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社群研究百年巡礼[5]
自1910年李元庚《望社姓氏考》一文的发表至今[6]，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走过了一百多年的历史。除了欧阳光的著作《宋元诗社研究丛稿》和胡怀琛的文章《月泉吟社及其它》研究宋元时期的社群外，其他学者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回顾这一百年间的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研究史，不仅对中国文学史的撰写具有重要的启发借鉴意义，而且可以为学术界进一步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明确方向。
（一）以激发爱国思想为宗旨的高潮期（1910年—1949年）
学术界首次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是发表于《国粹学报》上的李元庚（李为望社社员李挺秀六世孙）的文章《望社姓氏考》[7]。该文主要为“研求国学，保存国粹”而研究文学社群[8]，旨在“表彰遗老，深裨乡邦掌故”[9]，并不带有时政色彩。随着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中国逐渐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掀起了反对外国入侵的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这种情形和明末清初文学社群抵抗满清入侵的民族斗争极为相似。此期学术界研究社群的目的，主要是阐扬社群的民族“气节”，激发中国国民的爱国思想，唤起国民的民族精神。谢国桢先生在《明末清初党社研究》（1934年由商务印书馆初版）一书的自序中就说：“我写这篇文字的宗旨：……就以党争和结社为背景，来叙述明、清之际的历史，以唤起民族之精神。”[10]《越风》杂志曾阐明它的办刊宗旨是“期唤起读者切爱邦国之热念”（《越风》第六期），编者在陈豪楚《两浙结社考》一文的前言中就特意声明，《越风》推出他的文章在于“士子结社之风，代有盛况”，“盖亦民族精神所寄”[11]。《越风》杂志还用了十期，发表了十篇研究文人结社的文章，在当时掀起了一股研究文学社群的高潮。
这一时期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学者多为历史学家，如胡寄尘（即胡怀琛）、朱希祖、容肇祖、郭绍虞等人，谢国桢还是梁启超先生聘请的私塾教师。他们这一辈学人深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对文社的研究往往带有强烈的时政色彩，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和史学家特有的忧患意识，“文学社群”研究成为他们映射时局的宣传工具。容肇祖在20世纪20年代就通过对复社参与政治改良的研究，指出当时政局“联结团体组织政党，亦是时代上所需要的”，“复社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举例”，并把复社看成是17世纪张溥领导的青年学子运动，具有“和而今的学生运动”，“有着同样的政治的社会的背景”[12]。朱倓女士也通过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结中江社与东林、复社等进步社群为敌，并三次亡明的历史考证，来达到“以为党而不国者戒”的时政目的，“特于中江社考为之发其凡焉”[13]。
此期学人多采用考证方法从事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在这方面做出较大贡献的有两人：一位是历史学家谢国桢先生，一位是朱倓女士。如谢国桢先生的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以其不凡的考证实力，被鲁迅先生赞为“钩索文籍，用力甚勤”[14]。这一辈学人把精力用在考证中国古代文社，并取得较大实绩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某些不足，那就是他们把中国古代文社作为一种特殊的历史现象来研究，而忽视了文社还是由一群封建士子结成的文学团体，文学活动也是文社的主要活动。陈豪楚在《两浙结社考》一文的结尾就不无感慨地说，与当时士风关系密切的文社的“选文”活动“未能广为论证”[15]。当然，这也不能说这批学人缺乏文学眼光，没有研究社群文学的强烈愿望。胡怀琛就曾认识到文人结社和文学具有紧密的联系，他说：“我们知道：文人的结社运动，和一个时代的文学有极大的关系，是研究文学史的人所不能忽视的。”[16]这辈学人之所以忽视社群文学研究，除了政治环境的影响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他们在研究方法上多受清代乾嘉考据学派繁琐“考证”经学的治学方法的影响，还缺乏现代科学意义上的文学理念指导他们的研究，造成他们对社群文学研究不足的事实。
