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湘湖刘氏自明初以来就逐步走向兴盛，至明末清初已达到鼎盛的阶段。随着人丁的兴旺，宗族经济的增强，科举人物的增多，刘氏宗族在武北地域社会的影响力也日益增大，成为武北范围内的巨姓大族。
湘湖刘氏对外交往的基础除我们经常提到的墟市、通婚网络外，还有其宗族迁徙形成的血缘网络和由科举成名而形成的“业缘”网络。
关于湘湖的墟市，康熙《武平县志》和民国《武平县志》均无记载，可见其影响较小。刘光第《湘坑湖记》云：“有市、有店，有……刍者、担者、量者、权者、鬻酒者、饭者、肉者、烟者、肩米肩木油者。”从中也看不出墟市兴盛的面貌，但可推知湘湖墟的开设时间当在晚清以前，墟市的买卖主要是柴、米、油、盐以及烟、纸等日常用品。
据多位老人报告，民国时期与湘湖墟联系较为密切的墟市是腊口（四、九）、店厦（一、六）、贡厦（一、六）、亭头（四、九）、大禾（三、八）、小澜（三、八）、濯田（大二、小六）。它们的墟期都互相错开，且空间距离相距不远，几乎都在40华里以内，当天可以来回，从而形成相互交错的经济网络。墟市是人群相互交往的场所，也是当地居民与外地各姓相互联系的纽带，因而上述墟市成为湘湖刘氏对外交往的重要通道之一。
除了墟市本身外，还有与墟市有关的挑夫。据众多的报告人说，在旧时湘湖村有“三百条担杆”在店厦墟落脚，他们从江西的会昌、瑞金，长汀县的腊口等地挑来米、豆、油等物到店厦墟卖给来自上杭、峰市等地的商贩，又从店厦墟挑着盐、头及其他农具等物前往会昌、瑞金、腊口等地销售，如此一般需经过三天的来回。挑担行走的路线主要有两条：一条是从湘湖出发经板坑到会昌，再从会昌经板坑回到湘湖；另一条则从湘湖出发经溪口、上蕉等地到瑞金，又从瑞金经上蕉、溪口回到湘湖。通常都是去一担，回一担。由于缺乏技术含量，仅凭死力，挑担的工钱是很低的。以挑米担为例，正常年份是从江西挑100斤大米，挑回家中后留30斤，另外70斤挑到店厦墟去卖，卖的钱刚好够从江西挑米的钱，所得的工钱实际上就只有留在家的大米，如此勉强糊口而已。至于挑其他货物的，一般也是一墟赚一个光洋。
据一位挑过担的70多岁的老人说，旧时挑担确实是很艰苦的，一要防抢，所以必须十个八个一起出发；二要风餐露宿，饭都在路上吃，自带筲子饭，菜则一般只有菜干、咸菜、豆腐乳等。夏天的晚上一般就在路上过夜，冬天要住客店，却很难有好的棉被盖，通常是等挑夫躺下后，店老板把一块一块的破棉絮贴在身上，借以御寒。所以，当地有“世间第一苦，挑担行长路”之说。由于挑担的艰辛，赚钱不易，挑夫们常常会乞求神明保佑。有的人在出发前会到公王神坛处烧香，有的则当天烧香，也有人到路上的半迳亭公王处烧香，希望神明保佑路途平安，买得便宜，卖得好价钱。
当然，也有的挑夫苦中作乐，在途中挑得辛苦了，便停下来唱唱山歌，或男女青年在挑担的过程中产生了爱情，在路上谈情说爱，这叫“挑风流担”。
除墟市外，通婚网络也是湘湖刘氏对外交往的一条渠道。湘湖刘氏在历史上与周围各姓的通婚情况，《湘湖刘氏族谱》有着比较详细的记载（见表1-2）。
表1-2 湘湖刘氏的通婚姓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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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我们统计，刘氏从一世至十四世曾与102个姓氏有过通婚关系，应该说这样的通婚范围是相当广泛的。进入民国以后，随着湘湖刘氏视野的进一步开阔，通婚范围更加扩大。
