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粤商创新的历史印记

千年粤商，百年崛起。作为中国历史上五大传统商帮之一，粤商在近现代的百余年历史中迅速崛起，成为中国经济中最为主要、影响力最大的企业群体之一。百年以来，粤商高举“敢为天下先”的创新旗帜，以不懈的创新精神和独特的商业智慧实现了我国工商业发展史上的一次次重大突破，为广东乃至全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1873年，广东省南海县人陈启源在南海县西樵简村创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民族资本企业——“继昌隆”蒸汽缫丝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工业的先驱，也标志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从此登上了历史舞台。1978年7月30日，东莞太平服装厂与香港商人张子弥共同创办了中国首家中外合资企业——东莞虎门镇太平手袋厂，这是中国工商总局发放的关于“三来一补”企业的第一个牌照——“粤字001号”，由此拉开了中国引进外商投资和“中国制造”的时代大幕。从“珠江水、广东粮”到“岭南服、粤家电”，再到今天的“信息技术簇群、汽车工业重镇”，任时代变迁，广东企业孜孜不倦地创造新功，占据鳌头、引领潮流的地位不改。因此，粤商百年崛起的历史就是一部敢为人先、开拓进取、开放兼容的创新史，就是一部推动广东改革开放发展的历史。

创新百年，回溯千年。为什么广东企业能够从近现代商业发展史中脱颖而出？一般认为，广东的经济成就得益于“天时”和“地利”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中央政府给予广东部分地区先行先试的特区政策优势，允许广东实行“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是难得的“天时”；另一方面，广东在地理位置上毗邻港澳，这为中外合作提供了“地利”优势。但是，广东经济的发展和粤商的创新更离不开“人和”。这“人和”便是中国传统文化鲜有的冒险、开拓、务实、竞争的商业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是粤商在千年商业文明史中的深厚积淀，是粤商文明的精髓，更是粤商百年崛起的奥秘。离开了“人和”，我们就无法理解为何自秦汉广州开海上丝绸之路始通海外，到近现代民族工业在广东的萌芽，再到改革开放后的全国经济第一强省，广东始终是全中国经济发展与商业创新的一片热土；也难以解释为何粤商能够走出国门，在东南亚等地的商界建立许许多多世界级华人家族企业的丰功伟绩。

为了更加深刻地理解粤商发展的灵魂——商业创新精神，本章用历史演进的研究视角，分析自秦朝以来影响粤商创新精神形成的重大商业事件和历史进程，以及对商业创新活动的管理启示。根据广东商业历史上的重要商业事件和历史进程内容，本章将粤商创新精神的形成时期分成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约从秦汉时期广州成为海上丝绸之路港口起始，至1655年清顺治正式实施全面海禁政策；第二个阶段则从实施海禁政策直到1842年清廷因鸦片战争战败被迫签署《南京条约》开放其他通商口岸；第三个阶段则是从1842年被迫开放通商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民族资产阶级逐渐退出历史舞台。粤商发展的三个历史阶段的详情可参见表1-1。

表1-1 粤商的发展历史对其创新精神的影响

三个商业发展阶段为粤商的创新精神提供了三个不同的来源：第一，广州因地理位置优越而成为自秦汉以来的海上丝绸之路的主港之一，使得广州商业形成了鲜明的海洋文明特征。航海贸易的冒险精神和海纳百川的兼容精神是粤商创新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二，明清时期的海禁政策、尤其是清代的广州“一口通商”政策使得广东地区形成了重商主义的社会文化，这是对传统儒家学说中重农轻商思想的重大超越。重商文化中的重商逐利精神和商业竞争精神是驱动商业创新的重要因素，这构成了粤商创新精神的另一个重要部分。第三，明清时期大量迁移至潮汕地区的福建人和粤东北地区的客家人，与祖居广东珠三角地区的广府人共同构成了近代粤商的主体，三种不同社群的人文精神是粤商创新精神的第三个来源。广府人开海外风气之先，将中华民族追求复兴的革命精神运用到商业领域，具有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潮汕人祖居漳州，因地狭人多，自明清以来就是中国海上自由贸易的主要群体，形成了夹缝中求生存、爱拼才会赢的拼搏创新精神，善于从纷繁复杂的商业环境中把握创新机会；客家人自中原南迁而来，秉承了儒家君子之风，具有自强不息、厚德载物、勤俭刻苦的自主创新精神。

综上所述，粤商的发展历史对其创新精神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探索历史上形成的创新精神要素对于理解粤商的创新行为和有效地进行创新管理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本章共分四节，其中前三节从广东独特的地理、政治和社会人文环境出发，按照历史演进的时间顺序，依次阐述三个重要的历史时期所发生的商业历史现象、分析商业历史中所蕴藏的创新精神要素，以及探讨创新精神要素对当代企业创新管理的启示。第四节将对粤商创新精神进行一个结构性回顾，试图建立粤商创新精神各子要素之间的关系和作用机制，归纳粤商创新要素在创新管理中的不同作用，以提出一个结构化的、基于商业历史分析的粤商创新精神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