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章
1788至1791年间的莫扎特：
无法逃脱的结局还是人生崭新的开端？
我们是否有可能对沃尔夫冈·阿玛多伊斯·莫扎特（Wolfgang Amadé Mozart）突如其来的殒命之灾避而不谈，而是聚焦于他生命中最为多产的最后四载光阴？[1]这样做是否合理？他的离世永久性地改变了古典主义音乐在十八世纪末的发展轨迹，仅举一例为证：尽管贝多芬起初正是因为莫扎特而前往维也纳，但莫扎特的突然离去，却永远地剥夺了贝多芬在自己偶像身旁进行创作的机遇。不得不说，在音乐的世界中，名垂青史的大师常常无法逃脱英年早逝的宿命。当1791年末噩耗传来时，世人无不为之震惊，许多人都无法相信一场普通的疾病竟夺走了他的生命。因此，几乎在他刚去世后，各种关于他离奇死亡的谣言便不胫而走，认为他为人不检而被害命的风言风语也四处蔓延。甚为盛传的谣言之一便是莫扎特被毒杀，而被怀疑的投毒者则包括安东尼奥·萨列里（Antonio Salieri，世人眼中莫扎特的竞争对手）、弗朗茨·霍夫德摩尔（Franz Hofdemel，莫扎特的友人），以及弗朗茨·克萨韦尔·祖斯麦尔（Franz Xaver Süssmayr，莫扎特的学生和助手，被世人认为与莫扎特纠缠于两件同样无稽荒谬的情事之中）。这些道听途说之闻不断被人们谣传，不断被毫无根据地添油加醋。关于莫扎特的离世还有其他传言，例如莫扎特是被恼羞成怒的共济会（Freemason）成员所杀。所有传言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用各种奇闻轶事来迷惑和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莫扎特爱好者，而其本身却不具任何思考价值①。长久以来，学者们纷纷表现出对这些传闻不屑一顾的态度，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容忍着这些传闻的存在与蔓延。事实上，直至今日，几乎没有任何一部莫扎特的传记著作会坚决否认他存在着非正常死亡的可能性。
尽管如此，莫扎特的传记作家及其音乐研究者们依旧在探寻着可能会解开作曲家最终患病与离世之谜的蛛丝马迹。甚为流传的观点认为，他的英年早逝似乎早有预兆，甚至仿佛是一场无法逃脱的灾祸。这种结局常归因于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一是他的音乐事业遭受挫败而导致的绝望；二是他的经济状况恶化而引发的忧虑。人们一般认为，莫扎特的晚期作品预示着他生命的终结，而这些作品中的一些特点则对此有所体现；但人们所忽视的是，一位正逢而立之年的作曲家所创作的作品，怎能被冠以“晚期”之名？然而现实便是如此无理可循，莫扎特晚期作品中蕴含着挥别生命之意的说法依然广为流传、深入人心。正因如此，人们才会读到如下诗句：“一七九一醉人秋，莫氏乐声惹人愁。斜阳渐残岁荏苒，暮光天际逐去留。”②[2]另一种与该观念相伴而生的看法亦始终存在，即莫扎特的《安魂曲》是为他自己而作，进而人们认为这种创作构思还对作品的特质产生了影响。③
从首批以个人视角阐述莫扎特轶事的传记[3]到优秀的学术传记文献[4]，重重袭来的“艰辛”“失落”“磨难”“困窘”以及日渐恶化的敌对氛围无不成为这些著述用于描述莫扎特晚年境遇的必谈之词。在当今一些专题研究中，针对莫扎特晚年所展开的探讨依然普遍建立在一些颇具戏剧性的假定背景下，如“莫扎特事业下滑”④“莫扎特日渐衰落”⑤，或其他类似的消极假设。即便是“结局”这一看似不带情感色彩的字眼，如果被用于表述莫扎特难以挥去的丧父[5]之痛对其产生的致命影响时⑥，也势必添加了强烈的心理暗示成分。此外，当提及1791年时，“似乎莫扎特终将飘摇化作沉寂”⑦这样的遣词造句，实质上会使人联想到先前引用的“秋日斜阳”那种场景，即一种怪诞、不切实际的观念；然而弥漫其中的不祥之感，完全没有表露出正是这一年份，成就了莫扎特最具创新性的两部重要歌剧作品。
