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中文语汇中“民族”一词的源流

关于“民族”一词何时在中文语汇中出现的问题，中国历史学、民族学和政治学学界很早就有相应关注。

林耀华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谈及这个问题的学者。1963年时他就曾撰文指出，“最早有关‘民族’一词的记载之一”，可能是章太炎在《序种姓上》中所言“自《帝系》《世本》推迹民族，其姓氏并出五帝之臣属”一语，其时间应在1900年之前。^[8]

20世纪80年代初，有学者在林耀华先生这一观点的基础上对该问题作了进一步考证，认为康有为在1898年的《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中，早于梁启超1899年所撰的《东籍月旦》，最先提出了“民族”一词。^[9]1984年韩锦春、李毅夫认为：“汉文‘民族’一词最早见于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的《强学报》。”^[10]次年，又有学者经详细查考后指出，王韬在1874年前后就已使用“民族”一词了。^[11]1896年12月，韩锦春、李毅夫两人编就一部未公开发行的文献——《汉文“民族”一词源流考》。此著堪为该问题研究的阶段性总结，重点汇集了近代文献中“民族”一词出现后的早期使用例证，对后来的研究者产生了很大影响。

2002年，黄兴涛撰文称，中文语汇中“民族”一词，“19世纪70年代初可能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他说：“中文里的‘民族’一词最晚到1837年时，就已经出现，1872年时，已有华人在现代意义上加以使用了。”他认为中国古代汉文中很早就有与“民族”相关的一系列词汇：“家族”“宗族”“族民”“族类”等，但“民族”一词一直未能从中发现，直至近代前夕，随着中外民族交往急剧增多的现实作用，出现了“民族”一词。这既是19世纪初期中西文化交流、中外民族交往的产物，也可说是“传统族类”观念“面临西方观念时实现转换变化的结果”，但当时它并未能传播开来。而在20世纪初期中国广泛流行的“民族”观念，“实受到其在日本使用直接强烈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黄文指出，人们“不能因此简单地将其判定为即是来自日本的外来词，因为中日之间存在的那段复杂联系、互动的历史真相尚待进一步揭示”。^[12]

2004年，在既有研究的基础上，郝时远对汉文“民族”一词的源流、古代近现代的意义和内涵作了全面细致的考察。他认为“中文‘民族’一词不见于中国古代文献，是近代由日本创造并传入中国的外来词”这一“通行多年且似成定论的观点缺乏根据”。郝先生通过检索“十三史”“二十五史”《四库全书》《四部丛刊》等古代文献，列举了10个例证来说明“民族”一词确属中国古代汉语的名词。在近代中文文献中，现代意义的“民族”一词出现在19世纪30年代。古汉语“民族”一词有可能在19世纪70年代或之前传入日本。然而，郝先生又指出，古汉语“民族”一词在近代传入日本后，在日译西书（主要是德人著作）中对应了volk、nation、ethnos等名词，被赋予了现代意义。“中国现代民族（nation）观念”则是受到日译西书的影响。19～20世纪之交国家危机的大背景，天下与国家、部民与国民、种族与民族、华夏与夷蛮等观念交相冲突，国家主义、民族主义、国民主义、种族主义等参与对国民（volk）与民族（nation）的不同塑造。梁启超则基于中国多民族的民族—国家建构，宣扬“合汉合满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个大民族”。这一“大民族”观念，虽然受到日本“民族帝国主义”思想影响，但“就其对‘民族’（nation）意义的理解而言，即相当于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13]

郝文可看作是对“民族”一词源流讨论的又一个阶段性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