议程一：减贫战略与政策

全体会议一：深刻认识贫困及其后果

中国扶贫开发回顾

发言人

范小建，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副组长

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扶贫工作取得了巨大的进展。其进步要归功于可持续的经济增长、政府主导的专项扶贫以及有关的社会平等政策。最根本的经验是政府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在不同发展阶段适合中国国情的扶贫战略和政策。

中国扶贫工作的主要成就包括：农村贫困人口持续减少，基础设施及社会事业得到极大发展，政治稳定、社会公平、民族团结得到提升。同时，中国的减贫成就也为世界做出了贡献。

中国的扶贫政策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广义的扶贫，大规模基建，快速推进教育和医疗；第二阶段是制度改革推动的大规模减贫，鼓励城乡劳动力流动，推动市场体制改革；第三阶段是以发展为导向的针对特定领域的扶贫，制定农村扶贫战略，实施有计划、有组织、大规模的扶贫和发展计划；第四阶段是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开展扶贫工作。

有中国特色的以发展为导向的减贫项目拥有广泛的公众参与度，在政府的领导下，实施以发展为导向的扶贫计划，从而实现帮扶对象的全面发展。

当前，中国仍然面临着贫困人口基数大、发展水平滞后、发展程度不均衡的挑战，需要坚持开发式扶贫，改善宏观经济环境，推进稳健的发展和扶贫工作，并积极参与到世界减贫进程中。

经济增长并非有效的减贫政策

发言人

Martin Ravallion，世界银行发展研究局主任

当前流行两种减贫观点：其一，“增长即减贫”，即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唯一有效途径；其二，“增长附加”结合益贫社会政策和经济增长政策才能有效减贫。这两种减贫观点的有效性如何？

1.增长与公平：不考虑公平的增长政策不是有效的政策

传统数据统计结果认为贫困率会随着经济的增长而降低，但经济增长率同不公平程度没有关系。然而，该统计结论本身存在一定的问题，如忽略不显著但客观存在的相关性，混淆了个体受益差异，存在测量误差以及概念不够明确。基于该统计结果的政策推断无法有效地排除如下情况发生的可能：经济增长的同时可能产生偏向非贫困人群的分配收益，加剧不公平；对益贫性分配保护政策的忽略阻碍减贫过程，贫困最终阻碍经济发展。

2.不公平与减贫：不公平阻碍减贫

不公平程度对减贫影响显著，2%的经济增幅带来的减贫效益可以在1%～7%浮动。不同国家间不公平的变化程度和原始不公平程度的差异是造成经济增长减贫效果差异的主要原因。

在不公平程度降低的国家，平均减贫幅度为每年10%，而在不公平程度上升的国家，这个数字仅为1%。经济增长模式的公平性也会对此产生影响。在某些领域，如中国的农业，公平的土地分配政策使其发展更加益贫。但另一些模式存在地域不平衡，阻碍了整体减贫进程，如中国的沿海优先战略。

此外，即便发展过程中的不公平程度保持不变，如果初始不公平程度越高，减贫进程也会越慢。

3.增长与公平：理论关系与政策平衡

理论认为高度的不公平会损害效率，阻碍发展。在资本方面，财富分配的不公造成投资机会的不公，穷人面临的严重资金约束导致低投资、低发展；在政治方面，高度的不公平会阻碍有益于效率提高的政治经济改革，经济不公平是政治不公平的反映。

适当的、有益的不公平反映并增强市场机制，促进创新增长。不适当的不公平，如地域贫困陷阱、社会排斥、人力资本不平衡、腐败寻租等因素，会导致发展机会不均等，严重阻碍减贫。这些有害的不公平现象常植根于市场失灵、协调失灵及政府失灵。

将增长政策和公平政策分为两套政策再共同实行减贫政策是不现实的，因为增长政策存在分配效应，而分配政策潜在地影响未来的增长。

4.案例研究：两种模式不尽正确

（1）“增长即减贫”：中国

中国被认为是这种模式的典型代表，其经济增长确实伴随着不公平的增加，但事实上中国不公平程度下降的同时经济增长加速，经济增长较快的省份没有出现更严重的不公平。因此，其减贫成就并非单纯地以“牺牲公平实现单增长”来取得，而是归功于以下有益于公平的经济增长政策：重视相对于工业发展更有利于减贫的农业和农村的发展，通过家庭承包责任制、价格市场化、降低税率取消农业税等实现贫困人口的大幅减少。