莫扎特最终于1791年11月底、12月初所患的疾病，被其医生诊断为“急性伤寒”（hitziges Friesel Fieber），很显然后来是由于病情过重引发感染而导致丧命的⑧。虽然现代人所掌握的当时的医疗信息极为有限，但通过其家庭成员所描述的症状，以及凭借在很大程度上带有推断成分的医疗记录所得出的结论来看，莫扎特最为直接的死因很可能是肾衰竭⑨。不过，这一结论也缺乏直接证据。无论如何，莫扎特因病卧床两周并非是毋庸置疑之事，对此存在不同猜测也合乎情理。
诚然，我们没有必要美化对莫扎特最后岁月造成影响的境遇，也无须否认他在人们心中过度操劳、健康恶化、入不敷出且为自己“荣誉和声望”（Ehre und Credit）⑩而忧心忡忡的形象——尽管这些问题的源头大都在他自身。至于他为何在经济上会陷入这般窘境，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即便对此已经进行了大量的专题研究⑪。但无论如何，从1788年中期至1790年中期莫扎特写给共济会兄弟成员米夏埃尔·普赫伯格（Michael Puchberg）的二十余封信件⑫来看，从一张签发于1791年10月1日的本票来看，以及从卡尔·冯·里希诺夫斯基亲王（Prince Carl von Lichnowsky）于1791年11月状告莫扎特一案⑬来看，这位身居18世纪晚期酬劳最高音乐家之列的作曲大师，由于自己犹如贵族一般穷奢极侈的生活，以及他在经济方面盲目乐观的态度，最终导致自己陷入了严重入不敷出的困境。在过世一年后，他的姐姐南内尔（Nannerl）毫不避讳地这般评价道：“他的缺点就是不懂得怎样理财。”⑭
在1780年代中期的辉煌成功之后，莫扎特显然经历了几年不尽如人意的生活。在这段时期中，自寻短见的阴暗念头时常萦系在他的心头，这一点由他数次打算成为一名虔心信神的基督徒中可见一斑。莫扎特22岁时在信件中提及母亲在巴黎去世之事，言语中无不弥漫着痛彻人心的措辞，“当她病情恶化时，”莫扎特写道：“我仅仅祈求上帝两件事，一是让我的母亲在最后的日子里少一些痛苦，一是让我多一份力量和勇气——而万能的主听到了我的祈祷，他慷慨地赐福于我，满足了我这两个心愿。”数日之后，他又这样写道：“我最深爱的父亲啊！请您保重好自己！亲爱的姐姐啊！请您保重好自己！……如果上苍应允，则让我们顺应天命，来世重逢。”⑮令人费解的是，当他的父亲于1787年5月去世后，他在写给姐姐的信中并未流露出类似的绝望之情，他先是写道，“父亲突然去世的噩耗传来，我所遭受的打击你可想而知，毕竟我们承受着同样巨大的痛苦”，继而笔锋一转，以一副谈论公事的口吻说起了父亲遗产的公开拍卖之事⑯。
莫扎特对生活中的波澜起伏向来了解得入木三分。不得不说，如果没有亲身感悟的经历、广阔的视野、批判性的思考以及对人类存在独特而深刻的领悟，他势必无法在作品中如此淋漓尽致地刻画出千姿百态的人物形象，也无法使这些千差万别的角色都具有摄人心魄的情感冲击力。从《伊多梅纽斯》（Idomeneo）到《魔笛》（Die Zauber flöte），他这种堪称登峰造极的创作力在七部歌剧杰作中展露无遗。正因如此，当1790年他在一封未署名具体日期的信中写下“如今我正站在人生时来运转的大门之前”⑰的话语时，表明他并未天真地认为自己将过上高枕无忧的生活。