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民族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渊源

大陆学者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涉及了近代中国民族问题与民族主义的理论渊源，且所持观点亦大体一致，大都认为其理论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如族类意识、传统知识、文化等中国传统资源及其流变；二是西方有关理论及其“旅行”后的中国化。其分歧点主要在近代以来人们根据不同时期之不同情境需求，从民族传统或西方资源中具体吸取和“收拾”了哪些内容，以及两者在构造民族主义过程中的比重和互动关系。

陶绪认为，一方面，由于晚清自身经济和政治条件的变化、外来文化的影响、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等三方面的因素，中国传统的民族观念在近代经历了一个复杂、渐变的过程，有的内容因不适应社会和时代要求而被淘汰，有的则因新的历史条件而发生变化，产生了一种近代民族意识，从而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潮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主要表现在：华夏文化中心的地理观念、华夏文化优越意识和传统的“夷夏之辨”观念的变化。另外，西方民族主义思想为晚清民族主义的形成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伯伦知理、洛克、黑格尔等的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受到重视，进化论学说、卢梭的自由平等理论以及各国独立战争史和民族英雄的民族主义思想、法国大革命史促进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思潮的形成。^[14]

罗福惠等则以较多笔墨详细论述了中国古代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和族类思想的特点，指出中国传统的族类思想既常与“爱国、忠君、维护固有文化以及崇尚气节”相联系，但“族类意识又影响到人们偏重于‘祖述’和继承，阻碍着借鉴与开新”；其“‘中国中心观’既造就了民族的自信力和凝聚力，但也阻碍了自己借鉴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其民族自卫观念体现了可贵的自尊自立精神”，但含有许多毒素。因此，有的成分应该保存和发扬，有的则要进行创造性转化。^[15]罗著对民族主义在中国历史中的变化有一较全面的分析与归纳，梳理出了一条清晰的民族主义的纵向脉络，同时也兼及西方资产阶级国家学说、民族理论以及自由平等和天赋人权思想的影响。

金冲及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需要有一定的学理支持，特别是要能吸取西方近代民族主义的某些思想资料”，是19世纪下半叶德、意统一时期的民族主义，而非法国大革命，在理论上直接地影响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构成。^[16]杨天宏指出中国传统政治思想虽不具近代意义的民族主义，但却不乏体现民族精神与民族意识的类似论说，所以民族主义观念尽管在甲午战争之前未摆脱其“原始的生成形态”，但在甲午战争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学说在经过社会政治学的重新包装之后开始传入中国”，推促了中国民族救亡运动的展开。^[17]王立新也持类似观点。^[18]

与陶绪的观点大致相同，焦润明认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理论背景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其一为固有的华夷观，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直接的理论来源之一；其二是来自西方的理论资源，它主要包括三个内容：进化论学说、启蒙时代的自由平等学说和伯伦知理、洛克、黑格尔等的民族主义理论。^[19]冯天瑜在考察了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历史渊源后指出元典的华夷观不应该被忽视：“古老的族类意识是近代民族主义的源头”，“如果说民主主义（民权主义）较多地受到西方的影响……那么，民族主义则大体因袭着中国固有的传统”。^[20]

罗志田认为，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一方面来源于传统的夷夏族类思想，另一方面引自西方的相关学理。他引用章太炎的话来加以证明：“幼年读《东华录》，已愤恨‘异种乱华’。后来读郑所南、王船山两先生的书，‘全是那些保卫汉种的话，民族思想逐渐发达。但两先生的话，却没有什么学理。自从甲午以后，略看东西各国的书籍，才有学理收拾进来。’也就是说，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发端，固然来源于传统的族类思想，但其成为一种‘主义’，却是收拾了日本和西方的学理之后。而彼时日本的民族主义学理，基本上也是舶来品。所以中国士人真正收拾的，不过就是西方的民族主义学理。”亦因此，罗志田对今人从近代才开始引入西方观念去推倒中国民族主义或民族认同不以为然。他认为研讨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应该注意四个问题：①需追溯民族主义的传统渊源；②检讨其“收拾”的西方学理；③将其置于当时的思想文化演变及相关之社会变动的大语境中；④关注“传统族类思想的一些（而非全部）层面何以能复苏、西方的一些（而非全部）学理何以会传入以及二者怎样融合等诸多因素相互作用的动态发展情形”。^[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