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史学述评[1]
杨共乐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北京 100875）
摘要：罗马史学是罗马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作为罗马史学记录和研究的对象，在罗马的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罗马史学的全盛出现于帝国时期。庞大的帝国为地中海地区赢得了300余年的安定与和平，而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实践又为罗马史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标本。与希腊史学相比，罗马史学的独特性也是不言而喻的。罗马史学在众多拉丁、希腊学者的努力下，终于走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前列。
关键词：罗马史学 贯通 评述
罗马史学是罗马文化的核心内容，也是罗马文化赖以存在的基础。人作为罗马史学记录和研究的对象，在罗马的史学传统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人的行为尤其是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行为构成了罗马史学的主体，人的决策更为罗马史家提供了丰厚的反思素材。本文只想就罗马史学的发展过程作一简单的梳理与评述，以求从贯通中重新审视罗马史学的特点。
一
罗马早先的史学起源于年代记汇编。汇编所记的内容包括农业情况、气候、天灾、异兆、占卜、公共祭祀、宗教活动、选举以及在职高官姓名等。记录由大祭司集团负责积累保存，史称“大祭司年代记”。西塞罗（Cicero）说：“为了保存对公共事件的记忆，自罗马建业直至大祭司长普布利乌斯·穆基乌斯（Publius Mucius），大祭司长把每年发生的所有大事写在白板（tabula alba）上，置于宅前，以让人民熟知其事”。[2]它们被称作大年代记。大年代记的作者从严格意义上说，还只是一些“叙述者”，不知道“用什么美化语言。”[3]
公元前3世纪末叶，罗马人开始撰写自己的历史。那时，罗马已崛起于地中海西部地区。它征服了意大利，打败了海上强国——迦太基。在与地中海其他先进文化的接触过程中，罗马人逐渐有了追溯自己根源、记录先人丰功伟绩的需要。罗马最早的历史学者于是应运而生。正如波尔基乌斯·李基努斯（Porcius Licius）所说：
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缪斯展翅飞至罗慕鲁斯那尚武之后人的国度。[4]
这段话既适合于罗马的诗歌艺术，也适合于历史学。
当然，此时的罗马已经与传说中的罗马建城年代相差了500多年。要恢复这一段历史，历史工作者就得在收集和整理资料等方面下大功夫。
在罗马，最早写罗马史的人，受希腊影响较深，不仅学希腊人著史的方法和体裁，而且还用希腊文来创作罗马史。其中著名的学者有皮克脱（Pictor）和琴其乌斯（Cincius）。
皮克脱生活于公元前3世纪末，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公元前216年，他是元老院派去特尔斐求神签的代表团成员之一。他的《罗马史》从远古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可惜只有极少的片断保留至今。
与皮克脱同时的有琴其乌斯。琴其乌斯是罗马元老，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是坎尼战役的幸存者。他用希腊文写过一部《罗马史》，属通史性质。
老迦图是第一个用拉丁语写《罗马史》的罗马人。迦图（Cato，公元前234～前149年）是古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学者。他出身农民，参加过第二次布匿战争和对安提奥库斯三世（Antiochus Ⅲ）的战争，在罗马政界影响较大。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认为：迦图是“一位多才多艺的人：一位熟悉农事的农夫、一位国事精通者、一位杰出的法学家、一位伟大的将军、一位值得称赞的演说家。他热衷于文学研究，尽管他在晚年才开始从事文学著述，但仍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以致人们发现他对希腊和意大利的历史掌故如数家珍”。[5]
迦图不赞成亦步亦趋地学习希腊文化，而主张发扬与发展罗马人自己的文化。他认为，罗马人根本不同于希腊人，希腊人常常把成就归于少数个人，而罗马人则归于集体的智慧。他用拉丁文发表过100多篇演说，写作过至少7部著作。《创始记》是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此书早已失传，现仅存断片143块。全书共7卷，从罗马及其他意大利城市的起源和远古历史写起，一直写到马其顿战争胜利（公元前168年）及其以后数年的事。迦图写史的目的显然不是为记事，而是为了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想以此唤起罗马人对自己祖国的热爱，以爱国主义的道德观塑造年轻一代的拉丁民族性格。这本书的最大缺点是对个人崇拜深恶痛绝，对个人的作用不惜一顾。全书避而不提罗马伟大统帅的名字，但对第二次布匿战争中的一只迦太基大象却涉笔良多。这显然符合其“公民至上”的历史观。