恰恰相反，他意识到自己既处于人生的瓶颈期，又步入了音乐生涯中一个曾经朝思暮想的阶段。1787年末，莫扎特开始效命于约瑟夫二世皇帝，被任命为“皇家宫廷室内乐作曲家”。这个与众不同的称号实际上是一个无须劳碌的带薪职位，莫扎特很快便将它用作了自己的头衔。此外，对莫扎特的任命也成为了改变维也纳宫廷中顶级音乐家等级排位方式的开端——安东尼奥·萨列里的头衔是“宫廷乐长”（Court Kapellmeister），即一个主要承担行政职责的职位，而莫扎特的“宫廷作曲家”（Court Composer）职位则无需承担类似萨列里所负责的任何事务，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自己的艺术创作之中。不过实际上，莫扎特最在乎的必然是自己因此而即将传遍整个欧洲的、无法估量的公众声望。公众对莫扎特的广泛认同将激励他专心创作，拓宽他音乐家生涯的职业前景，进而使他能够坚信自己将会拥有一份成功而持久的终身职位。
自1788年初起，来自方方面面的事实表明，莫扎特普遍被人们所认可的皇家头衔为他的职业活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的音乐创作不仅保持着热火朝天的势头，还出现了一线新的转机。然而，同时期另一些作曲家的情况则不甚乐观，萨列里便是其中一人。这一时期的萨列里正经历着委约作品数量的下滑，其部分原因来自于他繁忙的公务。由此可见，倘若要理性看待莫扎特生命的最后四年，则必须不再对其极具创造性的一生的结局喋喋不休，也必须不再去臆度一个从不曾实现的未来。正是莫扎特自1788年起的累累音乐硕果，及其于当年夏天所作的三部不朽的交响曲作品（K.543，K.550和K.551），成为了后人重新评价那段岁月的基石。尽管1788至1790年的奥土战争对维也纳在经济和文化方面造成了一定影响⑱，但这一时期莫扎特事业上的新局面，为他呈现出激荡人心的崭新开端与使他为之振奋的光明前景。如今他已经可以雄心勃勃地畅想占领人生的重重高峰，并且安心于这桩没有截止期限的美差了。
本书既不是一本记述莫扎特生命最后四年的传记，也不是对这一时期莫扎特音乐作品进行常规分析的研究论著。书中的前两章对莫扎特最后三年的音乐创作进行了传记性的梳理，从第三章开始转为讨论核心内容。这本书的整体目标是以一种有别于以往的研究方式，对莫扎特极具创作力的最后阶段——效命帝王的岁月——进行探讨。本书标题中引自莫扎特的措辞绝不应被理解为意指一段无忧无虑的欢乐时光。人生浮沉本无常，但由于人们过于关注莫扎特在最后岁月中“沉”的一面，从而失去了对其应有的客观公正。此外，通过阅读莫扎特书信（本书标题便源于此处），我们对莫扎特的经济状况也有了更加明确的了解。从日期标注为“1790年3月底”或“4月初”的信件中，我们可以明确看出莫扎特的处境：迫切需要经济援助的莫扎特再次向他富裕的友人米夏埃尔·普赫伯格请求，望其提供一笔巨额贷款。擅于编创戏剧情节的莫扎特同样深谙用语言文字营造情绪之道，信的字里行间无不流露其彻骨绝望之情：
……时下除了我尚存希望的事业之外，周遭处境迫使我必须挥别未来的一切幸福。此时唯有挚友伸出援手才可将我拯救。或许近来您也意识到，我已浮现出一些哀愁之象，您从不袖手旁观，正因您的慷慨，才使我固守缄默。即便如此，如今我不得不最后一次在无比绝望中向您恳求，恳求您一如既往地坚信我们之间的友爱与兄弟之情，尽最大可能助我渡过这人生难关——这关乎我整个未来幸福的难关……总而言之，我未来的幸福全在您手中啊！请顺从您圣洁心灵的指引，尽全力相助于我。请务必坚信，您所帮助的是一位正人君子，我将永远对您感恩于心，而倘若您有任何困难，我也必然时时挂念，因为我定与您心心相印，息息相通！⑲