在湘湖刘氏范围广泛的通婚网络中，保持较为密切通婚关系的有蓝、王、钟、李、林、张、何、丘、吴、陈。这些与刘氏保持经常通婚关系的姓氏大部分在武北范围内，另一部分则分布在长汀的濯田、羊牯等地，且大都是当地的大姓。如蓝姓主要来自湘坑坝、贡厦、大禾，少量来自源头、江坑、中湍，这些地方都是蓝姓村落，并且是武北范围内的另一巨姓望族。王姓主要来自湘里、桃溪、长汀的濯田等地，钟姓主要来自大禾的贤坑、帽布、坪坑和桃溪镇的田雁等地，李姓主要来自亭头，张姓、陈姓主要来自小澜，何姓则主要来自毗邻的湘坑，而丘姓、吴姓、罗姓则主要来自本乡的尧山、三和、吴潭、七里、店厦等地。
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与湘湖刘氏经常通婚的姓氏的所在地与湘湖的空间距离比其他村落姓氏的通婚范围要广得多。一方面，湘湖刘氏周围的村落多为本姓，系刘氏宗族扩张的产物，刘氏族人奉行“同姓不婚”的原则，自然要在更远的地方寻求通婚。另一方面，湘湖刘氏与前述一些墟市（如小澜、亭头、贡厦、大禾）的距离相对较远，但由于密切的经济关系，也存在着通婚现象。这既是一种客观存在，同时也说明经济网络与通婚网络的一致性。
说到通婚关系，据当地报告人刘茂兴先生说，湘湖刘氏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不准欺负邻村邱坑只有几户的邱姓人，因为他们是开基祖三郎婆的外家。这几家由于经济实力的原因无法单独举行打醮活动，他们在湘湖村打醮时都会前来烧香。
与武北其他宗族明显不同的是，湘湖刘氏对外交往的通道还有血缘网络。如前所述，由于人地矛盾、社会动乱、官差滋扰等因素导致了湘湖刘氏的迁徙，迁徙有向周边地区迁徙的，有向武北范围迁徙的，有向本县范围内迁徙的，也有向江西、广东、四川、江苏、浙江等地迁徙的。不管迁徙到何地，他们几乎都没有割断和祖籍地的联系，还常常通过修祠堂、编族谱、祭祖墓联络感情，由血缘纽带编织成刘氏对外交往的网络。外迁刘氏族人新的居地是网络的枢纽和基点，网络从这些基点再辐射到周边地区，构成了更大的网络。这种网络的扩大，有利于湘湖刘氏本部与异地他乡各支派互通信息，互为奥援，为湘湖刘氏在武北地域社会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更为有利的条件。
血缘网络的继续扩大称为“同宗网络”或称为“同姓网络”。关于湘湖刘氏宗族与武北其他刘姓宗族的联系史无记载，但我们在武北其他刘姓村落田野调查时却时有耳闻。据湘村刘文波先生说，在民国时期湘村刘姓与源头蓝姓曾发生过长达22年的械斗案，械斗发展到最激烈时，源头人曾向湘村人下过战书，约定于1918年正月廿六日举行会战。此时，湘村刘姓人曾派代表到湘湖求助，在总祠烧香、发烛，进行会事（即邀请湘湖刘氏宗族的首脑人物前来磋商有关战略战术、派员情况，以及奖励有功人员、安抚伤亡人员等问题），而湘湖刘氏则派出了二三百人助阵。
刘文波先生还对笔者讲述了另外一个故事：清末刘光第回祖籍地湘湖祭祖探亲期间，曾在乡亲刘庆芳、刘楚珍、刘刚甫的陪同下到湘村拜梓叔，并小住一两天，还在湘村兰芳公厅留下了“一挥累纸恣奔放，千日论诗喜琢磨——斐邨光第书”的墨迹。
我们在小澜村、桃溪村调查时也听到其他一些情况。据小澜村的刘裕元先生说，民国时期武北刘姓村落如湘湖、龙坑、湘村、瑞湖、沟坑、永平寨等曾联合成立家族自治会，由各村出一定数目的钱用以购买枪支，支付办事、出差等费用。自治会专门有一班人马负责，遇有重大事件，家族自治会就会出面协商或干预，如墓堂里刘××因洪水冲垮木排，在捡拾木排的过程中与张屋人发生纠纷，刘、张二姓械斗一触即发时，就是在家族自治会出面协商后得以圆满解决。刘裕元先生还说，由于湘湖、湘村、瑞湖等刘姓人多，作为小澜刘姓的坚强后盾，才使得小澜刘屋能在张、余、陈三大姓矛盾斗争的夹缝中求生存。
