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刘氏宗族在五世以后，进入了大发展时期。大发展的显著标志有三个：其一，人口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其二，宗族内科举人物的出现；其三，宗族经济实力的增强。

刘氏宗族在五世以后，也就是大约在明洪武之后，人丁有了大量增长。前述德川公生有五子：伯初、伯盛、伯聪、伯达、伯英。除伯聪只生一子桢外，其余四房又各生有四子，即伯初生有溥、渊、源、通；伯盛生有恭、宽、信、敏；伯达生有维远、纲远、继远、清远；伯英生有忠、厚、永安、哲。接着，溥又生一子，渊生五子，源生四子，通生四子，信生五子，敏生四子，维远生三子，纲远生三子，继远生三子，清远生二子，忠生二子，厚生三子，永安生一子，哲生三子。一时间，祖孙三代人丁达六七十众。

更为重要的是，五世祖德川公次子伯盛（即刘隆）甲申科登曾檗榜进士，历任江西南昌府推官、广西太平府推官、河南道监察御史、浙江巡按御史及山西佥事等，极大地提高了刘氏宗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刘隆不仅是湘湖刘氏宗族唯一的进士，也是整个武北地区在明代仅有的一名进士，同时还是有明一代全县仅有的两名进士中的一个。因此，刘隆成了湘湖刘氏宗族的象征，他的生平事迹在家谱、族谱中大书特书，他的故事传说宛如神话，在武北地区广为传播，这些我们在下文还将陆续述及。刘隆的科举成名大大地加强了湘湖刘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扩大了他们对外交往的范围，因而他们在当地的影响力也得到加强。

刘隆之后，刘氏宗族内追求读书做官便蔚为风气，科举人物大量涌现。据《刘氏族谱》载，刘隆三子刘信“幼嗜诗书，壮娴经史，蚤游泮水冠军食气，三十拔贡，授广原州知州，升任交趾仓副使”；刘隆四子刘敏“府庠岁贡生候选通判”；伯达公次子刘纲远“坚强不屈，正直不阿，随伯莅任，运筹帷幄”；伯达公四子清远“才迈群英，智居卓越，负英敏之姿，抱凌云之志”；刘信的次子廷璋“席贵官之余能饬躬励行”；刘信的五子廷珂“负性刚介，守正不阿，蜚声黉序，诗书贻谋”；刘纲远的次子宗道“发奋自励，博览书史”；刘厚的次子玉“性聪颖，蚤游郡庠食气，岁荐任饶州府浮梁县主簿”；等等。在明清两代，湘湖刘氏庠生、廪生、贡生、监生前后相望，络绎不绝。据不完全统计，在湘湖刘氏历史上共出现过庠生63名，廪生9名，贡生7名，监生56名，增生7名，吏员候选经历14名和其他功名10名。如此众多的科举人物在武北范围内是少见的，它仅次于科举人物最多的帽村方氏，居第二位。而由于湘湖刘氏的科举成名在先，且刘隆的官位在武北历史上首屈一指，故湘湖刘氏在科举方面的影响超过帽村方氏。

在人丁增长、科举人物增多的同时，湘湖刘氏的宗族经济实力也不断增强。由于历年久远，我们已无法找到直接的经济史的统计资料。但我们可以从一些零星的材料中估计出经济发展的状况。如《湘湖刘氏族谱》“附记第五房坎下园屋图”云：“伯瑛公……德川公之五子也，其兄四人凭阄各居吉宅，惟我祖伯瑛公守其旧居，递传哲公、沼公……镟公……自创室于坎下园筑室……”可见在五世、六世德川公父子时，就已拥有较大的家业，除旧居外，还能建造四座新居让兄弟四人抓阄选择，其经济实力已非一般家庭可比。

至九世时经济实力又有了进一步的增长，仅从镟公一脉来看就可见一斑，镟公不但“自创室于坎下园”，而且还拥有较大的蒸尝，在“附记第五房坎下园屋图”中多次提到镟公蒸尝曰：“将祖蒸二十余金授之居于前后左右者空前基址”“其照墙背横过一带的小屋当用祖蒸买矮”“坪基左右沟洫檐路委系祖蒸买出”。大量的经费开支从镟公蒸尝中支出，可见其蒸尝实力之雄厚。另外的一些材料也可说明刘氏在五世以后，经济实力有了较大的发展，如《湘湖刘氏族谱》载：刘隆“致仕荣归爰置义仓优恤族人”，八世刘廷珂“重建义仓周恤族人”，九世刘从渲“赞建祠宇于宗有光”，九世刘时相“留意建祠捐赀不恤，设义仓”，十四世刘存周“白手创业，富甲一方”，捐助尝田五十余秤。所有这些，都说明刘氏族人自身有了足够的财富积累，而建祠宇则说明宗族的经济实力有了较大增强。

