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建设与社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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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管理创新与福利社会建设[1]

景天魁[2]

摘要:实践表明,建设现代福利社会的制度创新、建设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主的社会服务队伍的人才创新、建设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会企业为主的活动载体的社会组织创新,是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和平台。福利可以降低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可以激发富人的社会责任感,同时是增强政府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措施。社会福利是社会最重要的基础和平台,也是社会管理的基础。

关键词:社会管理 社会福利 社会建设 社会工作

这里讲的社会管理创新不是在通常意义上所讲的管理。因为要是按照原来的传统的管理,当前的社会管理很可能越是创新越坏。现在一提及社会管理,就是所谓的到处安装摄像头、增加警力搞围追堵截等,这严重地违背了社会发展的方向。这样的管理创新,我认为不是创新。当前对中央提出的社会管理创新要从积极的、正面的意义来理解。如果不解决当前面对的重大社会问题,就无所谓创新了。因此,社会管理创新是应对当前中国社会发展中一些重大的基础性问题的一种战略。

这种战略的含义,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管理的含义,而是具有根本性的、基础性的社会建设的意义。为什么这样说?因为现在我们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以及我们认为需要管理创新的,其实不是通过管理就能够解决的。

当前中华大地上有2.23亿人在流动,有人甚至将中国称为“流动中国”。这个流动的问题难道是个管理的问题吗?为什么有这么大规模的人员在流动呢?现在一提及管理,就说流动人口是“高危人群”。我认为这就奇怪了,流动人口怎么就成了高危人群了?2010年上海世博会以前,我到上海公安部门去调研,他们其实挺明白的。他说我们称为“高危人群”,人家原来在村里都是“良民”,为什么跑到上海就成了被盯着的对象了呢?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假设农民工只有300元钱来到上海,如果三五天找不到工作,可能300块就花光了,问题是花光了以后怎么办呢?可见这不只是一个管理的问题,而是一个需要解决的社会基础性问题。假设在这个时候,我们不是管理,而是为他们提供就业机会,如果有稳定的工作、稳定的收入,他们就没有成为高危人群的一分子的可能。可见这不是一个简单的管理问题,而是社会建设的问题。

另外,关于当前比较火热的“网络社会”问题。近年来,网络发展太快,同时也出现了对网络加强管理的趋势。网络社会是科学技术进步的结果,是人类社会进步的标志。然而怎么又成了对社会管理构成严峻挑战的因素呢?可见这折射出其背后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正是一些基础性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才使得网络也很容易成为被管理的对象。

在这个意义上说,如果说试图用管理的办法去应对一些社会基础性问题有点错位的话,那又怎样要求用管理的办法去解决那些通过管理很难解决的问题呢?比方说校园里面发生了枪击事件,几乎所有的幼儿园、小学、中学全部被配备武警、警察,并且速度之快,超出了我们的想象。2010年我正好去调研,每个校园门口都有民警。你想美国校园枪击事件经常发生,美国的议会怎么一遍一遍否决不允许个人拥有枪支的法律?当前,说实在的话,包括老百姓、政府在内对社会问题过于敏感。如日本发生核泄漏,日本社会还没有引起怎样的恐慌,但我们国家把盐给抢光了。可见这个社会,包括老百姓也包括政府,一方面对社会稳定要求太高,另一方面应变能力却太弱,并且这两个问题同时存在。

因此,我认为社会管理有上策与下策之分。所谓上策就是对于这个社会的大多数问题,能够把它变成可以自行解决的,或者用比较一般的手段就能够解决的。如果出点什么问题都要用那种解决对抗性矛盾、冲突的方式来解决,则为下策。下策反而在我们社会生活中到处可见。前两年我看到一些群体性事件,老百姓稍微有点动作,武警立刻就上来了,而没有经过任何其他的沟通、协商、谈判。在我看来,这就是把社会一般的、本来应该是正常的矛盾,用了一些解决冲突性矛盾的方式来应对。并且用这种办法解决,其后果只能是越来越麻烦。

因此,我认为当前社会管理方面的力度不是不大,社会管理力度其实已经很大了,关键问题在于我们今天面对的问题,不是只靠加强管理力度就能够解决的。如果不顾成本加大管理,所谓打压管控的力度,可能会取得一时的稳定,但效果却是事倍功半。应该把更多的人力、财力和物力投向解决基础性的社会问题,赢得可以支持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这是我的第一个基本观点。