（二）失却政治依托背景的低潮期（1949年—1978年）
新中国成立后，明末清初的党社斗争历史已经与现实不相宜，失去了学者赖以研究的现实政治背景。而且，学术界在建构中国古代文学学科过程中侧重对文学成就较高的文学家及其代表作品的研究，并把“阶级性”和“人民性”作为文学研究的标准，文学社群“无性”性的结果是被文学史撰写边缘化，造成对中国古代文社研究的低潮和荒凉。除了中国大陆谢国桢的《明末清初的学风》、《顾炎武和惊隐诗社》两篇文章外[17]，笔者在其他杂志上还未看到专门讨论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文章，也没有出版过一本专门著作。
这一时期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明显的分为两个派别：一派是以谢国桢和胡秋原为代表的历史学家的“考证派”，一派是以文学史编著者为代表的“文学派”。这两个派别研究中国古代文社在内容和方法上表现出各自不同的取值方向。“考证派”研究文社侧重社群的历史事实和历史作用。如谢国桢先生《明末清初的学风》一文分析了明代末年江南的社群及其成员的政治活动，取向在文社的历史实绩和在转变文风中的作用，其严谨求实的精神仍然带有“五四”学人的治学品质。胡秋原先生也是在“五四”运动中成长起来的一代学人，后来成为我国台湾知名政论家和著名的爱国学者，一直从事中国历史学研究。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复社上，主要研究复社在南明时期的抗清运动，突出复社在明代末年这一改朝换代时期的特殊历史功绩和独特的历史地位[18]。
“文学派”研究者对社群的研究具有和“考证派”不同的鲜明特色。新中国成立后，文学史编著者开始重视文学社群的文学功绩，在文学史编著体例上把文学社群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学发展阶段来安排章节，详细考察在明末清初这一历史阶段下复社、几社、豫章社等社群对文学发展的推动作用，分析了具有代表性的社群人物的文学创作思想、创作风格以及社群文学和政治经济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如钱基博的《明代文学》第一章“文”专节讨论复社领袖张溥和张采的散文创作，第二章“诗”讨论几社领袖陈子龙的诗歌创作，第四章“八股文”讨论江西豫章社领袖陈际泰、艾南英、章世纯、罗万藻等人的八股文特色等；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集体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专设“明末文学”章节，谈到了社群成员的创作；李鼎彝编著的《中国文学史》专列“明将亡的时候文学之归结”一节，专门分析了文学社群在明代末年的背景、派别，以及几社领袖陈子龙和江西豫章社领袖艾南英的诗文创作；十三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专列“明末的爱国文社和作家”章节，等等，开创了我国真正研究社群文学性的新局面。
但是，不管是文学社群研究的“考证派”还是“文学派”，他们在那个年代对文学社群的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带有历史的局限性，那就是受当时文艺界“政治标准第一”和“艺术标准第二”指导思想的影响，把“阶级性”、“人民性”和“在历史上有无进步作用”作为评价文学的标准，形成“一刀切”的庸俗社会学批评方法，文人结社研究不可避免地成为此种研究方法的牺牲品，如谢国桢先生就把复社金陵大会时的“画舫笙歌”、“酒食争逐”看成是“地主阶级士大夫的颓废作风”[19]，十三所高校《中国文学史》编写组编写的《中国文学史》单纯地把明末文社总结为“爱国文社”，重视社群成员创作思想内容的开掘，而忽视了他们文学创作的艺术特点，等等，从而表现出此期学术界对社群文学研究的片面性，这都需要加以修正和完善的。
（三）多元发展的成熟繁荣期（1978年—1999年）
这一时期对文学社群的研究可以分为两个阶段：80年代为文学社群研究的发展阶段，90年代为文学社群研究的繁荣阶段。
（1）8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研究发展期
1978年5月《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和1979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胜利召开，具有开创中国“解放思想、改革开放”新局面的划时代意义，学术界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局面。但是，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一时还处于“迷茫状态”的学术观望期，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主要是为整理地方文化遗产服务[20]，作为对学术界提倡继承和批判古代文学遗产的回应[21]，还没有自觉的、有意识的寻找新的切入点对社群进行全方位的研究。第二，研究的话题也仅限于重复讨论复社的组织情况等“老生常谈”的社群，如郭松林的文章《复社初探》别有新意，但还不能说是“初探”，关于复社的发展状况在20世纪20年代和60年代就曾有学者介绍过[22]。第三，学术界虽然开始转向对文学史上有较高成就的文学家的结社研究，如冯梦龙，但在研究方法上仍然采用“考证”的方法，这在当时提倡“新方法”的热潮下一时还不知道如何对文学社群研究进行新方法上的尝试[23]，对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还处于发展过程中。