随着人丁的兴旺、科举人物的大量涌现和宗族经济实力的增强，刘氏宗族在当地的社会地位日益上升，同时也对刘氏宗族自身的发展产生了诸多方面的影响。

第一，宗族制度逐渐强化。早在明初，刘氏宗族就已经形成，并已建立了始祖祠堂，撰于康熙四十七年（1709）的《刘氏族谱祠堂记》云：“自建祠以来盖三百余年于此矣。”由此上溯，刘氏始祖祠堂的建造至迟不晚于明永乐年间。此后，随着刘氏宗族社会日益发展，祠堂也明显地多起来，并且均与祭祀各房分支祖有关。刘光第《湘坑湖记》云：

湖之内为祠五，总祠一，支祠四。总祠祀三郎公，为元始迁祖。支祠祀六世兄弟四人，为各房分支之祖：曰伯初、伯盛、伯达、伯英。……名伯初公祠所以田屋，田氏之所居也；名伯盛公祠所以下廖，以别于上廖，则皆廖氏之所居也；名伯达公祠所以夏屋，夏氏之所居也；名伯英公祠所以尚屋，尚氏之所居也，即刘氏始迁地，五传而分授伯英房者。镟公祠亦在此地，实为伯英之曾孙。名英用公祠所以池屋，池氏之所居也，实为伯盛公七世孙，其又支祠之小焉者也。

由此可见，在明清两代，刘氏宗族在田心、下廖、夏屋、尚屋、池屋等地，至少建有总祠一座、支祠四座，以及更小的支祠两座。

刘氏宗族的祠堂规模是逐步发展的。据刘祥林先生说，在现在的总祠背头最先建有一座小祠堂。建造这座小祠堂时，曾请了风水先生师徒两人。在察看地形时，地基里飞出了五只乌鸦，于是师傅就认为此地建造祠堂后，刘氏子孙将会出五位高官，而徒弟则认为此地盘太小只能出一位高官。师徒两人争执不下。祠堂建成后，刘氏果然出了一个刘隆，中进士并荣任高官。刘隆回来后，刘氏族人认为祠堂太小，将有碍于宗族声誉。于是便将原来的小祠堂移至下方，改建成一座规模巨大的祠堂，也就是现在这座总祠。祠堂改建后，刘氏宗族虽不断有人科举成名，但再也没有出过像刘隆这样的大官了。直到后来，刘氏后裔才知道那位徒弟的论断。原来那徒弟认为，这座小祠堂按风水观之，确实可以出五位大官，但只要出了一位大官，就必然会嫌这座祠堂太小。而限于地盘，必将祠堂移下地盘较大之地，而导致风水的破坏，所以这座祠堂终归只能出一位大官。有关类似祠堂风水的故事，在武北地区的每个村落都可以听到，这是当地人风水观念的一种反映。但透过风水传说，我们可以发现其相关的社会意义。从这则传说我们可以知道，当刘氏宗族实力尚不太强大时，他们开始建造规模较小的祠堂，而随着宗族实力的增强，他们就开始建造规模巨大的祠堂。

关于湘湖刘氏总祠初建的情况，由于历年久远，现在已无法搞清它的原貌。但根据《刘氏族谱祠堂记》记载，刘氏总祠初建于明初，以后又有过几次翻修，在明末清初的社会动乱中曾化为灰烬。康熙六年（1667），经过众人的努力，进行重建，“复规前制之高下，广狭构造”，并将尺寸、范围结构成定制一一详载族谱。现将有关内容引录如下：

其祠堂坐对系乾山巽向；上栋高二丈一尺九寸；厅堂横三丈六尺、直三丈；上栋前檐四尺、后檐三尺；前栋高一丈五尺九寸，厅横六丈七寸，直一丈一尺，前檐三尺一寸，左檐二尺九寸，右檐二尺九寸；其地基左筑砖墙为界墙，内空地一丈二尺；山脚下坎上墙外有粪缸地一块原属祠地，右筑砖墙为界，墙内空地一丈零五寸，前至大路为界，后至祖祠来龙为界；左右山岗地基具属祠内管业。