（2）增长政策附加社会公平政策：巴西

巴西所实行的重视服务业的发展模式有益于更高速的经济增长，但并非良好的益贫增长政策。为了有效降低贫困率，巴西出台了一系列社会分配政策作为结合。但事实上，巴西实现了经济高增长，但减贫领域不见起色，其政策未达到预期效果。

5.减贫政策实施的挑战

在不公平程度较低的国家，减贫政策的实施容易达到预期效果，高贫困会产生反贫困政策需求。在不公平程度严重的国家则容易出现“贫困严重，政策效果不足”的减贫陷阱，高贫困与不平等会自我强化并阻碍扶贫政策效果。

6.总结

综上所述，开篇所述的两种减贫模式都不是充分有效的减贫战略。“增长即减贫”没抓住重点，“增长附加”仅仅是个补充。为了推进减贫，我们需要实行有效的监管和科学化评估，也需要进一步认识“经济增长政策对分配的影响”以及“社会公平政策对于增长的影响”。

极端贫困的分布与成因

发言人

Akhter Ahmed，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食品消费与营养部高级研究员

截至2004年，世界每日消费低于1美元的人口比例由28.6%（1990年）降至18.0%（2004年）。

东亚和南亚贡献了大部分变化幅度，只有少数穷人属于极端贫困，尽管仍有高比例的贫困儿童体重不足，但在总体饥饿减少和营养改善方面有很大进步。撒哈拉以南非洲贫困减少程度很低，聚集了世界75%的极端贫困人口（每日消费在0.5美元以下），其数量在1990～2004年增加了2900万人。饥饿与营养贫困方面，尤其是儿童的饥饿与营养状况改进缓慢，面临严峻挑战。

极端贫困人群常处边远地区，远离道路运输、学校教育、医疗卫生、基础信贷，面临种族、残疾等造成的排斥。家庭及地区贫穷，连续灾难和变动，教育、劳动力及资本缺乏形成的贫困陷阱，属于弱势群体等因素使极端贫困状态不断持续。

常规商业途径无法使极端贫困人群脱贫，我们需要采取新的行动，如提高边缘群体的市场连接度和基础服务，实施有针对性的特殊医疗保险、教育投资等。

平行会议一：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中国农村减贫的决定因素和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

发言人

黄季焜，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减贫工作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我们经由实证方式对中国农村大规模减贫的驱动因素进行研究后得出如下结论。

经济增长是农村大规模减贫的主要驱动因素，但不是充分条件。在发展初期，经济增长是减贫的决定性因素，但当贫困率下降到一定程度后，其减贫影响力下降。经济增长的性质和质量（是否益贫）对减贫非常重要，相似的增长率也会带来不同的减贫效应。

贫困人口的收入多来自农业，农业的发展能够更有效地促进减贫。同时，农业发展会推动工业化发展，使农村劳动力向非农部门转移，从而实现有效减贫。

收入分配代表穷人能从经济增长过程中分享收益，这同减贫密切相关。随着城乡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的扩大，城镇人口和农村非贫困人口分享了更多的收益，从而阻碍了减贫速度的提高。

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非农就业的机会，推动了贫困减少；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农业生产结构向劳动密集型农业方向调整，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获益。同时，经由贸易自由化带来的非农就业，也使贫困得到了一定缓解。

在未来反贫困政策中，国家要实行益贫的总体经济增长政策，并加大实施专门针对贫困人口收入保障的扶贫计划；要促进公平增长和缩小城乡差别，确保穷人获益，贫困地区的农村教育是重中之重；要增加农村基建投资，促进农业发展。

设计扶持最贫困人群项目的财政政策工具和政治经济学

发言人

Ehtisham Ahmad，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财政事务部财政体制改革专家

该类政策设计面临的问题主要是识别贫困人口的信息。地方政府能获得该类信息，但中央政府和捐赠者难以获得这些信息；地方政府缺乏有效的激励实施，中央政府却可以将责任推卸给地方政府。

已实施的政策设计有地方政府主导、中央政府主导、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联合三种。

地方政府主导：中国的“五保”制度由地方政府针对农村无家庭支撑的贫困人群设置“五保”为基本保证。此法基于地方政府的识别与支持，可有效针对最贫困人口。但在改革开放后，各地区的支持力度差异很大。

中央政府主导：墨西哥的Rogresa/Opportunidades项目由其联邦直接管理，是成功的中央政府反贫困计划。成功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如何有效利用地方政府的信息并使地方政府很好地贯彻落实中央政府的政策。