大约与此同时，在罗马出现了一部《大年代记》。[6]据说这是由公元前130年的大祭司长斯恺沃拉（Scaevola）主持编纂而成的。此书共80卷，以历年积累起来的大祭司记录为基础，并补充一些罗马早期的档案材料。它虽然只具有资料汇编性质，但对罗马史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大约在公元前2世纪中叶，在罗马出现了一位杰出的希腊籍罗马史作家，即麦加罗波利斯的波利比乌斯（Polybius，约公元前200～前118年）。
波利比乌斯为希腊贵族，从小受过良好的教育，当过兵，打过仗。公元前168年，担任希腊联军的骑兵指挥官参与希腊人反抗罗马人的战斗。失败后，作为希腊交给罗马的1000名人质之一被带往罗马。在罗马期间，波利比乌斯被罗马将军爱米利乌斯·鲍鲁斯（Aemilius Paulus）聘为家庭教师，担任鲍鲁斯之子，即后来攻陷迦太基城的小西庇阿（Scipio）的老师。波利比乌斯作为人质在罗马滞留16年，名义上受监管，实际上却享有很大的自由。公元前151年，他被释回家；公元前146年，作为小阿非利加·西庇阿的幕僚，他曾目睹迦太基城陷落的情景；公元前118年，82岁高龄的波利比乌斯坠马于回家途中，不幸去世。波利比乌斯生活的时代恰好是罗马走向巨大成功的时代。昔日的地中海强国如迦太基、马其顿、叙利亚等纷纷倒在了罗马脚下，或被征服，或被击败，原来分散的地中海历史开始向联系密切的整体型历史发展。波利比乌斯看到了这一历史上少有的转型过程，而且自觉地用文字将它记录、撰述下来，完成了由客观事实向概念化事实的转变过程，为后人提供了探究大国崛起的经典范本。
波利比乌斯所著《历史》，起自公元前264年第一次布匿战争爆发，终于前146年第三次布匿战争结束，前后90余年。全书共40卷，其中前5卷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余各卷则残缺不全。现存的作品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波利比乌斯在《历史》的结尾部分保存了全书的大致内容：“我将以提麦乌斯（Timaeus）的历史结束之处[7]作为我的两卷引言的起点（公元前264年），然后简要回顾一下在意大利、西西里和阿非利加发生的事，因为提麦乌斯在他的历史中只是提到了这些地区。在讲到汉尼拔担任迦太基军队指挥、德米特留斯之子腓力（Philip，son of Demetrius）成为马其顿国王、斯巴达的克立奥蒙尼（Cleomenes of Sparta）被逐出希腊、安提奥库斯（Antiochus）继承叙利亚王位以及托勒密·菲罗帕托（Ptolemy Philopator）继承埃及王位时，我又把奥林匹亚第139纪作为新的起点。从那时起，我便开始讲述整个世界的通史，以奥林匹亚纪划分时间段，又将每阶段划分为年，然后对世界各地区的一系列事件进行比较描述，直到迦太基陷落、亚加亚人与罗马人在伊斯穆斯的战斗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希腊局势的处理为止。”[8]波利比乌斯希望学子们通过学习他的作品，能够“了解整个世界是在什么样的政治体制下，如何被置于罗马的大一统之下的。这是前所未有的事”。[9]
波利比乌斯所著《历史》的主要特点是主题明确，写作系统，有计划。他在全书之始就认为他所选的主题会促使人们热心于研读他的著作。他说：“我敢肯定，没有一个人会冷漠和怠惰到如此程度，以致不想了解，罗马人究竟是以何种手段、在何种政制下，用不到53年的时间，成功地将世界上几乎所有人类居住的地方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的？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事。又有谁能如此沉湎于其他事物的钻研，而对比此类知识更重要的事情无动于衷呢？”[10]他说：以前的一切大帝国，如波斯帝国、马其顿帝国等，或时间很短，或偏于一隅，只有罗马才“将整个世界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11]他认为罗马大统一局面的形成既是命运之神安排的结果，同时也是罗马人奋斗的结果。他明确指出：“罗马人的兴盛并非像某些希腊作家所认为的那样是出于偶然机遇、在不自主的情况下产生的。相反，罗马人在如此充满风险的宏伟大业中培养、训练了自己。那么很自然，他们不仅获得了追求世界霸权的勇气，而且实现了自己的目标。”[12]史家有责任将这一波澜壮阔的历史记录下来。
波利比乌斯强调，历史作者一定要书写真实情况。他认为，一旦某人担负起“史学家”这一角色，就应该秉笔直书：“如果敌人的行为值得称赞，他就应该赞扬敌人，并且给予他们最高的赞誉；如果他最亲密的朋友犯有错误，他也有责任批评，甚至是严厉斥责他们。这是因为，正如一个活的生物，若是失去双目，就完全丧失了能力；同样，若历史失去真实，我们得到的只能是一个随意的传说。因此，我们应敢于谴责朋友、颂扬敌人，也不必担心对同样的人物时而褒奖，时而批评，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人们不可能总是正确的，也不可能总是错误的。因此，我们在叙述中不要过于注重那些人物，而要对人们的行动给予公正的评判。”[13]波利比乌斯明确指出：要做好写史工作，史家需具备下述主要条件：第一应有个人的从政经验；第二应有接近档案资料的条件，努力收集可信的资料；第三应有广泛旅行考察的经历。