从这些记载来看，刘氏总祠至清康熙年间已成定制，并形成比较严格的管理规范。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座祠堂，气势恢弘，规模之大堪为武北地区之冠。大门上方挂有一块横匾，上书“诰封山西按察司佥事刘德川”及“进士第”三个大字，大门左右门框上刻有一副对联：“藻采高翔文传呼凤，湖山清淑居号蟠龙。”在祠堂内部，前厅与中厅的天井中间，有一段“锦塅”。据当地报告人刘奇才先生说，这种锦塅，因形似官府衙门的结构，只有出过都察院的宗族才有资格这样做。在中厅两侧分别有刘光第题写的字：“忠廉、节孝”，柱子上也刻有刘光第撰写的对联：“赤麋引避安全众，肃豸褒荣积累深”。在上厅天子壁左右两边亦刻有“芳名崇白水，重望著屏山”一联。而在正中据说在1949年前设有刘氏一脉宗亲神位，现在神位已被毁弃，仅在需要时用红纸书写“彭城堂刘氏一脉宗亲之神座位”及“左昭”“右穆”字样贴于天子壁上。

数百年来，这座祠堂一直是刘氏宗族社会文化活动的中心。一年一度的祭祠堂，一至五世祖春秋两祭的消蒸尝，以及念黄经、打醮、演戏等都在这里举行。遇有姓氏械斗、议事，会族也必然在祠堂里进行。甚至全村的经济活动也在祠堂大门前的小街上完成。

颇有意味的是这座祠堂大门的门槛。这座门槛高约0.9米，笔者曾调查过武北范围内上百座祠堂，从未见过如此高的门槛。门槛的“高”代表着门第的高，具有“高门士族”的意思。关于这道门槛，宗族内部还有一个规定：每年祭祠堂消蒸尝时，必然有猪肉分配，一般是每个人丁半斤，功名、老大依不同等级可多分。比较特别的是，凡年逾八旬的老人如能拿着猪肉越过门槛，则任凭他能拿多少，就拿多少回家。

更引人注目的是，这座祠堂大门门柱上刻有一副对联：“瓜瓞义门昌世族，柏台仁里冠平川”。据当地一位报告人说，这是清代武平县知县何近珠看到这座祠堂与县官法堂相似而书写的，事情的原委是：

晚清时期，湘湖的刘庆芹、刘庆芳兄弟两人对全村的情况十分熟悉，知县何近珠率兵丁前来收税时，事先与庆芹、庆芳兄弟闲谈，兄弟俩估计只能收到钱粮若干。后来实际收到的钱粮与他俩估计的相差无多。何近珠怀疑兄弟俩有诈，便准备带他们回县城法办。庆芳、庆芹兄弟俩便设法叫妇女用尿布打兵丁，将知县和兵丁赶出湘湖地界。何近珠心想，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偌大一个村庄，总要来县衙门打官司，到时新账、老账一起算。事情过去了三年多，湘湖一直没人到县衙门打官司，何近珠十分奇怪。当他再次到湘湖，看到刘氏总祠设施与县府衙门相似时，才恍然大悟。原来湘湖人有纠纷都是自己解决，祠堂就是审判堂。于是，他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这副对联。

这种故事的具体情节，很难说有多大的可靠性，我们在查找了民国《武平县志》时，也未发现明清两代有叫何近珠的知县。但是，透过这一故事我们却看到了湘湖刘氏宗族依靠宗族内部力量解决纠纷，以及祠堂作为宗族内部审判堂的历史背影。

据另一位报告人说，数百年来，每当湘湖刘氏宗族内部遇有矛盾纠纷，往往双方都会提议到祠堂门前讲清楚，吵架也会到祠堂门口去吵。这一方面有让祖宗来评说的含义，另一方面则有让族众来评判是非的意思。而每当这时，宗族中必然有人站出来主持公道，无理的一方就会遭到众人的谴责。这样，经常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消弭了宗族内部的矛盾。

可以与之相印证的是，《湘湖刘氏族谱》中也记有不少关于族中长老“排纷解息”的内容，如八世刘昊“持己以严，待人以谦，解忿息争，惟公有焉”；凤仪“赋性真诚，常与亲族劝善规过”；十三世日芳“其持己也恭，其待人也恕，捐赀以成美，施惠以息争”；十三世日昌“刚正不阿，遇事能言，难解纷惟公有焉”；十四世振宪“处心正直，……遇人有急即周，逢人有忿力解”；十四世元恂“公之待人也，赤心相照，毫无诈伪之念，凡族姻纷争，其是非曲直，经公片言可以立解，其诚信之怀有以孚之于素也”；十四世元功“公作事缜密，无招愆，尤一切纠争，从容劝解，族中咸感其德”；十四世元鼐“尤善和睦宗族，排难解纷”；十四世元文“具光明正直之概，兼解忿息争之能”；十四世兆琏“严气正性以持己，秉公执直以待人，无论子侄辈咸望而生敬畏之心，举凡邻里中有是有非，亦不假烦言而解释”；十四世兆宁“凡一切排难解纷，于乡党中多所补益焉”；十四世元辉“凡遇有争端，必极力排解，据公道以言，人亦心服，虽纷构，片时立开，故族中和睦多藉厥力焉”。[4]从这些为数众多的有关排难解纷的记载，不难看出湘湖刘氏宗族内部的调适功能。