桃溪村一位张姓报告人则给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民国时期，湘湖村刘姓人与长汀县红山乡三叉丘姓人因为一头猪发生了争执，由于处理不善，矛盾不断升级，后来发展到姓与姓之间的大械斗。双方都会同了方圆几十里的同宗梓叔参加战斗，甚至连自身难保的店厦村丘姓人也卷进了这场纠纷。双方的力量对比是，刘姓人占绝对多数，故称“千家刘，百家丘”。不过，三叉处于易守难攻的有利地理位置，尽管刘姓人依仗人多势众，发动了多次攻打三叉的战斗，但是不仅未能攻进三叉村，反而被打死了三条人命。最后，方圆几十里较有身份的公亲叔伯、士绅为了避免更大规模的械斗，前往调解。因为刘姓人在战斗中并未取得胜利，所以对于人命的赔偿也十分轻微，有好事者为此作了一首打油诗：“刘屋亲戚几千家，会同人马打三叉，四位梓叔来商议，一心会来下龙下，龙下会到永平寨，水湖会到并沟坑，桃溪会到湘村转，罗坑会到白石坑，黄刘乌刘会得揪，以是丘家跤子总会输，去年刘屋出头脚，今年刘屋出烂脚，三条人命告到二只狗屌猪，大个拿来煎，细个拿来镬，局揪局揪做一角。”[6]
这首打油诗虽有戏谑的成分，但从中不难发现，在1949年前湘湖刘氏宗族与武北其他刘姓宗族在重大事件中联系之密切。他们互相帮助，互为奥援，构成了武北范围内的同姓网络，从而成为武北地域社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重要力量。
科举成名早、科举人物众多是湘湖刘氏的一大特色。因而科举网络亦成为刘氏宗族对外交往的重要纽带。在科举制度下，师生、同学、同年是一种重要的业缘关系。旧时授业学生不多，且事关功名，师生关系比较密切。而房师、座师这些科举考试中的阅卷官和主考官，因手握学生功名，他们对学生虽无授业之功，却有拔举之恩。学生一经考中，便投帖正式拜在他们门下，算作门生。这种师生关系加上恩义，所以更为亲密。至于一些举荐学生、门生为官吏者，则恩义更重。同窗是私塾或府州县学或省学国子监同时习业的学生。而同年则是同年考取进士的相互称谓。同年登科，意味着一同踏入仕途，所以更有亲缘。官吏初见，总要先叙年谊，如进身较早则为尊，较晚则甘拜下风。如是同年，则异常亲切。在旧时社会政治生活中，同窗、同年之间往往互相夤缘，同年、同窗因而成为士子谋求进身的重要渠道。
湘湖刘氏宗族自明初刘隆中进士后，便人文蔚起，科举人物大量涌现，他们的人际关系便沿着师生、同窗、同年等延伸，形成了一张庞大的人际关系网络。关于湘湖刘氏宗族的科举网络，《湘湖刘氏族谱》既有直接的记录，也有间接的体现，兹举数例如表1-3所示。
表1-3 湘湖刘氏宗族的科举网络
诸如此类，屡见不鲜，无法一一枚举。科举士子的交游网络同时也是整个宗族的交游网络。刘氏宗族的这张科举业缘网络，对刘氏宗族的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持久的影响。
第一，刘氏宗族凭借这张网络开阔了视野，心理上走出了武北山区。
第二，这张网络扩大了刘氏宗族的通婚范围。明显的例子是，刘隆进士及第，先后在江西、广西、河南、浙江、山西等地做官，娶了广西太平府颜布政长女颜氏、山西杨氏为妻。又如，十一世忠勋为郡庠生，先后娶长汀城耆民陈凤山长女陈氏西娘、医官汪遂庵长女汪氏贞娘和前所千户惠槐轩三女惠氏员娘为妻。类似这种情况在科举士子中是很普遍的。通婚范围的扩大既更新了血缘，又进一步开阔了视野。
第三，这张网络为刘氏宗族夤缘权贵，提高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起了重要作用。从现存的《刘氏族谱》看来，每次兴修族谱都有地方官员为之作序，而这些序文又几乎都是刘氏宗族中的科举士子通过他们的师生、同窗等关系求索而得，《武邑湘湖刘氏族谱叙》为赐进士第中宪大夫知汀州府事方仲于康熙四十七年所撰，落款为“年家侍教弟”，文中云：“予承受乏汀郡，勤民之余兼以课士，因得武邑刘子兆泰、汉鼐、云阶、士通、登岸、挺兴、汉钟、晃章、得名、燕伯、雯镒、大业、伟业、肇璧辈面识之，予爱其文思接其人。一日，刘子辈手家谱诣予，按其人益思其文，而转乐溯其所自始。”说明了方氏为之作谱的缘由。又如，《武邑湘湖刘氏三修族谱序》为赐进士出身，诰授朝议大夫前知福建汀州府事罗经于嘉庆十三年所撰，署名为“年家眷弟”，文中云：“刘氏为平川巨族，今刘子辈三修谱问序于余，余以刘氏渊源所自，以至科甲人文历代仕官……自嘉庆戊午，余奉命守汀即知湘湖代有闻人，及解组后尊教龙山门下若刘子曜翰、为黼、登斐、玉森、天球、植……重修谱牒。”也表明该序文系刘氏宗族的科举士子通过师生关系求索而得。地方官吏频频出现在类似于修族谱这样的宗族活动之中，自然为刘氏宗族增光不少，也无形中提高了刘氏宗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