波利比乌斯坚持发表自己从历史中提炼出来的意见。例如：罗马人将被征服地区的一些物品转运到自己的城内。波利比乌斯与其他的一些学者都认为：“这种行为在当时是错误的，就是到现在也仍然是错误的。因为，罗马人如果原先就依靠这些东西来成就国家的事业，那么，他们将那些用于装饰门面的物品运回国内显然就是正确的。反之，如果他们是在生活俭朴、远离这些外表豪华的情况下，不断战胜那些拥有最多、最好奢侈品的人的，那么我们能不认为他们犯了一个错误了吗？放弃胜利者的惯例，效仿被征服者的习俗，不仅将这些物品据为己有，还同时引起伴随财富而来的嫉妒——这是身居权势的人最畏惧的事——这确实是一个无可争辩的失误。因为，在任何情况下，当一个人凝视这样一些艺术品时，他与其说是羡慕那些占有别人财产的人的好运，不如说是怜悯并且羡慕原先的物主。当这种机会愈加频繁、得胜者在身边聚积了其他民族的一切财宝，而这些财宝几乎可谓是特意招引了那些被剥夺者前来观看时，事情就会变得更加糟糕。因为此时，看到这一切的人们自然会回想起自己的灾难，他们所同情的已不再是邻人，而是他们自己。因此，在他们心中所引发的不仅是对幸运者的妒忌，而且是某种深恶痛绝的仇恨。这是因为回忆自己所遭受的不幸，会激起他们对肇事者的怨恨。或许，侵吞所有那些金银财宝的确有很好的理由：因为，不削弱他人的资源、增强自己的实力，罗马人就不可能确立世界帝国的目标。然而，如果他们最初就放弃那些对增强实力并未帮助的东西，摆脱因霸占而产生的嫉妒，并以尊严和宽宏大量的行为，而非以绘画和浮雕装点自己的城市，这对他们来说却是有可能做到的。”[14]波利比乌斯讲这些话的目的是：给所有那些帝国继承者们一个教训：“用他人的不幸来装饰自己的国家，并带着这种信念去洗劫别人的城市”[15]是不应该的。波利比乌斯的作品既有服务未来的作用，更有服务当下的责任。
波利比乌斯为罗马史学构建了一座高山。史学的价值、史学的作用以及史学的本质都在其探讨的视野之中。他用自己的智慧定位了公元前2世纪的地中海世界，并赋予其崭新的意义；他虽然不承担为罗马传承文化的使命，但他的作品在客观上为罗马创造了一个影响深远的“文化帝国”；他是一位“善判断、识大势”的史学大师，但同时也是一位务实的希腊人。在“逃避”还是“欢迎”罗马统治的原则问题上，他以历史家特有的眼光和方法向希腊的民众证明，“世界”已经进入了属于罗马统治的新时期，希腊世界应该适应罗马的统治。波利比乌斯把罗马的史学推到了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二
公元前133年以后，罗马进入了长达百年的内战期。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一批带有怀旧情绪的传统主义者应运而出。他们以古罗马为荣，借古讽今。这些人中最著名的要数百科全书型学者瓦罗。马尔库斯·瓦罗（Marcus Varro）写过多种学科的著作，其中关于罗马考古的就有数十篇之多，可惜只有很少一部分流传下来。
到公元前1世纪中叶，年代史家把注意力更集中于当代史，不严肃地处置史实之风开始盛行。安提阿斯（Antias）写了一部内容庞杂、修辞华丽的《建城以来的罗马史》。全书约75卷，从罗马起源一直写到公元前78年。李维（Livy）引用过他的作品，也对他的作品有过批判。另一位重修辞而不重史实的学者是奎阿德里格里乌斯（Quadrigarius），他的《罗马史》开端于公元前390年的高卢入侵，止于公元前82年，充满奇闻异事。马塞尔（Macer，公元前67年去世）也写了一部建城以来的《罗马史》。他使用了贮藏在某一神殿中的一些写在亚麻布书上的文献，有古代高官名表和其他记录，但内容都比较简单。
众所周知，西塞罗是罗马历史上的大文豪，也是对希腊、罗马历史情有独钟的学者。阿提库斯（Atticus）等经常催促他亲自撰写一部历史。“人们一直有一个期望，或更准确地说，一个要求，即你应该写一部历史。因为人们认为，如果你进入这个领域，那么在这个学科的文献中，我们也许同样可以与希腊人一比高低。此外，要说我给你的意见，在我看来，为了这块你拯救过的而且你还可能使之荣耀的土地，你有这个义务，不仅是对那些期望从文献中获得愉悦的人们，而且是对你的祖国的义务。因为，如同我切身感到的和我常听你提及的那样，我们民族的历史文献太少。而你肯定可以令人满意地填补这一空白……因此，我们恳求你承担起这一任务，挤出时间承担起这一至今为我们的国人忽视或轻视的义务。”[16]
西塞罗认为：“我理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要求我来成就这一工作，阿提库斯。如果给予我自由支配的或闲暇的时间，我也不应拒绝承担它的。然而，当一个人的时间被挤得满满的，或者他的注意力无法集中时，他是无法承担起如此重要的工作的；他必须不为忧虑与国事所累。”[17]因为“除非是事先为之安排了一段闲暇时间，是不能动手写一部历史著作的，而且也不可能在短期内完成；当我一旦开始一项工作后，如果我的注意力又被迫转到其他地方，我的思路就会搅乱；而且无论我干什么，我都感到很不容易继续一项被打断了的工作，不像一次性完成那样”。[18]西塞罗一直希望一个人年老后有“应得的闲暇”去写作历史作品。[19]但遗憾的是，他始终没有动笔。不过，在他的作品中，确实有许多内容涉及历史以及写史方法和原则。西塞罗认为，“历史关心的是远离我们这代人记忆所及的种种行为”，[20]“写历史的首要原则是必须真实，其次必须敢于陈述全部真相，毫无偏袒，没有个人恩怨”。[21]历史“本身则由事件和语言构建，叙述事件要求有时间顺序，有地点描写。由于人们对重大的和值得记忆的事件要求的首先是计划，其次是行动，然后是结局。因此，在叙述计划时需要指出作者赞成什么，在叙述发生过的事件时不仅要说明发生了什么和说过什么，而且还要说明是怎样发生的和怎样说的，在说明事件结局时要阐述清楚所有的原因，不管是偶然性的，或是符合理智的，或是轻率的行为，最后在谈到声誉、名望都很昭著的人物时不仅要说明他们的业绩，而且要说明他们的生活和性格。最后，词语特色和语言风格要通顺流畅，轻松平稳如涌溢的流水，没有审判语言的严厉，没有诉讼惯有的尖刻”。[22]他还说：“历史是时代之见证，真理之光辉，记忆之续存，生活之导师，往事之信使。”[23]