（2）90年代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研究成熟繁荣期
从1978年到90年代初，中国的“改革开放”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学者们也逐渐由80年代初的学术观望转变到对古典文学进行大胆全面的研究，并取得了突出成绩。在这种宽松的学术环境下，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逐渐走向成熟，并到90年代末呈现出一片繁荣景象。主要表现在：第一，选题范围逐渐拓展。如李庆立选择明代中叶重要的文学流派“后七子”结社为研究对象，首次考察文学流派和社群之间的关系[24]；欧阳光则选择了宋元文学社群为研究对象，揭橥文学社群阶段史研究的序幕[25]；袁震宇、刘明今则开创了对社群文学理论的研究领域[26]，等等。第二，研究视角的新颖。90年代的学者可以说是对古典文学研究自觉进行方法论革新的一代学人，他们尝试从文化学、心理学、哲学等角度全面解读中国古代文学社群这一文学现象。如郭英德从文化批评的角度深入解析文社的文化功能[27]，吴志达对阉党余孽阮大铖的传奇创作给予了应有的文学史定位[28]，避免受庸俗社会学批评研究方法的影响，章培恒、骆玉明则从“人性”的哲学角度展现明末文社作家创作的情感历程，突出文学家的人性发展，在研究视角上显得耳目一新[29]。第三，形成了一批专门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专家队伍，如陈宝良、王世刚，日本学者小野和子等人。中国台湾在80年代后期还培养出专门研究中国古代社团的硕士和博士生，90年代成长为研究中国古代社团的骨干[30]。第四，研究中国古代文社的成果也比较丰厚。笔者所言90年代中国古代文社的研究成果丰富不是指这段时期发表的论文数量之多，而是指专著出版数量要多于论文发表数量，论文仅4篇，而专著则达到6部，如果加上尚未出版的硕士和博士论文，那专著数量则达到9部。可见，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研究出现了繁荣局面，成果喜人。
另外，笔者所重点强调的是，20世纪80、90年代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文学性”研究意识的觉醒。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就有学者呼吁学术界不能忽视社群文学的研究，但在当时中国全面抗战的现状下，学术界重在挖掘文学社群的历史斗争意义为现实服务，这种呼声就显得微不足道。进入80年代后，治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呼吁学界研究社群文学的呼声越来越响亮。如金德门把研究文学家结社作为进一步研究该文学家“一切”的最基础工作，把文人结社看成是研究文学家绕不过去的一环，给予文人结社研究以很高的重视[31]；进入90年代，李庆立则再一次呼吁学术界应重视对社群文学的研究，正如他所说的：“以期引起学术界对这一（后七子）社群和流派的重视和研究。”[32]凡此皆标志者中国古代文学研究者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文学性”的真正觉醒。
（四）转向社群“文学性”研究的21世纪新变期（2000年— ）
1999年，《文学遗产》编辑部（第四期）请吴承学、曹虹、蒋寅三人对明清诗文研究日渐冷淡的研究现状发表自己的观点，他们特别指出当时的“社团文学是值得更为深入地研究的问题”[33]。他们提倡深入研究“社团文学”的思想成为进入21世纪后学术界研究中国古代文学社群的重要指导思想。凡此皆标志着新世纪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学社群进行“文学性”研究的全面展开，并出现了诸多新变化。