第四，刘氏宗族利用这张网络干预和参与地方事务。在调查中，当地报告人刘维雄先生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刘隆少年时到武平县赴考，想吃鱼子，城里恰逢有人卖鱼，刘隆上前询问价钱后，左看右看露出十分中意的样子，但就是没提出要买，卖鱼者于是问道：“你是嫌鱼子太大、太小，还是价钱太贵？”刘隆便说：“大小都十分合适，只是差三分钱。”卖鱼者就说：“拿去吧，你们读书人高中后，稍微抬举一下就不止三分钱。”刘隆便叫他留了姓名。几年后，刘隆高中做了大官，回乡探亲。这时，卖鱼者恰巧与人争地基，明明有理却吃了官司，赔了不少钱，受了委屈又无处可申冤。这时旁人提醒他说，前几年在你那儿买鱼子的刘隆现在高中做了官，你不妨去找找他。于是，卖鱼者便到湘湖拜访刘隆，先跪在上片厅门楼外要求通报求见，家丁一直没有理睬，直到跪的时间很长了家丁才去通报，刘隆便请他进来，热情招待，回忆往事。卖鱼者要求帮忙打官司，刘隆满口答应：“保证办到，官司也要赢。”次日，刘隆一行便到了县城，风声传出说“刘大人到县城了”，地方官员、士绅，刘隆的同窗、同年纷纷求见。刘隆吩咐手下的人说：“凡来求见的均约定五日后接见，但礼可照收不误。”刘隆县城住了三天，均未过问此事。卖鱼者好生纳闷。直到第五天，刘隆才命人写出布告本日接见大小官员、士绅，一时赶来接见的络绎不绝。中午刘隆大宴宾客，摆了十几桌。席间，刘隆提起此案，认为处理失当，大小官员、士绅纷纷点头称是。于是，县官决定改判。官员散席后，刘隆就将所收的礼留给卖鱼者。一场官司未上公堂就结了案。
这个故事固然说明了刘隆的知恩图报（讲述者正是站在这一角度讲述给我们听的），但另一方面，它却反映了作为刘氏宗族代表的刘隆，利用同学、同窗、同僚等网络干预地方事务。
另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70多岁的老先生还对我们讲述了民国时期湘湖刘氏族人利用同窗、同学关系参与湘店乡事务的故事：
1935年，永平人廖步蟾毕业于福建省县政人员训练所，省府派他为武平县第四区区长（辖今日之永平、桃溪、大禾、湘店即武北四乡）。到任后，廖便举荐中学时的同窗刘绍光为第四区署的区员。刘绍光又向廖步蟾推举他的同村同宗挚友刘佳模为店厦联保处主任，而刘佳模则推荐其同宗同学刘炳光担任联保处警备队长。从此，湘湖刘姓的三房各有一个头头在区署和联保处工作，参与武北地方事务，经常说：“我们是桃园三结义，同打江山同享福！”桃园三结义是假，刘氏族人利用同窗、同学结成关系网络却千真万确。
民国时期的同学、同窗关系与科举时代的同学、同窗关系有许多不同之处，但在业缘关系的本质方面与科举网络如出一辙。无论是明代刘隆干预地方事务成功，还是民国时期湘湖三刘的独霸一方，都说明湘湖刘氏凭借其“科举网络”插手地方政治，从而为其影响武北地域社会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当然，在湘湖刘氏内部也有不和谐的声音。据一位报告人说，民国时期湘湖刘氏内部的尚屋与夏屋之间就发生一次长达三年的械斗，现在村委会地点以前尚、夏屋各有一座土楼，就是双方用于械斗的，这场械斗出了两条人命，还惊动了县政府，为了让县政府验尸，双方都将尸体用盐渍了起来。不过，虽然是残酷的械斗，但也有文明的约定，如在赴墟、斫水时双方均不准捉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