当然，湘湖刘氏族中长老的这种权威也是逐渐形成的，至今仍在族中口耳相传的“头脑公”——兴兰三叔公就是一例。据说，兴兰三叔公在族中很有权威，凡是他参与的，再大的事都能办得下。族中的大小纠纷，他都能喊得收，不服者他可以叫人打屁股。他拥有如此权威，不仅因为他的辈分长，而且他正直、公道。至今族内还流传着他的几则故事：

其一，曾有一段时间，湘湖偷盗盛行，兴兰三叔公觉得再这样下去，实在不行，于是他就想了一个办法。一天，他叫他的侄儿去偷挑别人的稻秆，他的侄儿担心怕人发现，就说：“这不太好吧，被人发现怎么办？”他说：“怕什么，有我呢！”他的侄儿不知其中奥妙，果真就去了，结果被人发现了。失主投告上门，族众议论纷纷，许多人准备看笑话，头脑公的侄儿偷盗，那还了得，看他怎么处理。这时，兴兰三叔公就一副铁面无私的样子，说：“王子犯法都与庶民同罪，何况是我的侄儿！”于是他判令他侄儿把猪拿出来杀给大家吃，以示惩罚。从此，族众知道兴兰三叔公铁面无私，湘湖的偷盗之风就刹了下来。当然，事后他去做了侄儿的思想工作，告诉他的良苦用心，并补偿他侄儿的损失。

其二，濯田有十几家刘姓人是从湘湖村迁去的，有一次刘姓人与王姓人争作水，被王姓人打死了。濯田王姓人自恃人多，不承认是他们打死的。刘姓人就前来湘湖村搬梓叔，其中就有兴兰三叔公。兴兰三叔公到濯田后，没有多说什么，也未明确事件责任，就草草地与濯田王姓人签了一个“和息字”，其中有一句“收殓安葬由濯田王姓人负责”，王姓人办了餐吃后，兴兰三叔公一行就回家了。在回家的路上，濯田刘姓人很不甘心，便对兴兰三叔公说，原想搬梓叔去讨个说法，怎么就这样草草收场了，人就白白地死了？兴兰三叔公对他们说，你现在没凭没据，怎么能想到他的死眼呢？过一段时间再说吧。

事情大概过了半个多月，兴兰三叔公就指使人到濯田墟上说，湘湖人很不服气，要翻案。风声传到肇事者耳里，他心中有鬼，就去请教长汀城的名士赖咸春。当赖咸春看到和息字后，就对肇事者说，这下你有得赔了，湘湖人要多少钱，你都要赔了，被山路货人捉弄了。肇事者说无凭无据，他可以死不承认。赖咸春说，既然你不承认，那你为什么与人家签订什么和息字？关你什么事？又为什么要负责“收殓安葬”？现在打起官司来，你就输定了。这时，肇事一方如梦初醒，才知道上了兴兰三叔公的当。只好承担责任，用高价赔偿了刘姓人。从此，濯田就流传一句“被山路货人捉弄了”的口头语，意为濯田地码大，他们视湘湖等偏僻村落居民为“山路货”，大地方的人本应见多识广，被山路货人捉弄是一件很丢脸的事。

其三，湘湖村刘氏有一支迁到江西会昌居住，有一年他们正准备做祠堂，上神主牌，为了慎重起见，请了很多日课先生选日子，然后将他们选的日子贴在福建会馆里，供大家讨论。恰好兴兰三叔公有事到会昌，住在这座会馆里。他看到这种情况，也选了一个日子贴在上面。主人在采纳了大多数人的意见后，从所有日子中挑选了其中的三张，这三张中就有兴兰三叔公的一张。接着，主人又将这三张拿到赣州去请高明的日课师复查，这个日课师思来想去，认为还是兴兰三叔公的这张日子最好。此后，兴兰三叔公选日子的名气也就更大了。

