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民族主义的演变与类型
多数学者认为，研究近代中国民族、民族主义问题不能落入历史的虚无主义。毕竟，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都是在具体历史中发生的，都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的变化，只是这个变化过程极其复杂。
唐文权和罗福惠两人通论性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特点，即都视民族主义为人类历史进程中的产物，有自己发生、发展和演变的历史，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上表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价值取向。[29]其中，唐文权的《觉醒与迷误：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研究》从历史的纵向上论述了中国民族观念、民族关系与民族主义从传统向近代的转化；在横向上，主要从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民族主义三个方面检讨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发展和演变，表达了作者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对于中华民族独立、统一和富强的积极作用的肯定。他指出中华民族观念与民族主义思想“最早可追溯到春秋时代”，“尊王攘夷”被确定为“华夏的共同目标和民族政策”。这种观念后来被理论化，在孔子修成《春秋》后，“裔不谋夏，夷不乱华”成为“华夏共认的民族主义准则”，并以此判定华夏与四夷之关系。而以“内夏外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为基本内容的民族认同准则与传统民族主义观念，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也逐渐得以形成。但这是一种与近代意义的民族意识与民族主义有明显分野的闭塞狭隘的民族观。他认为中国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中期以后才开始勃兴。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次第提示着传统民族主义思想的衰落：“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既是古典爱国主义的终结，也是传统民族主义的压轴”，接着从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到大革命高潮和抗日战争，“迎来了近代民族主义思想的高涨”。[30]
在民族主义作为一种社会政治运动变迁的总脉络上，罗福惠的观点与唐文权大体一致，认为在历史的方向上，民族主义有从传统民族主义到近代民族主义明晰的演变线路。甲午战争是中国民族主义演变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关节点，而义和团运动成为传统民族主义的“挽歌”。但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观念，罗福惠等却是从中国古代的族类意识开始切入探讨的。他在详细考察了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历史中的演变后，认为“中国从秦汉开始，就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虽然自那时起直到清中叶，其民族思想仍属于原初型的族类民族主义和次级原初型的文化民族主义，但由于中国高度发达的农业、手工业经济，完备的政治制度和光辉灿烂的传统文化，早已使得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具有巨大的凝聚力和顽强的生命力”。[31]由是罗著对中国古代的民族意识投以较多关注。整体看来，《中国民族主义思想论稿》将中国民族主义分为传统民族主义和近现代民族主义，其中对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民族主义作了更为具体的归纳，以展示近代民族主义思想演递的脉络、特征和影响。作者从社会结构的上下两个层次来剖析19世纪后半期的民族主义。上层有传统型、保守型、开放型和革新型的民族主义，下层主要表现为乡土社会民众的民族意识和复杂的民族情绪；作者认为，20世纪前20年，传统民族主义的族类民族主义和文化民族主义已完成向近代民族主义的转化，中国近代民族主义趋于定型和成熟，产生了政治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呈现出不平衡性、流变性和民间推动的特征；20世纪20年代以后，中国的社会环境发生变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对主角”，表现为无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与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之间的分合交替。[32]总体看来，罗福惠等主要是根据民族主义在具体历史时段的变化来具体地划分其类型的。
姜义华通过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化过程、内在结构和主要特征的考察和分析，将其分为族类民族主义、政治民族主义、文化民族主义和经济民族主义，前三者特别发达，而相比之下，建立在统一市场基础上的经济民族主义则显得异常薄弱。[33]阮炜也指出，现代中国的激烈反传统主义其实是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主义在思想层面的反映和呼应，激烈的反传统主义是以政治上的民族主义与一种本该健康发展却未能健康发展的文化民族主义之间的严重失衡为基本内涵的。他在现代中国语境中描述了政治民族主义与文化民族主义的对峙和紧张关系，认为“晚清至1949年以前的中国历史，是从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化、从国家样式的文明向现代样式的国家转型的历史”。[34]皮明勇视近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为一个浑然的整体，指出民族主义的两个基本问题：“大民族主义”与“小民族主义”的问题，“反传统民族主义和民族保守主义以及对二者的总和扬弃问题”。前者即谓“对中华民族是否给予整体认同的问题”，后者乃“中华民族争取独立与解放的基本手段和根本方法问题”。[35]皮氏之论显然有着梁启超的影子。李良玉在考察从辛亥到五四时期民族主义的演变历史后认为，辛亥革命的民族主义有二元性：一方面它的基本内核是新型国家观念，可称之为国家民族主义；另一方面它又以通过革命排满实现民族光复，因而是种族主义的民族主义，即反满民族主义。[36]这是对民族主义个案的分类。萧功秦称“由于民族危机而激发的、作为对西方挑战的回应而产生的，旨在通过自立自强来有效地维护自身生存条件的民族自卫意识与运动”为“应激―自卫型民族主义”，它在社会分层上有两种类型：一是以保守的儒教卫道派为代表的“儒家原教旨”的民族主义；一是现代化进程中产生的务实的民族主义。[37]此外，还有张连国自由主义的理性民族主义之说、张鸣的乡村民族主义之说和胡成的边疆民族主义研究，等等。[38]
俞祖华关于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格局及主导价值的详细分类分析，是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类型问题较为全面的总结性论述：依民族主义的文化渊源与时代特征，可分为传统民族主义与近（现）代民族主义，并指出，我国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思潮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依民族主义作为对本民族的忠诚心理体认的范围，可分为“小民族主义”（以汉族为体认单位的种族主义尤其是“排满思想”）和“大民族主义”（以中华民族这一历史上形成的多民族命运共同体为体认单位的反帝思想）两种类型；依民族主义所强调的不同侧重或不同的民族认同符号，可分为族类、政治、文化和经济民族主义；依民族主义与政治、文化思想的关系，或对传统、现代的不同取向及其不同强度的排拒情绪，可分为革命性的民族主义（激进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理性民族主义）、保守型民族主义和复古型民族主义。除此之外，还可作其他区分，如排外的民族主义与开放的民族主义、乡土的民族主义与中上层的民族主义等。最后他说：“从各种类型的民族主义的演变、消长的格局中，可以看到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主流价值为‘坚持中华民族独立、自主及自尊的、现代的、开放的、理性的民族主义’。”[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