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ECTION 1两类故事·法治

古人喜欢编故事。故事中，又有两类蛮受青睐。一类是官府巧破贼案，一类是惩治不大也不小的贪官污吏。古人好像在说，这两类是“法治”的故事。今人，大体也随了古人的习惯。

大唐时期，河阳县官人里曾有一位张姓大人。他遇过一个小贼人。这小贼人叫吕元。所以称其“小贼人”，盖因那家伙斗胆伪造粮仓守官冯忱的“手令”，偷了官粮，而且被擒后死咬“手令”是冯忱的笔迹，和官府左右周旋，蛮“嚣张”。张大人对此事气愤，并以为这是低等淫巧，于是使下一个小手段来对付。他先取出吕元自己书写的答辩状，用纸蒙住上下两头，只露出俩字，让吕元辨认。吕元心虚，老惦着“伪造物”，故而硬说俩字不是自己写的。张大人将纸移开，吕元上下两头一扫，傻了眼，不想自己的答辩状清清楚楚地躺在那里！跟着，五十大板伺候过来。稍后，张大人又蒙住伪造“手令”只露俩字，让吕元再次辨认，吕元以为这回就是答辩状了，所以说“是”。纸移开后，吕元一看，就瘫在地上了，无言以对。

这段子是头一类故事。

我们历史里还有个后唐。后唐排在五代时期。那会儿，长垣县官匪勾结，欺压百姓，可谓无恶不作。为了包庇当地四名大盗，县衙门官吏竟收受贿赂，抓来四名无辜判为四名大盗，以敷衍朝廷追查，真叫人深恶痛绝。行刑当日，州官孔循明察秋毫，发觉四名“盗匪”面有难色一言不发，而且不住地盯着他，于是下令暂缓处决。经暗中探监，得知四名无辜是因为狱吏将枷尾提高被卡住喉咙，所以一声哼不了，其本身冤情甚大。孔循大怒，重审案子，并最终将蛀虫绳之以法，剔除腐败毒瘤一次。

这是后一类故事。

将此两类故事看作“法治”的隐喻，并在其中编织套路，使之脍炙人口，可能与先秦法家分子的言辞有些“潜意识”的联系。大家知道，法家一路开来以鼓吹“法治”为能事，因为，他们向来不看好人性，透过门缝儿来窥视自己同胞。他们说，教育没啥作用，铁拳之下才能涌现“老实人”，接着，认定“法治”为医治社会疾病的良方妙药，百试不厌。恰巧古人有个习惯，时常将“法”与“刑”捏在一起，视为同物。《说文解字》就讲，“法，刑也”“刑，法也”。这样，法律被想成一部分人管教惩罚另一部分人的统治工具。两类故事的膨胀传播，与这些“话语”的关系，可见一斑。

洋人对“性善”也没兴趣，也竭力鼓吹“法治”，也说人打娘胎出来一准儿就是损人利己，潜藏奸诈为一，暗含伪善为二，积累邪念为三。

如此这般，我们肯定会提出一个问题：法家与洋人对“人”以至于对“法治”的看法，到底有啥区别？

法家确信，法律是种惩罚震慑的工具，是用来敲打罪犯直至摧毁罪犯巢穴的。可以想见，既然是这样一种工具，制造、使用这种工具的人与遭此工具对付的人，当然有所不同。前一类人，无须惩罚震慑，他们在惩罚震慑之外，更在这种工具之上。所以，法家实际上暗中在鼓吹，有些人靠得住，有些人靠不住。说白了，正是皇上高官可靠，而百姓和中小官吏不可靠。由此而来的法治对象，也就丢掉了一部分人，“天网人撒”“疏而有漏”。

大面上讲，洋人倒认为所有人甚至包括那个讲“人性恶”的人，都是靠不住的，心怀叵测。他们总在设想，有啥理由说一部分人靠得住，而另一部分人不成？天下凡人，无一性善，即便是自己也要划入其中。基于这样的“悲观”，他们以为大到一国之主，小到一介草民，都是不能逃出法治的对象。换言之，既然想要医治社会疾病，药方就要“彻底全面”，对象不可有一漏网。

当然，我们今天和法家不同了。我们时不时就会高呼一次“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不畏显贵，宣扬民权。而且，我们也和洋人划了一道界限，因为，看透了他们的阶级本质和霸权本质，认清了他们时而笑里藏刀。可是，在日常文化中，我们到底还是容易在那两类故事中转来转去，以寻“法家的法治”，不甚明白。似乎旧习惯依然故我。

法治，应该有新的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