如前述，除总祠外，刘氏宗族的不同房派还分别有四座支祠和若干座更小的支祠，这些祠堂大都有一些故事传说流传至今：

伯初公祠。又叫“田心祠”。相传建造这座祠堂时，年幼好奇的刘隆经常玩木匠的用具，时有丢失或损坏，木匠师傅很生气，准备设计害他。于是，他想利用新祠堂建成“出煞”的时候，以赠送木雕神像相诱，预约刘隆按时前来，使之遇“煞”而亡。[5]刘隆一心想得到木雕的菩萨，便准时赴约。当他蹦蹦跳跳安然走入新屋时，木匠为之一怔，惊异地问他：“你在屋外有见到什么东西吗？”刘隆回答说：“有呀！有一个像风车似的东西，头上长有角，见我迎面而来，便滚向池塘中去了。”木匠暗自思索，这个小孩实在奇怪，“煞”都要向他退避，他日必成大器。遂履行诺言，把木雕菩萨送给他。

据当地报告人刘金华先生说，这座祠堂还有另外一段传说：

建这座祠堂时，地理先生曾对主人说他选择的这座祠堂风水极好，但建成后却会使地理先生的眼睛瞎掉，所以事先必须承诺供养他的后半生才同意主建，主人爽快地答应了。祠堂建成后，地理先生的眼睛就瞎掉了，而田心一房也果真兴旺发达起来了，兴盛时曾有18担书笼出门（意即外出做官）。但是，男人不在家，在家的妇女心里不舒服，生活也不方便，她们欺负地理先生眼睛瞎，就用喂马的粥给先生吃。地理先生由于眼瞎看不见，很长一段时间都不知道。有一天，家里的小孩子不懂事地叫地理先生为“马粥先生”。地理先生很奇怪，他问小孩子为什么叫他“马粥先生”，小孩子告诉他说因为他每天吃的都是喂马的粥，所以就叫他“马粥先生”。地理先生心中有数，内心很生气，但他不动声色。有一天，他问家里的女主人说是不是很想让老公回家，她说那当然是。地理先生就跟她说，如果真的是想让老公回家来，就在祠堂背头挖一条沟，把有烟囱位置的两块乌石头挖掉。女主人就派人按地理先生的说法做了，结果乌石头一挖掉，地里就流了三天三夜的血，女主人还问地理先生要怎么办，地理先生让她用石灰撒上去就可以了。结果，没几天地理先生的眼睛就重放光明，他飞快地走了，而外出做官的男人也相继回家来了，不过都是被罢官回来的。从此以后，田心一房就很少有读书人，在湘湖村本地的人口也明显地少了下来。

伯盛公祠。也就是下廖祠。据说刘隆入职都察院后，就建了三个均由五块石板安装的石门楼，分别打上“门扬天府”“帅是朝阳”“先斩后奏”等牌匾。由于这里成为官厅，每日傍晚都要叫本村的小姓人从官厅门口出发环绕整个湘湖村敲打24片铜锣，搞得小姓人不堪重负，遂逐渐迁走。

伯英公祠。又叫“尚屋祠”。相传刘隆在此出生。他出生那天午后，天降暴雨，即将临盆的谢夫人，踏下院中天井，抢笼一伙正遭雨淋的鸡嫲带子。不料顿时小腹阵阵剧痛，羊水直流，一个男孩呱呱落地。据说至今该院天井仍然遗存一块锭子石，这就是当年刘隆诞生地点的标志。

伯达公祠与英用公祠。伯达公祠又叫“夏屋祠”，英用公祠也叫“池屋祠”。据当地人说，这两座祠堂紧相连，是上隔下屋，在风水上的坐向也一样，也同时建造，但实际上的风水却大不一样，为什么呢？据当地报告人刘茂兴先生说：

做这座祠堂时，两家同时派人到福州府去拣日子，他们拣完日子后碰在一起一交谈，发现他们拣的上梁时间又是同年同月同时，不同的是两人的课金（拣日子的钱）不同，夏屋人花了50个光洋，而池屋人的只需要30个光洋。池屋人以为得了便宜就先回去了，而夏屋人感到很奇怪，明明拣的日子是同年同月同日同时，却要多出那么多的钱，就回日馆里问个清楚。日课师见夏屋人回来了，就说你们家有福气，上梁的那个时辰将会有大风大雨，天会乌黑得看不见，所以要准备两根梁树和大量木屑、树皮。上梁时，要点燃木屑、树皮用以照明，第一根梁树上去时会被雷电打断，这时就用第二根顶上去，如此照办，日后必定人丁大发。到了上梁那个时辰，果真乌云翻滚，雷雨交加，夏屋人由于做了精心准备，梁顺利地安放上去了。相反，池屋人事先没有准备，无法上梁，只好等雨敛了才将梁安上去。结果，从此后夏屋一支财丁两盛，而池屋一支由于误了上梁的时辰，所以人口很少，至今都没剩下几户人。