那么社会管理创新的基础和平台是什么呢?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及我们自己的经验,我认为有三点:第一,制度创新,要建设现代福利制度迈向福利社会;第二,人才创新,建设以社会工作专业人才为主的社会服务队伍;第三,社会组织创新,建设以非营利组织特别是社会企业为主的活动载体。这三个方面是我们当前应对社会基础性问题的当务之急。把这几个方面搞好了,社会管理可以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当前我国已经到建立福利社会的时机了。我们现在天天干的事情都是在建立福利社会,如中央提出“小康社会”、和谐社会,社会福利,以及覆盖城乡的社会保障体系等,所有这些都包含了福利社会的含义。不要一说福利社会就联想到是不是就是高福利、高税收的问题,就是欧美社会的福利。社会福利模式很多,究竟哪个模式适合中国的国情呢?事实上,这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或者多么可望而不可即的一个事情。

我国为什么到了这个阶段要提出建立福利社会呢?回顾历史,最早提出福利的是德国铁血首相俾斯麦。“二战”尚未结束,英国的贝弗里奇勋爵到德国去学习考察俾斯麦的福利制度。为什么他们想起要搞这个福利制度、现代社会福利呢?因为他们深刻地认识到了福利具有三大社会功能。

第一,福利可以降低对贫富差距的敏感度,特别是提高穷人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这一点在任何市场经济的社会中都是非常需要的。否则,很难有办法在相当的程度上、相当时间内,把社会差距缩小。当这个社会无论是发了财的还是没有发财的,都认为不公平的时候,你得想办法把对贫富差距的容忍度提高一下,当然不是说只提高容忍度就没有事情了,相反,归根到底还是要缩小差距。但是同时要想办法来提高这个容忍度,而提高容忍度最好的办法,我认为最好的就是兴办社会福利。

福利最起码可以使得各个阶层之间在心态上不至于那么紧张,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我们中国的经验都可以看出这一点。在我们中国经验里面最成功的就是1995~2000年,我国在城镇推广最低生活保障是有目共睹的。当时中国有几千万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大家想想看,这几千万名国有企业职工下岗,不论从规模还是从当时的艰难程度来讲,放到任何一个欧洲国家足以使好几届政府垮台。但在中国没出事,为什么没出事呢?当时中国及时地提出了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当时的朱镕基总理决定中央财政出钱建立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就这么一个制度当时来说也就是一百几十亿元,但使得中国安然渡过了所谓下岗失业的洪水、洪峰等,可以看出福利在稳定社会中的作用,确实是别的制度很难取代的。

第二,福利可以激发富人的社会责任感。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迅速出现了一个富人阶层,致富速度很快。前些年大家都觉得中国富人阶层社会责任感太差,确实也太差。汶川大地震的时候,当时我正在美国,我就看那个美国媒体上所列捐款人第一个是台湾的王永庆,捐款一个亿。第二个是香港的成龙,也捐了一个亿。再看那个名单怎么也找不到中国内地的企业家。捐助亿元、千万元的都没有,到捐助百万元名单出来,捐两三百万的却是中石油、中石化等国有大企业,这是多么令人难堪而尴尬的局面啊!但是这几年,我看到我国企业家慈善意识开始提高了,开始出现慈善名人,以及这方面的效应了。福利、慈善是一件可以使富人得名、穷人得利、社会得稳定的一举多得的事情。因此,建设社会福利是一个良策,是社会建设的良方。

第三,福利是增强政府执政合法性的一个很重要的社会措施。经济发展起来也罢,经济没发展起来也罢,任何一个政府对于社会成员都是有责任底线的。“底线”是不可逾越、不可推卸的,福利恰恰体现了政府执政合法性的最基本的方面。现在不少人质疑“福利社会”是不是距离社会管理远了点,我认为恰恰相反,如果要搞好社会管理,首先要努力建立“福利社会”。至于怎么建设、制度怎么设计再说。但是千万不要以为这是两个事情,应该说社会福利是最重要的基础和平台。


[1] 根据作者研讨会主题发言录音整理。

[2] 景天魁,1943年生,山东蓬莱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