地方政府与中央政府联合：中国的全国低保政策由中央政府负担经费、地方政府制定政策。地方政府根据自身的情况选择受助群体。在富裕的地区由地方政府财政负担，西藏等贫困地区的费用则全由中央政府承担。

除了上述三种方式外，在制定转移支付政策时，可以引入竞争机制以使其更有效率，设计可置信的契约也是可以选择的方法。

平行会议二：完善社会保障

促进社会安全网的增长

发言人

Harold Alderman，世界银行非洲区社会保护顾问

社会安全网或社会保护计划已在发达国家普遍实施，并正在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推行。社会安全网旨在促进社会公平，帮助最贫困人口。此外，社会保护项目亦可促进经济发展。

其一，创造公共/私人财富。有条件的资金转移可以促进健康教育投资，同时有助于贫困家庭进行小额储蓄投资。合理规划的市政工程可有效改善基础设施。

其二，突发危机时期保护私有财产。突发灾害会导致直接财产损失或间接收入减少，造成民众生计困难。暂时性的打击甚至还可能降低人力资本的投资，产生长期负面影响。

其三，改善家庭资源配置。贫困家庭偏好风险规避，不愿采用新技术，甚至为规避风险拒绝可获得的信贷。这会导致其收益率低下。社会安全网在提高抗风险能力的同时促进其采用合适的风险应对策略，优化家庭资源配置。

其四，推进经济社会改革。经济改革的实施往往伴随部分群体的利益损失，社会安全网能够减小相关家庭受到的负面影响，从而提高改革政策的接受度和可行性。

其五，减少不平等。通过一系列基于经济状况的精确瞄准，社会安全网将资源配置给贫困人口。这会在减少不公平的同时增强社会凝聚力，从而促进经济增长。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

发言人

John Hoddinott，乌干达农业委员会总裁、Museveniof总统资深顾问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Conditional Cash Transfer）已在20多个发展中国家发展起来。这一项目具有一系列特点，旨在减少短期贫困，促进人力资本的形成，从而减少贫困的代际传递。

实践证明这一项目是有效的。而在实践中，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辩论：是否太昂贵、是否足以作为反贫困战略、是否应设置条件、如何停止援助。

有条件现金转移支付项目并非适用于所有国家，设计合适的项目需要综合考虑以下四个主要问题：当前人力资本处于什么水平，是否因区域、性别而异；为何特定群体的人力资本过低；是否有高级别的政治支持；行政资源是否可用。

如何为低收入国家设计社会保障项目使贫困人群得到有效支持

发言人

Fezile Makiwane，南非社会保障局首席执行官

社会保障旨在保护贫弱，设立最低生活标准，保障平稳消费（Consumption Smoothing）及收入在生命周期的均匀分布。

在南非，社会保障需在高失业、高贫困和显著的收入分配不均的环境下实施。从覆盖面上看，目前全球有20亿人口无社会保障，5000万人口无法抵御基本社会风险；社会保险主要作用于有雇佣关系的雇员且被限制得较低；覆盖范围主要在社会服务、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

不同国家社会保障的类型各有不同，主要体现为转移支付模式的差异。低收入国家制订社会保障计划应依赖于以下诸多因素：以同时减缓短期贫困与长期贫困为目的的综合性途径，注重人类能力的发展、行政管理的有效性、良好的政府统筹支配，以及多方参与承担责任。

为最贫困人口提供卫生服务

发言人

Jacques van der Gaag，美国布鲁金斯研究所 全球经济与发展全球卫生筹资行动高级访问学者

贫困人口需要相应的就医机会。提高就医机会需做到以下几点：让私人医疗在整个医疗卫生体系中占据一定位置［Available Private Resource（Out-of-pocket Payment）］；志愿医疗服务得到充分发展并且将贫困人群纳入服务范围；医疗保险领域获得充分的资金补助；公共医疗与私人医疗切实相互融合；绩效合同既包括公共医疗提供者也包括私人医疗提供者（Performance Contracts are Written with Both Public and Private Providers）；政府和捐助者不再执著于构建一个完美的能够完全覆盖所有人的公共医疗模式。

穷人的保险？

发言人

Stefan Dercon，英国牛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发展经济学教授

穷人常生活在高风险环境中，并且承受高额风险损失，短期面对消费和营养不足，长期承受持续的发展阻碍。危机过程中物资、健康、人力的损失与折耗已使高风险成为持久性贫困的诱因。

