派。

文章方面，欧阳修主要学习韩愈的文风，但并不主张全面模仿韩愈的惊悚怪奇，而认为文章应当自然地抒写。欧阳修散文风格议论清晰，通俗易懂，抑扬有致，情韵优美，得古文阴柔之美。同时行文平易而自然流畅，避免了韩愈尚奇好异的作风。其书信如《上范司谏书》《与高司谏书》等，文辞恳切动人，令人信服，在宋代无出其右。欧阳修散文善用虚词如助词与连词，如句首的“夫”“惟”“然”，句末的“也”“矣”等，使句子脉络清晰，更有条理。如《醉翁亭记》全文共使用21个“也”字，语言精练，平易简约，自成一体，一时间到处传写，“为之纸贵”。其议论文如《朋党论》结构严谨，论证独特。其所编纂的《新五代史》部分源自《旧五代史》，欧阳修将骈句改为散句，使其文风简洁，节奏起伏曲折，错落有致。但欧阳修重古文而并不废骈文，所写骈文亦甚获好评，为皇帝起草的诏令都用骈文写成，对擅长西昆体骈文的杨亿予以高度评价。

诗词方面，欧阳修诗风平和宁静，平易流畅，题材广泛，善于以文为诗，使诗风变为平易清新，为宋诗奠下基础。绝句《远山》可代表其风格：

山色无远近，看山终日行。峰峦随处改，行客不知名。

李白、杜甫二家中，欧阳修较重视李白，但不赞成西昆体华丽雍容、堆砌辞藻的诗风，提倡古体诗。其古诗大受苏轼、王安石赞誉，被认为可与李白媲美。

欧阳修是宋词承上启下的过渡人物，上承冯延巳的深挚，下启苏辙的疏俊、秦观的深婉。词风婉转而抑扬顿挫，与晏殊等人极其相似，不脱花间派的风格。有些词则吸收了民歌腔调与辞汇，也颇具新意。如歌咏颍州西湖的联章组词《采桑子》，是受“定格联章”的民间曲子的影响。部分欧词也有豪宕深挚的一面。如王国维称赞其《玉楼春》“人生自是有情痴，此恨不关风与月”“于豪放中有沉着之致”。

另外，欧阳修是北宋文人中不得不提的人物。缺少了他，北宋文人文学显得支离破碎，缺少系统性。这里再看看他和其他大师的关系。

晏殊（公元991—1055年）于欧阳修：俯视。

晏殊，这位北宋宰相，地位、名声在他一生中都不缺，生活舒适惬意，词作中自然渗透着一种别人无法企及的雍容华贵之气韵。但他写富贵生活，不言金玉锦绣，不着一句俗艳语，“而惟说其气象”，也就是重在气度神韵的表现。他的词作，佳句连篇，如“梨花院落溶溶月，柳絮池塘淡淡风”“一场愁梦酒醒时，斜阳却照深深院”“无情不似多情苦，一寸还成千万缕”“欲寄彩笺无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等等。精工雅丽，珠莹玉洁，自有一种从容不迫的气度，呈现出情调雅致的词人本色，仿佛随意拈来，一切都那么安逸、宁静、自然。晏殊《浣溪沙》中最为后世文人激赏的是词中的绝对：“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

1030年（北宋天圣八年），23岁的欧阳修参加礼部举行的考试，晏殊是主考官，出题《司空掌舆地之图赋》，面对这偏僻的命题，大多数考生做题都偏了，唯独欧阳修不光扣题精准，而且文采飞扬。于是，晏殊慧眼识珠，把欧阳修确定为省元，即第一名。从此，欧阳修就对晏殊以门生自称，执弟子礼。欧阳修登上仕途后，十分关注国计民生，关心政治改革，这与晏殊在精神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区别。有一年，晏殊以知枢密院事（宋代主管全国军事的最高长官，品级相当于宰相）之尊，邀请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欧阳修到自己家的西园赏雪。欧阳修心忧边防，即席写了一首《晏太尉西园贺雪歌》，诗中说：“主人与国共休戚，不惟喜悦将丰登。须怜铁甲冷彻骨，四十余万屯边兵”。晏殊听了后，认为这是欧阳修在讽刺他，因此颇为不满。加之晏殊恬淡平静的性格和欧阳修狂放不羁、不拘小节似乎水火不容，两人关系渐渐冷淡。晏殊与欧阳修的这段师生情开始得早，结束得也早。虽然欧阳修对晏殊仍然非常尊敬，但晏殊已不喜欢欧阳修，甚至还一度到了厌恶的境地。后来，晏殊去世，欧阳修又为老师献上了一首《挽辞》，其中有一句“富贵优游五十年，始终明哲保身全”，表明了他对晏殊一生的态度。

