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新说:我在美国讲老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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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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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道废,有仁义。

慧智出,有大伪。

六亲不和,有孝慈。

国家昏乱,有忠臣。

语译

当整个国家社会的人们,废弃大道而不行的时候,贤哲们便提出了仁义等道德观念,来匡正人心。当一国的君主崇尚知识,以聪慧智巧来治国时,人民便忘了素朴的本性,相习伪巧,钩心斗角。当人类至亲的伦常关系发生了问题后,于是贤哲们便订定孝慈的礼制来约束人心。当整个国家已经到了昏乱、危亡的时候,才出来一些忠谏之士,希望挽狂澜于既倒。

要义

1.本章提出大道与仁义智慧的不同。

2.本章所强调的是实际的行为而非道德观念。

仁义是在大道被废后才出现的

这里的“大道”和第一章里的“常道”虽然所指都是同一个“道”,但用法却略有不同。“常道”是指宇宙中的那个永恒如斯的造化的本体,它是生生不已的。也就是说不会有生和灭、兴和废。因为生灭兴废是现象界的变化。这里既然说“大道废”就不是指的常道,因为常道又如何会废?这里的“大道”,使我们想起《礼运·大同》中所谓的“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大道之行和大道废,正好相对称。“大道之行”是指的大道的实行于人间,也就是人们都能遵大道而行。相反的,“大道废”,就是大道的不能实行于人间,也就是人们不能由大道而行,或自弃于大道。所以此处的“大道”是指人们实行的“大道”。

当人们自弃于大道时,于是哲学家们便提出了仁义等道德观念来引入回归于大道。河上公的注说:“大道之时,家有孝子,户有忠信,仁义不见也。大道废不用,恶逆生,乃有仁义可传道。”这里把孝子、忠信、仁义分开。孝子和忠信都是指实际的行为,而仁义乃是指的道德观念。

此处,老子把“大道”和“仁义”分成了两个层次,固然对应了前一章的“太上,下知有之”和“其次,亲而誉之”的两种治道。但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大道”何时而废?为什么而废?这有两种解释:一是退化史观的看法,认为太古的社会,圣人无为而治,人们生活于大道之中,安乐和谐,根本不知道什么叫道德。到了后来,人欲泛滥,于是贤哲们不得不提出仁义等道德规范来匡救时弊。这种说法在《庄子》书中谈得很多,在《老子》书里也时有提及,如第十七章和第三十八章所描写的层次,常被学者们当作历史事实来分析。

另一种是治道层次的说法,认为君主应该把握大道,让人民自化,否则便要落入强调仁义的第二等治道。事实上,老子写书的当时,已是“大道废”,已是“仁义”之言泛滥,而老子所面对的君主,都是第三、第四等的讲刑法或行暴政的君主,根本上连“仁义”之政都谈不到,所以老子此处的话,乃是强调两个较高层次的治道,说明大道废之后,才讲仁义。仁义之治,并非最高的理想,因为“仁义”是道德观念,如果不能向上提升,便会下滑而为虚伪的文饰。

王弼注本作“慧智”,河上公注本作“智惠”,傅奕、吴澄、魏源注本作“智慧”。究竟原文是“慧智”“智惠”或“智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们都代表同一个意思,就是聪慧智巧之心。所以此处的“慧智”和佛家的智慧正好相反,是差别意识,是有欲之心。王弼注说:“行术用明,以察奸伪。趣睹形见,物知避之。故智慧出,则大伪生也。”河上公注说:“智惠之君,贱德而贵信,贱质而贵文,下则应之以为大伪奸诈。”以上两注都是指君主的用智治国。这是由“仁义”之治,再下落而为“法术”之治。也即是前一章所谓的“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因为君主用智去对付人民,视人民如罪犯,那么人民也以谎诈来应付君主,正是所谓“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实际的亲情和忠臣是回归大道

六亲,王弼注:“父、子、兄、弟、夫、妇也。”依照老子的意思,六亲是人类的至亲,本该和睦,父自然慈,子自然孝。这时候,根本不需要孝慈等道德观念来约束。可是不幸的是,人类的私欲增强,以致六亲不和,伦理失调,于是才有孝慈等道德观念和礼制规范。如果人伦的根本已被破坏,而只重外在的约束,也许只能防范于一时,礼制便会和刑法一样的僵化,把人们带入虚伪不实的地步。

显然,老子此处的“孝慈”不是指实际的孝子和慈父,而是代表一切伦理观念和制度。老子所处的时代,不只是“父不父,子不子”的伦理失和,连维系伦理的一套礼制也变得僵硬,而失去作用,所以老子才对“孝慈”等观念制度产生怀疑。

河上公注说:“政令不明,上下相怨,邪僻争权,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可见老子此处的忠臣,并不是指尽忠职守的臣子,而是冒死劝君的谏臣。如果一国的君臣都能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国家便不致昏乱。等到国家昏乱之后,才靠一些忠谏之臣来劝谏,这已是亡羊补牢的不得已之法了。

老子此处并不是对“忠臣”的强烈批评,而是指出治国之道,要在无为。如果一国之君,能少私寡欲,能以百姓心为心,社会自能安定,伦理必然和谐。如果只寄托一两位忠臣来挽救时艰,这显然是舍本逐末。何况在历史上,又有几位直谏的忠臣,是被昏君所接纳的?试想一个国家之所以昏乱,是由于君主的昏乱。而君主已经昏乱了,又哪里能辨得清忠奸?所以历史上有多少忠臣,只成就了自己的忠臣之名,对当时的国家安定,人民幸福,并没有直接的贡献。老子的感慨,是有深意的。

新语

本章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想法,就是道德观念与实际的道德行为不同。我们常骂人说:满口道德仁义,一肚子男盗女娼,这虽然有点偏激,这个例子也许较特殊,但道德观念只是语言文字,当然与实际的行为不同。

这个不同还不只是它们的并行不相交而已,有时道德观念太超过,反而会妨碍了道德行为,因为很多人只谈道德,或只推崇道德,就以为自己有道德,这样反而使人误认道德只是观念名相而已,只是口说,而无实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