我们提出以下六方面的解决措施。

①借助已有社会群体建立保险体系，这有利于实现群体共同对抗灾害风险、减少逆向选择、降低管理成本及构筑信息网络的成本。同时，建立相互保险的模式优于直接向成员提供保险。②针对不同类别保险的特有问题，创新产品设计，规避风险。③使保险的设计更加贴近需求，如简化产品设计。④避免保险挤占信贷。⑤重新估量小额信贷在消除贫困中的作用，小额信贷在减贫中的作用被过分强调。⑥综合考虑，将小额保险、储蓄、小额信贷、安全社会网络等要素综合起来，使人们拥有资源约束条件下的长期保障与计划，考虑要素间的互补性是最为有效的降低成本的解决办法。

平行会议三：实施专项减贫政策和项目

投资于消除饥饿

发言人

Michael Wales，粮农组织投资部首席顾问

贫困带来的饥饿问题的消除需要相关利益者共同承诺，这可以通过农村生产力的发展得以实现，也可以直接通过减贫计划实现。

世界粮农组织（FAO）的反饥饿计划旨在通过增进能力建设消除饥饿，提高小农生产力。该计划每年投入240亿美元，可以获得1200亿美元的收益。该计划通过与政府协作，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共同帮助15个国家获取安全可靠的食物。在此过程中，技术、贸易及政策环境的稳定性很重要，必要时还需要进行援助。

反贫困、反饥饿需要大量的农业投资。在这里，公共投资应为私人投资留出空间，并提供制度环境保障其质量。私人投资方面，小农是最大的投资群体，但个体投资能力不足；农产品销售环节的销售商也会面临不确定性风险，需要政府提供支持。

投资于减贫

发言人

樊胜根，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发展战略和政策管理部部长

公共投资的来源有国内资金（包括存款、税收和非税收收入）和国外资金（国外直接投资、借款、债务减免以及官方发展援助）两种。目前，就国内而言，改进税制，构建简洁、透明、直接的合乎经济社会情况的税收系统是提升资源调动能力以促进减贫的有效方法。就国外援助而言，受援助国需要整合零散的项目援助资金，形成服务于长远能力发展建设的预算资金。

公共投资配置方面，不同类别的投资有不同的减贫回报率，农业科研、教育和农村基建是三个最有效的促进减贫与农业发展的投资类别。同时，低成本的基建能够以最小额成本撬动最大的增长并产生减贫效应。

总之，为更好地减贫，我们应做到以下几点。①优化支持模式。简单、直接、透明的税制能有效减贫并且促进公平，能减少发展中国家对国际援助的依赖。鉴于基层政府拥有更翔实的信息，应当分权于地方以产生更多的收益。②采取差异化减贫策略。不同地区处于不同发展阶段，不同发展阶段应当确立相应的、适当的减贫重点，不变的万能战略是不存在的。初始发展阶段应当投资于能够惠及农村的总体经济增长，随后，应当关注落后区域以减少收入分配不公。③政府机构改革。建立一个“政策制定透明、管理高效、分权化的实证导向治理结构”的政府对于益贫政策的推广是必需的。

中国农村贫困瞄准机制的设计与完善

发言人

徐晖，中国国务院扶贫办规划财务司司长

灵活参与式的贫困瞄准政策是中国减贫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主要介绍中国的贫困瞄准政策在政策实施中面临的挑战，以及对其制度进行改进的相关建议。

农村贫困瞄准政策及其演化过程。对农村贫困的认识，经历了从绝对贫困（收入不足以维持生计）到相对贫困（通过收入相对标准来界定）的转变。总的来说，进行农村贫困瞄准的目的是提高基本的生产力，提高生活质量及社会、经济和文化水平。1981～2000年，随着农村购买力的上升及货币升值，贫困线也从1981年的年收入50元上升到2000年的年收入625元左右。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贫困瞄准政策首先瞄准贫困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他个别低收入地区。随后，这项政策转变为瞄准某些地区甚至社区，后来又加入了瞄准个体的政策，并从社会底层收集实时数据，根据数据的变化进行扶贫地区的变更与调整。目前，我们开始把注意力放在帮扶对象的人性化需求上，瞄准得更为精确，而且引入了以劳动力转移、农业机械化和以村庄、社区为基础的发展理念。