这些祠堂都具有祭祀各房分支之祖或更小房的分支之祖的功能。大量祠堂的出现，标志着刘氏宗族进入更为兴盛的时期，也标志着湘湖刘氏宗族制度的进一步完善。以镟公祠为例，根据《刘氏族谱》中《附记第五房坎下屋图》记载，镟公祠的修建和重修经历了以下过程：最先的镟公祠系明嘉靖年间镟公亲自缔造，后随着时间的推移时有朽毁，在清康熙戊子年九月十八日遭遇火灾，仅幸存左半部的上栋下宇。其时，镟公子孙已拥有数百口人丁，并拥有较雄厚的经济实力。于是，族众开始酝酿重建镟公祠，考虑到各房派风水平衡问题，理事者及族众同风水先生一道在神明前杀鸡取血发誓，表示不存私心，同心协力共同修建好镟公祠。由于祠堂的地盘过于狭窄，而前后左右又属于私人的地盘。于是他们就用镟公蒸尝二十余金买下这些地盘，用以开沟取檐。但祠堂背后的地盘属于其他房派人的，协商不易，还花了重金才买下。通过族众的齐心协力，一座新的镟公祠建成了。其规制如下：

其坐向巽山乾向，庚辰庚戌分金放水，由癸转庚乾上出口；上栋厅高一丈八尺六寸，横一丈二尺五寸，直至天池二丈三尺六寸；下栋厅横一丈七尺五寸，直入至天池一丈二尺八寸；其面前坪横至门楼坎五丈六尺，直至照墙一丈九尺；其左右室内之小阴巷，横二尺五寸；其左右沟洫横宽四尺；其左右沟傍之檐路横宽各二丈五寸；其后檐直一尺九寸，后之檐沟直二尺六寸，其照墙背横过一带的小屋，当用祖蒸买矮，其高七尺七寸。后有造作不得越高以压祖室，举其纲目炳如日星，后有兴造允当世执其功，毋悖祖制。至若随时禁戒者，其前后坪基、左右沟洫檐路委系祖蒸买出，永作众人公由，毋或造豚栅、立鸡栖、筑浴所、磊新木、垒土石侵僭以便己私，且凡造立私室，尤万众公罚谢。

镟公祠之后，湘湖刘氏还有一座更小的祠堂，即刘光第《湘坑湖记》中所说的“池屋祠堂”，《湘湖刘氏族谱》中《附记中乡村屋图》云：

原向池姓买来，故号曰池屋，居村之中又曰中乡村，此所谓建安宅也，而即为玉泉公之祠宇焉，其祠巽山乾向，上栋厅高一丈七尺五寸，深一丈七尺四寸，后檐二尺八寸，前三尺五分，横一丈二尺九寸，左右间房各四眼，俱八尺七寸左右，阴巷各三尺一寸，其下栋厅高一丈五尺三寸，直入至天池二丈一尺，横一丈九尺六寸半，周围皆有土墙，内外亦有余坪，悉属祠内基址，凡此附记之以垂久远。

通过有关湘湖刘氏宗族各类祠堂的记载，我们知道湘湖刘氏宗族祠堂的内部管理是很规范的，其管理不但严格且十分具体。

这些祠堂之外，湘湖村还有众多的厅堂，如三栋厅厦、可山公厅厦、王屋厅厦等，因系私厅，于宗族影响不大，在此不赘。

除建立祠堂外，刘氏宗族还编修族谱。刘光第《湘坑湖记》云：“族谱自明末五修之。”其实，在刘氏宗族的历史上，至少有过七次修谱。除刘光第所说的“五修”外，明末之前至少有过一次，还有一次则是在刘光第之后的民国年间。现在有文字可考的最早修谱时间始于明代万历八年（1580），但撰于万历八年的《刘氏族谱原引》开篇即云：“汉祖起自彭城远不可述，惟查旧谱故老相传，先世由沛至蜀，本蜀人也。”可见此前已有旧谱，只不过年深日久，已无存本。我们估计，修谱可能始于明初刘隆科举成名之后，因为刘隆之前的刘氏先人历史大都语焉不详，而在刘隆之后的历史却世系井然，记载分明。前引《刘氏族谱原引》也说：“祖讳隆，叨登甲科典郡刑狱，入为御史，出佐外则不负吾三郎公择迁之初心也，于是推而尊之以大郎公为始祖，以三郎公开基为一世祖焉，自此以前，世远年湮，典残籍缺，无由而之知，不敢妄拟，其源流实起如此，此其大略也。”