西塞罗对历史的作用认识很深。他认为：“如果对出生之前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你就始终停留在童年时代。因为人生的价值是什么，不就是通过历史记载把我们的人生融入我们祖先的生命中去吗？此外，提到古代，引用历史上的范例，就会给演讲提供权威性和可信度，还能给听众提供最大的愉乐。”[24]他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指出历史的重要价值。他说：“一切文学、一切哲学、一切历史，都会激励高尚的行为。在这些文字之光没有照耀到的地方，这种激励会被埋没于黑暗之中。希腊罗马的伟大作家为我们描绘了多种高水准的图景，留存至今，供我们思考，让我们仿效！”西塞罗认为，在他的整个公共生涯中，他都通过默思先进典范来鞭策自己的心灵。[25]西塞罗还批评早期史家，说他们神话与历史不分，过分夸张地赞扬伟人和家族名人。他主张历史学家关注创作的艺术性，注重选材的价值，写出对社会有教育作用的作品。当然，西塞罗的历史观还是带有演说家和修辞学家的许多痕迹。公元前43年，西塞罗被安敦尼（Antony）所杀，时人那波斯（Nepos）对此十分痛惜。他说：“历史学是我这个时代拉丁文学中唯一不能与希腊人成就比肩的领域。这一未竟的事业因西塞罗之死而完全处于初创和停滞状态。西塞罗是唯一一位能够或总是给历史以优雅声音的人，因为他使我们先辈传下来的粗陋的演说术变得精练，他还用自己的风格完善了拉丁哲学。在他之前，拉丁哲学一直处于不成熟的阶段。我不能确定，他的离去是否给我们的国家或历史写作造成了更多的损失。”[26]
凯撒与西塞罗是同时代人。前者既是罗马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同时也是杰出的演说家。他为表白自己业绩写就的《高卢战记》和随后的《内战记》又使他在罗马史坛占有一席之地。
公元前58年，凯撒执政官任期届满，出任山南高卢总督。他违反公元前59年通过的《朱理亚反假公济私法》[27]，在没有得到元老院授权的情况下，率军与日耳曼和高卢诸部落进行战争，历时8年。在此期间，他征服了西欧中部和北部，几次越过莱茵河，深入日耳曼部落腹地，最后把罗马的西北边界推至莱茵河。此外，他还两次率军渡海到达不列颠，行使罗马人对不列颠的实际统治。战争期间，他又撰写了《高卢战记》七卷，具体描述公元前58至前52年间凯撒的军事行动。
《高卢战记》一书一般认为是一部宣传性作品，是写给元老院的政敌看的。既写战绩，向在罗马的政敌显示自己的心胸与成就；又写发动战争的原因，阐述战事是保卫国家边疆之迫不得已的事情。《高卢战记》是一部由当时指挥官亲笔记录的重大战事活动书。后世对高卢战争的了解，主要来自凯撒的这部著作。它有比其他历史书更具价值的成分。
凯撒的拉丁文风简洁流畅，与以前的修辞派迥然不同。西塞罗也承认凯撒文风朴素，但认为他的作品是史料，非史学。他说：“真的令人敬佩！它们就像裸体塑像那样率真和典雅，在风格上剥去了一切装饰，就好像把衣服都放在一边。他的目的是为其他人提供撰写历史的素材。他也许已经成功地满足了那些庸人们的欲望，这些庸人们都希望用他们的烫发钳来整理他的材料，但他也阻止了有着健全的判断力的人去写（历史），因为在历史中没有什么能比简洁、清晰、准确更令人愉悦了。”[28]
《高卢战记》的第八卷为凯撒的部下伊尔提乌斯（Hirtius）补叙，内容涉及公元前52～前51年凯撒在高卢的活动。伊尔提乌斯对凯撒的《高卢战记》赞扬有加。他说：“即使别人极精心撰写出来的作品，都无一不在这部《战记》的优美文笔之下。这部《战记》的出版，虽说是要使史学家不致缺乏有关这些伟大事业的知识；但它所博得的众口一词的赞扬，反倒弄得史学家好像失去了一个机会，而不是得到了一个机会。不过，我们在这里给它的赞扬，要比别人给它的赞扬更多些，因为一般人只知道他怎样出色地、完善地写成了这些战记，但是我却知道他写作时是多么得心应手、一挥而就。凯撒不仅有最流畅和最雅致的文笔，而且还有最确切的技巧来表达自己的意图。”[29]
《内战记》是凯撒继《高卢战记》后写就的另一部重要著作，主要反映庞培与凯撒间的战争，对后世影响很大。人们常常把它与《高卢战记》和另外三部作者不详的《亚历山大里亚战记》《阿非利加战记》《西班牙战记》合称为《凯撒战记》。
《内战记》大约完成于公元前45年蒙达之役之后。写作的政治目的非常明显。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推卸自己发动内战的责任，为自己的行为辩护。凯撒认为，这次内战完全是庞培派出于私欲强加给他的。他在具体分析庞培派要人贸然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时这样写道：促使迦图挑起这场战争的原因“是他对凯撒的旧怨以及因参选落败（指公元前51年的执政官选举）而产生的懊恼。驱使伦图卢斯（Lentulus）这样做的原因则是因为他负有巨债，以及取得治理行省和军队的欲望和在授予别人国王称号时可望获得的大笔贿赂。……推动西庇阿（Scipio）的同样是掌控行省和军队的欲望。由于他和庞培有亲戚之谊，他认为自己当然能和庞培共同执政；此外推动他的还有他对审判的恐惧以及他自己和那些在国家大事上、法庭上都有很大势力的权威人士彼此间的相互吹捧和夸耀”。凯撒认为，造成庞培本人参战的原因则是受到凯撒之敌的挑唆，同时还因为他不愿与他人平起平坐。他已经完全抛弃了与凯撒的友谊，而彻底倒向那些过去曾被他和凯撒共同视作敌人的人。这些敌人大多是在他和凯撒联姻交好时他给凯撒惹来的。而且，把开赴亚细亚和叙利亚的两个军团扣留下来以增加自己兵力和威望这种不讲信用的行为也促使他竭力想挑起一场战争来。[30]在凯撒的笔下，内战的责任显然应该由只求个人私利的庞培派来承担，凯撒的起兵纯粹是为了维护共和国的正常秩序。