贫困瞄准政策的特征主要有以下两点。

（1）与具体地区的贫困特征紧密相关。它分为三个层级。第一层级，增长和收入都很低的跨行政区界的贫困地区；第二层级，非跨行政区界的贫困地区；第三层级，有相似经济社会特征的县域乃至村镇贫困地区。

（2）突出强调支持的目标，“瞄得越准，效率越高”。选取有代表性的村庄，努力提升人均资本和人均收入，引入定量定性分析方法，同时发动帮扶对象实施参与式减贫。

挑战与制度革新的主要内涵如下。

挑战主要来自两方面。①要弄清如何瞄准更多的穷人，这需要制定合理的标准；②要明确在扶贫对象的经济社会特征发生变化时对其的处理方法。

制度革新体现在以下几方面。①动态瞄准。建立“引入、排除”机制，在3～5年的周期内更换更合适的扶贫对象。②根据每个目标地点的社会经济特征，瞄准不同的贫困人群。③发动社区大规模参与。④让帮扶对象参与到扶贫工作中并监督扶贫工作。⑤扶贫资源要更多地交付到帮扶对象手中，并精简扶贫机构，确保充分的资金利用率。

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PVDP）对中国减贫项目瞄准效率的影响

发言人

李小云，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院长

加强参与式村级发展规划（PVDP）的参与是否能使更多的贫困人口获得更多有效的减贫资源？

PDVP的执行分以下三步：甄别贫困村落、拟定参与式发展规划、在县级整合村级参与发展规划。其中，贫困村落通过加权参与式贫困指数（PPI）进行甄别，所采用的三个贫困维度分别是生活贫困、基础设施贫困及人力资源贫困。发展规划的制定先由村庄领导人进行经济社会背景分析，随后进行参与式信息收集、参与式讨论，从而形成村级减贫规划。

PDVP提高贫困瞄准的效率：自PDVP开展以来，参与村落减贫的县与所覆盖的贫困人口显著增加，增幅分别达46.9%和30%。贫困村瞄准的平均有效率高达90%。资源分配有效地向核心贫困村倾斜。贫困家庭获得的平均减贫资金提高了695元，获得比率由6.5%上升至9.6%。

PDVP促进村庄民主：PDVP提高贫困人口的参与度，使更多贫困人口能够通过正规渠道了解减贫项目，让更多的贫困人口参与到规划的制定环节中，推动乡村发展从关注单一基础设施建设向“社会、经济、环境、人力”全方位发展转型。

基础设施与最贫困人口

发言人

Kirit Parikh，印度政府规划委员会成员

贫困有以下几个维度：食物缺乏——饥饿；其他物资缺乏——消费/收入贫困；缺乏获取发展机会所需的文化健康资源——人力资源贫困；公共服务/物品缺乏——能力贫困；缺乏对抗社会/自然风险的能力——安全贫困；投资能力缺乏——前景暗淡；缺乏自由权利及社会包容——尊严贫困。

印度减贫状况：虽然总体健康教育指数有明显提升，但区域种族发展不均衡带来的问题并未为相关指数所反映，最贫困人口的人力状况，如儿童营养不良、居民受教育程度等仍不乐观。同时，非清洁燃料的大范围使用对居民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包容性增长：为应对多维贫困，印度政府要在争取国际资源的同时大力推动包容性增长。发展全民教育，促进权利平等（Education for all for Empowerment）；关注饮水及农村医疗卫生，促进公民健康福利，扩展人力资本成长；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供基本运行机能；促进农业发展，提供就业机会，连接贫困人口与市场，扩展其机会。

政府的减贫计划如何使资源有效向穷人传递

发言人

汪三贵，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教授

中国的减贫计划由以下三部分构成：①由整村推进、劳动力转移培训、农业产业化扶贫和资源移民搬迁有机组成的开发式扶贫计划；②农村最低生活保障计划；③城市最低生活保障计划。不同的计划采用了不同的瞄准方式和资源传递方式。农村开发式扶贫计划以区域瞄准为主，多种机构参与资源传递；城市和农村的低保计划则采用家庭或个人瞄准，资源由政府直接传递。

减贫瞄准与资源传递的成效：农村开发式扶贫计划能够将大部分资源传递到瞄准的区域，2/3以上的城镇低保资金传递到了人均收入低于低保线的低收入家庭，但农村低保刚刚起步，瞄准的准确性还很难评价。