明万历八年的《刘氏族谱》是在十一世忠勋公的主持下编修的。忠勋公，字勉夫，号桂溪，郡庠生，为刘氏十一世祖。他于万历七年间重建义仓以恤宗族，万历八年主持纂修族谱。万历年间是一个多事之秋，是明代走向衰落的重要时期，有“明之亡不亡于崇祯而亡于万历”之说。但万历年间的湘湖刘氏宗族却走向强盛，《湘湖刘氏族谱》中《刘氏重修家谱记》载：“自正统迄庆历，载生载育载蕃载盈，烟火连乡，止旅密矣，芟柞攘错向耒敏矣，玄诵不辍横经众矣，印累累绶若若润色，太平之士且不知凡几矣，室家溱溱一门鼎盛，又诚有若《诗》所云延蔓之瓜，然世远而族蕃，嗣孙忠勋者爰起而笔之于书。”这一时期，由庠生忠勋公出面主持修谱，自可看成刘氏宗族在强盛时期的一次宗族整合行为。

在这次修谱之后，历经清康熙四十七年（1708）、乾隆八年（1743）、嘉庆十三年（1808）、光绪丙子年（1876）、民国等六次修谱。仔细检索现存族谱不难发现，族谱记载的主要是全族的世系源流、支派辈分，族众的生卒婚配、生育情况，祠堂、祖坟、族产公田的方位、数量，以及族规、家训等。与武北其他地区的族谱相比，湘湖刘氏族谱尤其注重记叙历代先人中的出类拔萃者的事迹，如显官名儒、孝子贤孙、烈女节妇等。突出的例子是每部族谱都用大量的篇幅记载刘隆科举成名、读书做官的事迹，而将因刘隆做官得到的旌表、诰命不厌其烦地罗列于谱中。

刘氏族谱的纂修和不断续修、重修，其目的是给族众提供一条根，这条根延绵不断，牵系着每一个族人的血脉，也加深着族众的亲睦之情。同时，刘氏族谱还通过族规、族训等将一整套安身立命、为人处世的思想体系、言行方式灌输给族众，以及将先人科举成名的历史浓妆重彩地渲染，将读书做官而得的旌表、诰命罗列谱中，借以激发后人建功立业、扬名青史。当然，还有为提高宗族声誉和在地域社会中的地位的现实需要。

第二，刘氏宗族人口的大量增长和科举人物的大量出现成为刘氏宗族对外迁徙的重要因素。刘氏的对外迁徙在时间上始于明永乐年间，盛于康雍乾时期，此后一直相沿不断。地点上，早期以江西等地为多，入清后以四川、粤东、本县为多。关于刘氏向外播迁的情况，谱志均有不少记载，如民国《武平县志》载：“清刘光第刑部主事，为光绪戊戌政变六君子之一，亦其族迁蜀而籍富顺者也。凡北区七里而外，纵横数十乡，及在城，六甲、黄心畲、岩前等处刘氏，均为此派。户数在二千以上，丁口以万计，为全县最盛之族。”又如《湘湖刘氏族谱》中《刘氏重修家谱记》云：“国朝生聚愈繁，士宦农商更难枚举，而且多移处他方，有居豫章者，有居粤东者，而闽省州县乡落之散处又无论矣。”

刘氏宗族对外迁徙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主要是人地矛盾。刘光第《湘坑湖记》云：“为时，以日计得二十万；为户，得千数百；为丁以指计可得十万；湖内无以容也，散落湖外。”指出刘氏外迁的主要原因为人多地少。关于刘氏宗族的人口增长，前文已有简略记述，德川公一人生有五子，五子生有十七孙，孙又生子，三四代之间已达六七十众，此后历经“自正统迄庆历，载生载育载蕃载盈”，人口便呈几何级数增长。至清康熙年间，人口增长更是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湘湖刘氏族谱》“刘氏续镌族谱跋”载：“本朝茂育，以生以长以养以教，其蕃蕃衍衍日新日盛，视明代之萃处已加十倍，而视康熙戊子己丑年间修谱时亦十增三四矣。”这样的人口增长趋势给山多田少的湘湖造成了很大的人口压力。缓解人口压力的做法之一是向周边地区扩张，刘光第《湘坑湖记》云：

湖之东：八里岗子下，十里湖洋北、太阳前，二十五里大坝，三十里店厦。湖之东北：三里丘地、十里泉坑。湖之南：五里洋畲、七里垇上，十里大湘坑，二十里罗坑。湖之西：二里白竹壁下，三里丘坑，五里彭屋冈，七里石井，八里高畲燕上，十五里黄屋堂，二十雁鹅塘，五十里赤高坑。湖西南：五里荷树坑，三十里桃季段。湖西北：五里石坑。湖之北：四里少芬，五里高原地，十里长坑角，十二里林禾地，二十里湖岭，二十五里上段，四十里濯田，皆五族人居之。或数家、或数十家或百数十家，惟湖内多至四百余家。