新变之一：学术界虽然呼吁加强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但面对刚刚兴起的社群文学研究新领域，学术界将如何面对社群“文学性”研究？毕竟，文学社群是一个区别于文学流派的群体组织，不同于以往学术界对文学家的个案研究，而是更需要深入思考社群和文学之间的内在关系。就目前学术界已有的研究状况来看，很多学者都力求从一个新的研究视角切入社群和文学之间的必然联系，寻求能够架起社群和文学之间关系的桥梁，并试图开辟一个社群文学研究新领域，如廖可斌先生的著作《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就把明末文学社群建立在明代文学复古思潮的大背景下进行研究，拓展了文学社群研究新思路。再以刘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为例。该文是一篇而且到目前也是唯一一篇研究社群和戏剧之间关系的文章。刘文认为，在明末清初众多的诗社、文社中萃集了大量的曲坛健将，如在金陵结社的何良俊，青溪社的张献翼，闽中诗社的曹学佺，白榆社的屠隆，复社的吴昌时、钱彦林、吴梅村等人，他们与戏剧艺人直接的交流对话对于提升戏剧的地位、提高戏剧的艺术品位、推动戏剧的繁荣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结社与演剧的融合就为戏剧和文人的沟通起到了桥梁作用[34]。作者从文人结社的角度研究戏剧，这在中国古代戏剧研究史上还是首次的。
新变之二：新世纪的学人可以说是勇于开创的一代学人，他们对散见于各种诗文集、野史笔记、正史文献、方志家谱中的社群文献的梳理在数量上远远超越了前人。20世纪40年代，郭绍虞曾整理出170余家社群，进入21世纪，李圣华在郭文的基础上又整理到213种，其后，何宗美整理出近300余种，笔者亦整理出未见社群70余家附录于文后。新世纪的学人对社群文献的梳理功夫不可谓不勤。他们在具体的社群研究中往往占有充分的文献资料，立论更为持重，分析更为深入，特别是对社群与文学之间的关系研究更为透彻。还以公安派为例。公安派在晚明文坛迅速崛起却又骤然衰没，是什么原因造成一个富有生机活力和革新精神的文学派别在短短十余年间衰落了呢？目前学术界有两种观点：一是公安派和“异端思想”有关，必然会遭到朝廷的禁止；二是性灵诗歌的“直俗浅易”也不符合“雅正端庄”的儒家诗教说，在封建社会更得不到朝廷的认可。公安派衰落是必然的。但是，李圣华在此基础上却提出一个既新鲜又重要的观点，即公安派成员在京城结“葡萄社”谈禅论学，导致京都攻禅事件的发生，公安派文人相继离开京师，公安派因此解体。公安派结“葡萄社”是导致公安派衰落的最重要的原因，“这一变化可谓牵动了全局”[35]。由此看来，学术界在新的世纪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不仅深入，而且全面，体现出新世纪学术界对社群文学研究的新变化。
新变之三：进入21世纪，对文学社群的研究既非单纯的史学考证，亦非单一的批评式“评论”，而是既“考”又“论”，体现出21世纪学术界转向社群文学性研究在局部上的新变化。如欧阳光对北郭诗社的考证。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把“北郭十友”视为“十才子”，“随为定论，后世的研究者也均无异议”；作者则从大量文献中考证出“北郭十友”实为清人对该诗社前期主要成员的称谓，“十才子”则是明人对该诗社后期主要成员的称谓，二者“混为一谈，显然是不妥的”[36]。经欧阳光考证，问题豁然而解。但作者并未就此罢笔，而是进一步“文学评论”，即北郭诗社为文学家的心灵“世外桃源”，作品表现出明显的避世倾向，他们既有共同的诗歌主张，又合而不同，明初的吴中诗派即在北郭诗社基础上发展而来。何宗美的新著《文人结社与明代文学的演进》堪称这一新变的力作。作者既对明代文人结社进行历时态考证，又从文学史视角考察文人结社与文学流派、文学思潮的演进，拓展了文人结社的研究视域。著中侧重文人结社历时态挖掘与考证，考证出文学社群600余家，比之前他在《明末清初的文人结社研究》考证出的300余家社团多了近一倍，可谓用力甚勤[37]，其著《公安派结社考论》也是这一新变的代表作品。
目前学术界对社群文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社群文学思想的研究和社群文学创作的研究。对于社群文学思想的研究，虽然现行的几部文学批评史著作和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孙立的《明末清初诗论研究》谈到了复社、几社和豫章社几个具有明确文学主张的社群，并且何宗美在《明末清初文人结社研究》一书中还详细分析了复社的文学思想，但对其他社群的文学理论目前还没有论及，这在目前学术界强调社群文学研究的现状下似乎是不应该出现的现象。而对社群文学创作的研究更是有待于进一步深入，著作仅有廖可斌的《明代文学复古运动研究》、李圣华的《晚明诗歌研究》论述了张溥、陈子龙、夏完淳、徐孚远、张煌言、吴应箕、杨廷枢、吴易等几社、复社文人的文学创作，论文仅有何宗美的《乐志林泉跌荡文酒——惊隐诗社及其文学创作浅析》一文分析了惊隐诗社的诗歌创作主题和诗社成员编撰《天启崇祯两朝遗诗》、《明史记》和《广宋遗民录》的文学活动。另外，刘水云的文章《明末清初文人结社与演剧活动》虽然谈到了社群与戏剧创作的关系，开辟了社群和戏剧之间关系研究的新领域，但对社群于戏剧家思想和戏剧创作的影响应该进一步给予关注，对社群和戏剧的关系有待于进一步深入分析。
总的来说，现阶段对社群文学的研究虽然多有开拓，并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但是尚需开拓的领域还很多。因而，陈洪教授把明清之际众多的文学社群比喻为“水面之下的冰山”，并期待学术界巨大的“冰山”能够浮出水面[38]。这也是笔者所热切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