应该说，通过写作来抒发自己的政治主张并非始于凯撒，但如此自觉、如此明确地利用写作来宣传自己、宣传自己的战绩实属凯撒首创。凯撒既具备武司令的天赋，又有文将军的才华。用“武能治国、文能安邦”来形容他，凯撒当之无愧。
凯撒的著作不是纯历史，但它们在军事、政治、人种学、文学等方面都有贡献，不能因此贬低其史学价值。凯撒绝对是把客观发生的事情提炼成文字概念的高手。在公元前1世纪罗马的作品中，凯撒的著作在内容新颖、描述生动、文字简洁等许多方面均属上乘之作。
萨鲁斯特（Sallust，公元前86～前34年）是凯撒的部将，也是第一个为拉丁史学赢得史坛荣誉的罗马学者。他出身于萨宾贵族，曾任罗马财务官、保民官及阿非利加·诺瓦省总督。公元前44年后退出罗马政坛，潜心从事学术创作。萨鲁斯特写史有几个方面的条件：1）有从政经验；[31]2）有较高的学术修养；3）心情平静，不再有很强的功利之心，不再有恐惧感和派系的偏见。[32]他写过三部历史著作，分别是：《喀提林阴谋》《朱古达战争》和《历史》。《喀提林阴谋》主要记录罗马元老喀提林（Catiline）利用社会不满情绪，与执政当局抗争，并最后遭到镇压的整个过程；《朱古达战争》主要记述罗马与北非努米底亚国王朱古达（Jugurtha）的战争。前者属于当代史范畴，后者则属于对前代朱古达事件的追述。萨鲁斯特的《历史》，共五卷，可能属于没有最终完成的作品。内容主要涉及公元前78至前67年11年间的罗马史，全书只有一些小断片留存至今。
萨鲁斯特重视历史的作用，是罗马史上第一个把写作历史与服务国家两者联系起来加以考察的学者。他说：“为国家干一番事业当然是光荣的，而以语言文字服务于国家也不是一件坏事，在和平时期与战争时期人们都可以使自己成名。不仅是建功立业的人，就是记述别人的功业的人往往也受到我们的称许。就我个人而论，虽然我十分清楚，撰写历史的人和创造历史的人决不可能取得同样的荣誉。但是我仍认为撰写历史是极为困难的一件事。这首先是因为他的文笔必须配得上他所记述的事情；其次是因为，倘若你对别人的缺点进行批评，大多数人就会认为你这样做是出于恶意和嫉妒。此外，如果你记述了杰出人物的丰功伟绩，则人们只有在他们认为你所说的事情他们自己也容易做到的时候，才愿意相信你，一旦超过这个限度，他们即使认为你的话不是荒谬的，也是凭空捏造的了。”[33]
萨鲁斯特以雅典为例，说明历史写作的重要意义。“依我看，雅典人的行迹确实是相当伟大而又光荣的。尽管如此，它们实际上也并不是像盛传中那样出色。但是由于雅典产生过具有非凡才能的作家，所以，雅典人的功业便被认为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看来，成就事业的人们的功绩所以被说得如此之高，只不过是有伟大的作家能够用颂扬的文学对事业本身加以抬高而已。遗憾的是罗马人民却始终没有这样的优点，因为他们中最杰出的人物总是忙于事务，没有人重视体外的思想；最好的公民宁重行动而轻言辞，他们宁愿去做一些受人称赞的事情而不愿亲自去记录别人的事迹。”[34]
萨鲁斯特抓住了共和国史上的两件大事：喀提林对共和国最高权力的挑战和朱古达战争。前者是非常值得追忆的事件，因为喀提林等的罪行和由此带来的危险都具有特别的性质；[35]后者是一场长期的、血腥的战争，是第一次对新贵傲慢行为发动的战争。[36]萨鲁斯特认为共和国内部派系对立、相互斗争是共和制崩溃的重要原因，而导致共和国衰落的主要根源则是罗马摧毁迦太基以后罗马价值观的变化。萨鲁斯特说：“直到迦太基被毁灭以前，元老院和罗马人民一直以协调和缓的姿态分享国家管理权，可是一旦对迦太基的惧怕消除了，骄傲和狂妄很快发展起来。”[37]
萨鲁斯特特别关注对史实的评论和分析，寻找史实间的因果关系，探究并定位历史人物在历史中的作用。他的历史著作既不同于此前的编年史，也不同于战地随笔，在罗马史学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萨鲁斯特与李维（Livy）、塔西佗（Tacitus）一起被称为“罗马史上三大史学家”。
三
进入帝国时期以后，罗马史学有了更好的发展条件。史著繁多，体例丰富，主题也更显多样。长期重视历史研究的职业史家已经形成。当然，这一时期由于政治更趋专制，求真、写实的作品因受限制而日益减少。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Diodorus of Sicily）、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Dionysius of Halicarnassus）和李维是三位在帝国初期书写通史的杰出学者。狄奥·卡西乌斯（Dio Cassius）则是帝国晚期撰写罗马通史的历史学家。