王安石于欧阳修：平视。

1056年秋，欧阳修虚龄50，知天命；王安石近36，过而立。王安石受邀登门造访，“两代人”相会于京城开封。第二年春夏之交，欧阳修使契丹归来，王安石“知常州知州”，欧阳修为之饯行，赠诗云：“翰林风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朱门歌舞争新态，绿绮尘埃拂旧弦。常恨闻名不相识，相逢罇酒曷留连？”面对如此嘉掖，王安石并未受宠若惊，感激但淡定，不卑不亢，平静回赠：“欲传道义心犹在，强学文章力已穷。他日若能窥孟子，终身何敢望韩公。抠衣最出诸生后，倒屣尝倾广座中，只恐虚名因此得，嘉篇为侃岂宜蒙。”以诗告诉欧阳修，志不同道也不同。

苏轼于欧阳修：仰视。

1057年（北宋嘉祐二年），苏轼参加科举考试的那年，欧阳修是主考官，两人由此结缘，建立师生之谊。登第之后，苏轼恭恭敬敬地给欧阳修写了一封信，表达对老师知遇之恩的诚挚谢意。收到信后，欧阳修高兴地给自己的挚友梅尧臣写信，说他读苏轼的信真是“快哉！快哉！”还说：“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也。可喜！可喜！”那种兴奋的神情真是溢于言表，跃然纸上。随着对苏轼了解更加深入，身为“文坛盟主”的欧阳修对苏轼语重心长地说：“我将老矣，付子斯文”。

苏轼没有辜负欧阳修的厚望，其为人做官，行之有道，而不敢见利忘义。苏轼和欧阳修不仅是科举上的师徒关系，在思想上更是受到了欧阳修的影响，欧阳修的年龄可谓苏轼之父，可后人看来更像是忘年之交。而苏轼用书法写下的欧阳修作品《醉翁亭记》，仿佛用最好的方式来给大家见证这一段忘年之交。

欧阳修，号醉翁，是因为他写出流传千古的名篇《醉翁亭记》。又自称六一居士，他在63岁那年写的《六一居士传》中讲得很明白：“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此五物之间，是岂不为六一乎？”

虽然年少时也轻狂风流过，也曾写下《渔家傲》

近日门前溪水涨，郎船几度偷相访。

船小难开红斗帐。

无计向，合欢影里空惆怅。

愿妾身为红菡萏，年年生在秋江上。

重愿郎为花底浪。

无隔障，随风逐雨长来往。

和《临江仙》

柳外轻雷池上雨，雨声滴碎荷声。

小楼西角断虹明。

阑干倚处，待得月华生。

燕子飞来窥画栋，玉钩垂下帘旌。

凉波不动簟纹平。

水精双枕，傍有堕钗横。

但其一生，有高潮高光，也常有低落败笔，却从未沉沦。参与《新唐书》250卷的修订，是本分（朝廷安排的工作）。但60岁后，在身患重病的情况下，完成《新五代史》的撰写，完成了唐宋以后唯一的一部私修正史（薛居正等曾官修五代史），在中国史学史尤其是唐宋以后史学史上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一个朝廷的官员，由此蜕变为流芳千古的史学家。

欧阳修晚年急流勇退，经数次奏请后，1071年（北宋熙宁四年）夏，神宗赵顼同意欧阳修提前退休（宋朝官员需工作到70岁）。皇恩浩荡，戴衔退隐（“副宰级”待遇不变）。

熙宁五年农历闰七月二十三，欧阳修病逝安徽阜阳家中。逝前留言请名臣韩琦（公元1008—1075年，北宋宰相）撰写其墓志铭。丧讯报至京城，神宗停朝一日，以示哀悼，追封欧阳修为“太子太师”，谥“文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