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现代化视野中的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

国内学界关于中国现代化问题的研究虽已取得丰硕成果，但把民族和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进程联系起来的专题研究则不多见。既有研究大都认为，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等概念，在中国一出现即具现代性内涵，它们是民族在现代化进程中遭遇到问题时所产生的应对，故应将民族主义置于民族国家现代化的框架中来理解。

徐迅指出，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研究，不能省略现代性因素，必须将其置于世界现代性（或曰现代化进程）这个总趋势中来把握，否则，这一概念将变成“一个巨大空洞的符号”。他认为：现代性在社会结构上就是“现代国家”的形成，这在中国则意味着“现代国家及其相应的政治、社会制度取代儒家伦理秩序”。现代性也是民族国家的历史动力，其理论可以作为一个统一的理论框架来理解民族主义的发生和发展。^[40]故“中国民族主义是世界现代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兴起和发展，与历史环境以及社会政治条件有密切关联。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在现代化和东西方文化冲突的推动下，中国人民为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41]他总结：①19世纪鸦片战争后中国被迫进入了基本上由民族国家组成的、充满竞争的国际社会，在诸多构建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事件中，辛亥革命、抗日战争和1949年新中国成立是标志“中国民族主义的里程碑”；②这些历史事件“强化了民族主义观念，并使中国进入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进程之中”，“各种社会力量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参与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历史建构，并赋予‘中国民族主义’以多重涵义”；③中国民族主义自诞生就直接要求一个现代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概念体系（包括民族起源、文化符号、领土和民族身份），“最终在现代国家建构中得到确定”，走向完整化和现代化，这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④现代意义下的主权、个人权利、集体权利、公民资格和社会关系构成了完整的政治实体；⑤“中华民族”的形成也是现代民族国家经济—政治结构的历史构成，“社会生存品质和样式，理念体系，个体—群体心性结构及相应的文化制度，全面和现代性接轨”，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现代化的总趋势的推动下被纳入了世界体系”。^[42]徐迅主要以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视角进行宏观考察，为跨学科的综合研究提供了理论和方法上的参考。

张汝伦视民族主义为现代性全球扩张的必然产物，其理论根源即在现代性，中国的民族主义也只有置于现代资本主义全球扩张的背景下，才能获得真正理解。他认为“现代性——现代世界政治经济的不平衡发展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的深层根源，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全球扩张是这种不平衡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在外力压迫下被动进入现代世界并开始自己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事实，规定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实质性目标，那就是，作为现代化进程的第一步，“建立自己的民族国家作为现代化的主体”，建立中国人的现代认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被动走上现代化道路的非西方国家来说，“民族主义揭开了中国现代化的序幕”。张汝伦以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取向为例，用较大篇幅来说明他的观点：文化民族主义有着自己的现代起源并受时代环境制约，因而有明确的现代民族国家追求，“本土化的修辞和对传统的赞美都不应该使我们看不到其现代实质”。文化民族主义的现代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其政治目标“无一例外的是现代民族国家”；第二，对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态度是“非本质主义的建构主义”，而不是“本质主义的原教旨主义”，文化民族主义讲传统文化，“完全是一种传统的现代建构，或现代建构的传统，而不是传统资源的照搬”。他总结说：“文化民族主义表现为批判传统和追求现代性两个面相，批判是手段，现代民族国家是目的。”^[43]

张勇从中国现代化历史的角度考察了民族主义与中国现代化的交互影响，指出民族主义与现代化本为相互伴生的历史范畴，对于民族主义的考察不能脱离对现代化的关注，关于现代化的研究亦不可忽视民族主义因素。与前述徐迅的观点大致相类，张勇认为，中国民族主义的出现与现代民族和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有着异常亲和的血缘关系，中国民族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与世界现代化和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密不可分，“中国是在世界现代化浪潮扩张的过程中被动卷入的，因而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一个由被动向主动转化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民族主义起了重要作用。在一定意义上，中国民族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就是“中国人民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实现现代化而奋斗的历史”。他从三个方面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的历史影响：①民族主义是中国最终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重要推动力；②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战略模式的选择有重要影响；③“以农立国”的民族主义对中国工业化道路有重要影响。^[44]

王晓明所看到的更多是民族主义的负面作用。他结合现代文学史的研究，将民族主义置于中国现代化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这一大背景之下，勾勒了民族主义自晚清至当代发生及变迁的历史，从内部和外部两个面向上揭示了民族主义在现实环境下形成的褊狭激烈的品格，并揭明这种狭隘的民族主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包括对民族国家的现代化与个人层面的现代化都产生了负面影响，应该加以克服。^[45]但杨春时的看法则与之有些相反。在对现代性的任务进行主次轻重的衡量后，他论述了近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和民族主义与现代化的关系。他说：“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是最迫切的任务，在亡国灭种的威胁下，现代性的其他任务都必须让路。民族主义是对西方列强宰制中国的反应，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历史要求的产物，因此它必然成为基本的意识形态，主导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他考察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指出：在中国，民族主义与国家主义一体化，是同一思潮的两个方面，民族主义是国家主义的理由，国家主义是民族主义的归宿，他们共同推动中国走向现代民族国家，为其打下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但同时他也提醒，对如中国这般后发现代化国家而言，民族主义也常有正与负的两面效应：一面“是作为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推动力量”，一面“又可能是抵制现代性（体现为世界性）的传统势力”。后者体现出民族主义的反现代性的一面。国家主义也一样，它既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准备阶段的意识形态”，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准备条件，同时又“在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后成为实现现代性和走向现代民族国家的障碍”。所以，在当前的现代性建设中，“必须警惕”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负面影响。^[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