狄奥多洛斯来自西西里，史家习惯上称之为“西西里的狄奥多洛斯”。狄奥多洛斯是典型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式的学者。公元前60年至前56年，他访问过埃及，搜集了有关埃及的大量资料。之后，他或许定居于罗马，专心著书立说。公元前30年，他的奠基之作《历史集成》最后完成。全书共40卷，其中有15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即本书的1～5卷和11～20卷，其余的均为残片。狄奥多洛斯的作品是罗马历史上第一部描述当时人所了解的世界历史，内容包括世界古代如埃及、亚述、埃塞俄比亚、波斯、希腊、马其顿、罗马等地区的历史。作品从神话时代写起，一直写到公元前60年，属于“世界通史”性质。书中展示了地中海地区众多民族的发展进程，描述了地中海地区众多民族发展的最后结局，论证了众流皆归罗马的必然，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哈里卡纳苏斯的狄奥尼修斯（约公元前60～公元前 7年之后）于公元前30年移居罗马，从事写作20余年，编写了一部40卷的希腊文巨著——《罗马古事记》，内容从神话时期一直写到第一次布匿战争。他在前言中讲自己写罗马史的原则是：“我相信任何一个想使自己的作品流传千古、不随时间的流逝而消失，尤其是写历史作品的作家——在历史作品中，真实是最重要的，它是谨慎和智慧的源泉——首先，应当选择崇高高尚并且对读者帮助最大的主题，然后，小心谨慎地用合适的方式描述它们。选择那些不体面的、或是邪恶的、或是不值得认真研究的主题作为叙述对象的作者，要么是渴望闻名于世，要么是想得到什么名分，要么是想炫耀自己行文的华丽。对于这些人，后世既不会称赞他们也不会赞美他们华丽的词藻；他们只会让读过他们作品的人认为他们认可作品描述的那种生活方式，因为一般来说，一个人的话语是精神的表现。另一方面，那些虽然选择了好的主题，但却粗心不负责任地写作作品的作家也得不到称赞；因为我们认为那些著名城市和有着强大权力的人物的历史不应当被随随便便或是疏忽大意的写作。”[38]他考察了古代西方世界各国的兴盛状况，得出结论是：罗马人的卓越远远超过自古以来的任何城邦。[39]选大主题、选好主题、把名著留给后人是狄奥尼修斯著史的重要目标。狄奥尼修斯明白地告诉大家，他写作罗马早期的历史不是没有经过考虑和预先构思的，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正因为是深思熟虑才使他的《罗马古事记》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色。
提图斯·李维（公元前59～公元17年）是书写罗马公民发展通史的著名学者。他出生于意大利帕塔维乌斯城，年轻时受过良好的教育，公元前29年以前一直生活在家乡，此后移居罗马，在罗马生活、工作40余年。他是奥古斯都文化政策的主要执行者，是克劳狄（Claudius）元首的教师。《建城以来书》，又称《罗马史》，是其标志性成果。
《建城以来书》起自传说中的罗马建城之年（公元前753年），止于公元前9年，上下744年。第一章从埃尼阿斯神话故事开始，全书可能计划写到奥古斯都（Augustus）终结，但未完成，缺21年，共写了142卷，保存下来的有35卷：即第1至第10卷，第21至45卷，涉及时间为公元前753～前243年以及公元前219～前167年。失传的各卷有散见的节录和片断，还有两套摘要保存下来。
作为古典时代一位伟大的史学家，李维与修昔底德（Thucydides）、色诺芬（Zenophon）和波利比乌斯不同。李维是一位典型的书生、书斋型学者，一生只读书写作，从未参过军、任过职，外出考察也很少。他所使用的材料主要来自前辈学者的作品。但他的优势是：选题很好，容易引起罗马人的共鸣和兴趣，也非常符合奥古斯都提倡的道德要求。
李维以高度的爱国之情书写自己祖国和人民的历史，文笔流畅，描述生动，思路开阔，叙述清晰，无论是叙述史实还是刻画人物都栩栩如生，引人入胜。《建城以来书》基本上奠定了罗马历史的基调，是罗马史学的经典和范本。
李维之后，约有200年罗马没有学者从事大型的通史写作。罗马的最后一部通史出自狄奥·卡西乌斯之手。狄奥·卡西乌斯（公元150～235年）生于小亚细亚的比提尼亚。公元180年来到罗马，是元老院成员，在康茂德（Commodus）元首时期做过辩护律师，曾担任过执政官、阿非利加行省总督等职。著有80卷《罗马史》，用希腊文写成。《罗马史》从埃尼阿斯开始一直写到他自己的时代（公元229年）。完全流传下来的有第36～60卷，其余各卷仅有片断保存。此书的特点是时间长，观点鲜明，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史学思想和珍贵的文献资料。奥古斯都以前的内容大量参照了李维等学者的著作，奥古斯都以后的部分则新意迭出，叙事深刻。
传记体首创于共和末叶，其中著名的作品有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Cornelius Nepos）的《外族将领传》。到帝国时期，传记体有了很大的发展。奥古斯都还自己书写了自传。这一自传通过铭文的形式，一直保存至今。《奥古斯都自传》共35段，是奥古斯都76岁时写就的作品。全文大致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他从19岁开始走上政坛后所获得的官职和荣誉；第二部分是他为罗马和公众谋取的利益；第三部分是他在战时、和平时期为罗马人民做出的贡献。这一自传对于我们研究奥古斯都时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价值重大。