可见，湘湖刘氏在有清一代向周边地区的扩张作用是巨大的，它极大地缓和了湘湖湖内的人地矛盾。

缓和人地矛盾的另一种做法是向更远的地方迁徙。如刘光第在《湘坑湖记》中说：“光第，伯盛公十七世孙也，入蜀之世盖六。”刘光第的《湘坑湖记》写于清光绪年间，以一代25年论，六代为150年，以此上溯刘光第入蜀祖伯盛十一世孙约在康雍乾时期由湘湖迁徙四川富顺。又如，十四世德养，“公盖生于闽而迁于吴者……偕兄弟而迁徙择天宝雷家坪而居也……公生于康熙十八年……殁于乾隆己未年……”。这与湘湖刘氏宗族在康雍乾时期人口大量增长的情况是相合拍的，也与武北其他地区乃至整个南中国这一时期移民入川和迁徙江浙的浪潮相吻合。

当然，刘氏宗族的对外迁徙还有其他多种因素，诸如官差滋扰，社会动乱，等等。关于这些，《刘氏族谱》也有不少记载，如九世晨公“翁本世居福建湘湖，后因官差滋扰难以安居，一日庭坐儿孙侍侧，相顾而谓曰：此地不可以久居，吾殁后尔等甚毋以故土为念，苟能迁地为良，亦足慰吾素志，爰是翁之子若孙道翁遗命遂迁居江西宁都州瑞金阳背焉”。又如十世承广公“世居武邑湘湖，因官差滋扰，不得已父子徙居江西瑞金大富乡而居焉”。这些都说明了官差扰民导致了移民外迁。而引导移民的方向也有不同的社会背景，如移四川者受政府“移湖广填四川”政策的影响，移江西者受乡土观念影响，移江浙者与外出贸易有关，等等。可见群山环抱中的小小乡村也并非一方净土，它与国家大环境、社会大环境是息息相关的。

第三，人口增长、科举成名、宗族外迁使湘湖刘氏宗族内部不同房派形成了不同的区域人文特点。在调查过程中，我们反复听到这么一句话：“尚屋讲打，夏屋讲写，田心、下廖冇话。”意思是刘氏宗族内部遇有纠纷或重大事情，尚屋人张口闭口讲“打”，即靠武力来解决；夏屋人则依靠“写”，即讲道理或用笔诉讼来解决，而田心、下廖人则没有发言权。导致这种同一村落、同一宗族中不同聚落、不同房派之间不同的人文特点，主要有三个因素：其一，人口增长的不平衡。尚屋人尚“武”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因为其人多势众。在湘湖刘氏宗族五房中，尚屋伯英一房人口发展最快，最明显的例子是早在康熙年间其人丁数就已遥遥领先，仅伯英曾孙镟公一房就“祖恩烟以百余计，丁以数百计”，以此类推，伯英房在此时的人口就已近千人，时至今日其人口已达1000多人，约占湖内总人口的1/2。在农业社会里，人多力量大，人多必然意味着势众，在宗族纷争中往往容易取胜。所以，尚屋人多崇尚武力，讲“打”风气盛行，遇事喜欢用武力解决，“武”的性格十分明显。其二，科举人物的不平衡。与尚屋人相反，夏屋人具有“文”的性格，遇事较多地采取比较温和的办法——摆事实、讲道理，运用儒家教义、乡规民约、族训、族规乃至国家法律来解决问题。形成这种风格的原因主要是夏屋伯达公一房，科举人物、读书人较多，虽然最早中式、科举人物最盛的不是夏屋一房，而是下廖伯盛公一房，但下廖伯盛公一房大量外迁。相比之下，在湘湖村内，科举人物、读书人的总量要数夏屋占据优势。“知书”必然“识理”，所以宗族纠纷、宗族矛盾发生后，夏屋人倾向于靠“讲”、靠“写”解决问题。其三，宗族外迁。田心伯初公房、下廖伯盛公房本应与尚屋、夏屋居于平等的地位，但这两房历史上人口大量外迁，如《湘湖刘氏族谱》载迁移四川、江西的多为下廖伯盛公后裔，往周边地区扩展的也多为这两房裔孙，如迁5里外的洋畲、20里外的罗坑的均为伯初公裔孙；迁8里外岗子下、25里外大坝的多为下廖伯盛公裔孙。这造成在湘湖本部人丁比例明显较小，如田心一房现在在湘湖本部仅剩一户人家。人口总量少，相应的读书人也较少。这样，在宗族大事、宗族纠纷发生后，只好忍气吞声，不具发言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