面临的问题：主要挑战来自如何在贫困地区（社区）内部将资源传递给贫困人口，社区内部不能使贫困人口同等受益，项目的实施方式有问题，缺乏有效的监测评估。

为了使减贫计划更有针对性，我们需要加强对贫困家庭的识别，要对贫困人口和非贫困人口在参与项目的方式上区别对待，并采用自动瞄准机制，建立项目监测评估机制。

平行会议四：改善农村贫困人口资产结构

保障穷人的土地产权

发言人

Patricia Kameri-Mbote，肯尼亚国际环境法律研究中心非洲部项目主任

土地及其他资源能够提供食物和收入来源，帮助穷人抵抗风险，是穷人生活保障的基础。

土地所有权的意义很复杂，它不仅涉及私人土地，还涉及重要公共财产；它的权益不仅归属户主，还涉及整个社会及妇女和年青一代的权利；它具备相应法律意义，但也是习惯和宗教意义上的产权；单纯的“归属权”有时只有依赖其他的资源才能获得相应收益，而妇女和边缘群体往往因为缺乏这些资源而无法得到相应的收入。

综上所述，单纯的所有权确立并不能保障穷人的土地权益并促进减贫，我们还应做到以下两点。①改革法律。不仅要规定基于身份的产权，而且要保护社会和妇女的权利，使广大人群得到相应的配套资源和其他服务。②按照当地的习惯对土地进行分配，为妇女和边缘群体设立单独的条款以保障他们的利益。

气候变化：有利于穷人的适应风险管理和缓解

发言人

Mark W.Rosegrant，国际食物政策研究所环境生产技术部主任

温室气体大部分由富裕国家排放，但地理环境和社会因素使贫困国家受到更大的负面影响。

减缓气候变化的努力和适应变化的努力都是必要的。适应气候变化是有益的，需要推广，但其成本在不断增加，同时效果也日渐减少。因此，我们应当积极减缓气候变化，规避未来适应恶劣的气候所需的成本过高。有效的减缓政策是益贫的，能够在刺激农村地区经济增长的同时增强其适应能力。该政策还将带动全球化温室气体排放交易，优化市场和契约设计及社会管理的投资。

尽管清洁发展机制（CDM）具备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并能使经济活动具备更优的投入产出比，但其发展存在一系列约束：用于交易、评估、防泄漏、固炭保存、抵消规模经济效益缺乏带来的高昂成本；土壤和封存林中的碳被排除在清洁发展机制之外；合理的再造林资源也被排除在欧盟碳交易框架外。

为扩展益贫的清洁发展机制，降低交易成本，我们应当做好以下几点：建立国际化咨询体系，为交易方与政策制定者提供专业智力支持；机构创新，创建针对穷人的交易产品，借助地方中介机构，联结（介绍投资、代管）投资方与当地民众，降低同社区的交易成本；简化小型项目的执行标准。

综上所述，气候变化政策可以创造新的益贫投资，增加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收益。落实推广该政策要加强完善金融设施并加强治理，增加发展中国家的资金流动。

中国贫困地区儿童营养状况

发言人

卢迈，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秘书长

中国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主要集中在西部农村地区。尽管儿童生存贫困有所下降，但发生率仍高于总体农村生存贫困发生率。据测算，儿童营养不良的现象若不改变，将使我国产生巨大的经济损失。

由于市场机制无法解决营养不良问题，因而政府应该主动介入并进行干预。采取营养干预行动是加快减贫的关键，效益成本比高，速度快。

全体会议二：议程一平行会议总结和交流发言

东南非地区减贫和消除饥饿的挑战与机遇

发言人

Erastus Mwencha，东南非共同市场组织（COMESA）总秘书长

农业是东南非地区减贫的关键。目前东南非减贫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生产率低、政策限制、市场限制与技术限制及气候变化。主要表现在：农业无法充分利用土地与水资源、贸易成本较高、性别差异、传播技术的能力薄弱、宏观经济的挑战，以及投资与贸易政策的不一致。

但东南非减贫也有机遇：东南非地区是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的核心；世界粮食计划署的援助，以及商品交易所等新兴市场也是一个机会；有组织的农民团体和区域一体化带来更大的市场，多边谈判带来的贸易援助和全球市场也为其提供新机会。

东南非减贫的关键：①非洲农业综合发展计划，综合各方共同解决供给/需求方的挑战；②区域间的整合与协调；③贸易自由化与全球化趋势所带来的市场、补贴与生物燃料；④实施计划过程中产生优秀的合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