普鲁塔克（Plutarch）和苏埃托尼乌斯（Suetonius）是继那波斯以后最伟大的两位传记史家。普鲁塔克（约公元46～126年）生于中希腊的克罗尼亚，酷爱希腊文化，有强烈的希腊情结。据说，他曾是图拉真（Trajan）和哈德良（Hadrian）元首的老师。他的作品有《希腊罗马名人传》（又称《传记集》）和《道德论集》，前者现存50篇，其中46篇是希腊、罗马名人的平行传记，大多附有合论。另有4篇是单独的传记。在《传记集》中，普鲁塔克引用了大量业已散失的原始资料，提出了自己对杰出人物的评价标准。普鲁塔克直言：“我写的不是历史，而是传记。”他认为：“最辉煌的业迹不一定总能表达人们的美德或恶行，而往往一件不太重要的事情，一句笑话或片言短语，却比成千上万人阵亡的战役、最大规模的两军对垒，或著名的围城攻防战，更能清楚地显示人物的性格和习性。因此，正如画家通过最能表现人物性格的面部表情和眼神，就能画出逼真的肖像，而无需对人体的其他部分多加注意一样，我也请读者允许我能专心致力于人物灵魂特征及其表现的刻画，并借此来描绘每个人的生平事迹。至于他们的赫赫战功以及政绩则期待让别人去撰写。”[40]对于普鲁塔克来说，历史是个人，尤其是杰出人物意志和感情的产物，与政治、经济等没有什么关系，因此对于个人的道德要求就显得特别重要。
苏埃托尼乌斯（公元77？～160年）出身于罗马骑士家庭，受过很好的教育，与小普林尼（Pliny the younger）相交甚厚，曾任元首哈德良的侍从秘书，后升至秘书长。由于工作上的便利，他得以接触罗马政府的核心材料，熟悉国家档案库中的文献资料。苏埃托尼乌斯为一介书生，著述较多，但流传下来的仅有公元120年出版的《十二凯撒传》。此书为传记体，从凯撒一直写到图密善（Domitian），每一元首一篇。对于做出贡献的元首，苏埃托尼乌斯加上“神圣的”一词。作品出版后，受到了罗马民众的普遍欢迎。但在主张“史学科学化”的19世纪作家笔下，其作品的价值受到了一定的怀疑。当然，从材料和分析问题的角度来看，苏埃托尼乌斯的作品还是非常值得关注的。
《六家撰诸奥古斯都传》是模仿苏埃托尼乌斯的体裁写作的，但行文不及苏埃托尼乌斯。《六家撰诸奥古斯都传》的作者是：埃里乌斯·斯巴尔提阿努斯（Aelius Spartianus）、朱理乌斯·卡庇托里努斯（Julius Capitolinus）、埃里乌斯·拉姆帕里狄乌斯（Aelius Lampridius）、伍尔卡奇乌斯·卡利迦努斯（Vulcacius Gallianus）、特列贝利乌斯·波利奥（Trebellius Pollio）和弗拉维·伏庇斯库斯（Flavius Vopiscus）。六位作者中大部分生活在戴克里先（Diocletian）和君士坦丁（Constantine）时期。近代学者对这部作品的评价不是很高，但对它的史料作用还是基本肯定的。理查德·加尼特（Richard Garnett）认为：“他们的风格平淡而粗俗；他们认为传记就是轶事的汇编，他们不懂布局，不会安排比例，没有区分大事和琐事的标准；缺乏批判的和历史的灼见，不能在取材时作出选择，对自己描写的时期那些巨大社会变革轻信不疑。因此，他们这些传记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要看他们为描写某一特定历史时期偶尔碰上的资料的价值如何而定；如果这些资料有价值，还要看他们对这些资料是否忠实。书中较早的那几篇传记主要是根据马略·马克西姆斯和伊利阿斯·雅尼库斯·科都斯的著述写的，而他们自己对这两位史家是否合格也并未提出任何有用的证据。……为了撰写后几篇传记，他们不得不更多地利用官方记载，因而保存了一些很重要的材料，使许多元首的诏书和元老院法令、官方会议录和公众场合的演说词，以及各位元首的那些既有趣又表现个性特征的信件免遭埋没。他们偶尔也写出一些东西，生动地（虽然是无意地）暗示了当时的情景，特别是在帝国法学知识方面，他们作出了很大贡献。甚至他们写的那些琐事也是有用的，关于他们传记里那些人物的习惯的数不清的轶事，虽然对历史家并无价值，但对考古家来说，也并非无足轻重。他们的错误和缺点产生的原因，一部分是当时人们没有把历史看做教育人的一个园地。当时的教育掌握在修辞家和文法家手中，人们阅读历史著作是为欣赏文章风格，而不是为了它们的内容。”[41]
罗马帝国也是断代史流行的时期。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以及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Ammianus Marcellinus）的《英勇业绩》都是这类作品的经典之作。
塔西佗（约公元55～120年）出身于骑士家庭，受过良好教育，是著名教育家昆体良（Quintilian）的学生。他仕途顺畅，历任财务官、行政长官、执政官等要职。作为历史家，他有很好的从政经验。
塔西佗的早期作品有《演说家对话录》，探讨罗马进入帝国后，演说术衰落的原因。《阿古利可拉传》是一部传记作品，传主为他的岳父阿古利可拉（Agricula）。这里保存了众多不列颠的信息。不列颠部落将领为捍卫自己的家园所做的努力，尤其令人感动。《日耳曼尼亚志》是罗马人最早的关于日耳曼诸部族的比较详细的记录。此书文笔优雅，取材丰富，以罗马人特有的视角审视日耳曼诸部政治、经济、社会风俗等方面，极具文献价值。
塔西佗的最大历史成就是《历史》和《编年史》。这两部连在一起实际上构成一部从提比略（Tiberius）到图密善（公元14～96年）时期的罗马帝国史。他先写自己生活过的弗拉维时代，后写奥古斯都末年（公元14年）到尼禄（Nero）之死这一时代。前部分取名为《历史》，后部分取名为“Ab excessu divi Augusti”，即“自神圣奥古斯都去世之后”，他自己又常简称为《编年史》。
《历史》属于当代史的范畴，共12卷。现存完整的只有第1～4卷，第5卷仅有一部分保留。所涉及的时间是从公元69年初至70年8月，主要讲述的是公元69年的内战以及韦斯帕芗（Vespasian）及其儿子提图斯（Titus）的胜利。其他的内容则全部失传了，非常遗憾。