莫扎特可能会用什么为贷款提供担保？很显然，在这点上他并不希望友人心存顾虑。他在信中之所以对自己事业的前景心存希望，主要是基于一张由皇帝身旁的重臣，也即他在维也纳最重要的音乐赞助人范·斯威特恩男爵（Baron van Swieten）所签发的期票。莫扎特将这张期票附在信件中并写道：“您将与我一样，如此获得偿付。现今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具希望——如今我正站在人生时来运转的大门之前。”⑳不过，纵然如此，他并未详细阐明，“时运”实际上完全由几项前提所决定，这包括：他应当能够创作并上演音乐作品，应当具备永不枯竭的艺术创作力，以及应当能从中获得预期的回报。对于莫扎特而言，只有这种回报才着实称得上是货真价实、真真切切的回报。
不过，尤为值得引起人们注意的地方在于，在这封写给自己援助者的信中，莫扎特开篇提及的是一本附于信件的赠书，他这样写道：“我最亲爱的友人，我在此赠您一本《亨德尔的一生》（Life of Handel）㉑。”这本书很可能是范·斯威特恩赠于莫扎特的㉒，它是一本由约翰·梅因沃林（John Mainwaring）撰写的亨德尔传记的德文译本㉓，也是第一部图书形式的作曲家传记，并且直至莫扎特阅读该书时，它还是当时唯一一部作曲家传记类图书。这本书并非是一件随意的礼物，它记述的是一位键盘音乐大师、一位歌剧和清唱剧创作大师、一位在欧洲宫廷效命于国王并为音乐奉献七十四年之久的音乐家典范——一位最终以富庶之身离别尘世的前辈，而这正是莫扎特最终成为的人。此外，莫扎特还引用了梅因沃林对亨德尔酷爱美食这一特点的评述，似乎希望把自己惯于铺张浪费、无度挥霍㉔的毛病与亨德尔进行对照，从而使对自己了如指掌的普赫伯格能因此来理解其身为一名伟大作曲家的特别需求：
那些满口怨言嫌他（亨德尔）竟沉溺于如此不甚高雅的追求（指他贪嘴）的人们应当认识到，他的怪癖与他的聪慧一样，都应当受到尊重。沉迷于奢华和纵情于美食具有相似之处，它们的性质不仅取决于数量和质量，还有其他的因素。[……]他所沉迷的其他事物之一，便是使他心醉神迷且从不曾停歇的音乐创作事业。这样看来，不间断的饕餮美食可以为他提供足够的能量来避免才思枯竭。㉕
莫扎特是否在这本书（原版图书现已遗失）中添加了一些希望普赫伯格看到的说明或注释？对此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该书的读者，莫扎特通过清晰呈现在纸张上的一字一句，看到了亨德尔的成就以及富庶，这必然使他对自己的未来有了进一步的期许。由此看来，莫扎特向自己的友人兼赞助人赠送这本亨德尔传记，其最终目的是想表示自己的无度铺张应是情有可原的。总而言之，这份意味深长的小礼物表达了莫扎特坚信自己音乐作品的价值，反映了他充满自信的前瞻态度，还体现了他向往着获得被自己概括为“时运”的未来：声望与财富的丰收。对他而言，所有这些都不仅仅是凭空的想象，因为后来这一切的确都来了，只是声望的到来比财富早了许多。但是这一切的唯一受益者却是他的遗孀康斯坦策，当她于1842年去世时（即莫扎特去世半个多世纪之后），她留给两个儿子的现金、债券和存款总数依旧有三万弗罗林左右，而这些钱全部来自于莫扎特音乐作品的收益㉖。
注 释
[4].包括奥托·扬（Otto Jahn）于1856～1859年间的著作、赫尔曼·阿贝特（Hermann Abert）于1919年的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