《编年史》共18卷，起于公元14年，止于公元68年末，内容较《历史》丰富。保存至今的有第1～4卷以及第5卷的开头部分、第6卷的绝大部分、第11～15卷的全部和第16卷的前半部分，是我们了解帝国早期历史的权威性作品。
在罗马史研究中，塔西佗的著作地位重要，有“罗马正史”之称。属于塔西佗同辈人的小普林尼曾写信给塔西佗，认为他的作品将名垂青史。[42]
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公元330～400年）是罗马帝国晚期另一位断代史作家。他出身于叙利亚安条克城的贵族家庭，是希腊人的后裔。早年从军罗马，退伍后隐居罗马城研究历史。他用拉丁文写了一部《英勇业绩》，又称《罗马史》，始自公元96年图密善元首之死，止于公元378年的阿德里亚堡之战。虽然与塔西佗的叙事风格不同，但从时间上还是可以将它看做是塔西佗史著的续编。此书原有31卷，但可惜只有后18卷保留下来。内容包括公元352年至378年这26年间的史事。他的著作的重要特点是：有自己明确的价值观，史书内容不但涉及罗马内政，而且还大量论及罗马周边民族的动态。阿米阿努斯·马塞利努斯的《英勇业绩》可以说是最后一部古典史著。
阿庇安（Appian，约公元95～165年）是西方纪事本末体的主要实践者。他与马尔库斯·奥理略（Marcus Aurelius）的老师弗隆托（Fronto）是朋友，属骑士等级，曾任元首金库检查官和埃及总督等要职。据说，阿庇安的埃及总督是由弗隆托向元首推荐的结果。他所著《罗马史》共24卷，其中有11卷被完整地保存下来，即西班牙战争、伊利里亚战争、汉尼拔战争、叙利亚战争和米特里达梯战争等6卷和内战记5卷。此外，保存的还有一些残片。此书的价值在于：它不仅保存了现已失传的众多第一手资料，而且在分析罗马的强国之路，探究罗马共和末叶的内战原因方面做了许多有益的尝试。恩格斯对这部著作有很高的评价，他认为：“在关于罗马共和国内部斗争的古代史料中，只有阿庇安一人清楚而明确地告诉我们，这一斗争归根到底是为什么进行的，即为土地所有权进行的。”[43]从阿庇安的分析中，我们能够发现，他对罗马帝国有很好的认同。他认为：“由于谨慎和幸运，罗马人的帝国达到伟大而持久的地位；当取得这个地位的时候，在勇敢、忍耐和艰苦奋斗方面，他们超过了所有其他的民族。在他们牢稳地巩固他们的势力之前，他们绝对不因为胜利而骄傲，虽然他们有时候，在单独一天内丧失了二万人，在另一次丧失了四万人，又一次丧失了五万人，虽然罗马城本身常在危急之中，他们也绝对不因为不幸而沮丧。饥馑、时常发生的瘟疫、人民暴动，甚至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发生，都不能挫折他们的热忱；直到经过七百年胜负不能预测的斗争和危险，最后他们才达成现在的伟大，取得现在的繁荣，作为老谋深算的报酬。”[44]这些认同的出现说明，罗马对多民族“世界”帝国的统治取得了很好的成就。当然，就史学体例而言，阿庇安的纪事本末体与中国史书上出现的纪事本末体还有明显的不同。主要体现在：第一，中国史书中所记之“事”，为大一统原则下中国内部之“事”；阿庇安所记之“事”大多涉及罗马外族之“事”。第二，阿庇安所记之“事”皆为战争，而且都是和罗马人有关的战争；中国史书中所记之“事”比阿庇安的作品要多得多，内容也丰富得多。
客观地说，罗马史学的全盛出现于帝国时期。庞大的帝国为地中海地区赢得了300余年的安定与和平，而长时间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实践又为罗马史家提供了得天独厚的研究标本。罗马史学终于在众多拉丁、希腊学者的努力下走到了当时西方世界的顶峰。
四
从上面对罗马史学的系统梳理中，我们可以发现罗马史学的以下特点：1）早期史学不发达，在第二次布匿战争以前，罗马人没有任何历史作品；2）早期史学受希腊影响较大，后来拉丁史学奋起直追，拉丁史家与希腊史家在罗马史坛竞相争艳。他们以不同的视角与方法探究罗马历史的发展路径，观点各异，分析独到，为古代其他民族所罕见；3）罗马史学传统明显，多编年史体例。通史、断代史、传记及纪事本末体也较发达，但没有研究制度及史学自身特点的专著。与希腊史学相比，罗马史学的先进性也是不言而喻的。
[1]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中心重大项目“古代罗马史学研究”成果之一，项目批准号：11JJD770022。
[2] 西塞罗：《论演说家》，2，52。
[3] 西塞罗：《论演说家》，2，12。
[4] 革利乌斯：《阿提卡之夜》，17，21，45。
[5] 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迦图传》，3，1。
[6] 西塞罗：《论法律》，1，6；《论演说家》，2，12。
[7] 提麦乌斯（约公元前356～前260年），西西里人，撰有《历史》，主要叙述西西里发展的历史。西塞罗认为：“提麦乌斯是一位学识无比渊博，史料掌握非常充分，思想丰富，语言风格极其高雅的人。”西塞罗：《论演说家》，2，14。
[8] 波利比乌斯：《历史》，39，8。
[9] 波利比乌斯：《历史》，39，8。
[10] 波利比乌斯：《历史》，1，1。
[11] 波利比乌斯：《历史》，1，2。
[12] 波利比乌斯：《历史》，1，63。
[13] 波利比乌斯：《历史》，1，14。
[14] 波利比乌斯：《历史》，9，10。
[15] 波利比乌斯：《历史》，9，10。
[16] 西塞罗：《法律篇》，1，2，5。见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第144～145页。
[17] 西塞罗：《法律篇》，1，3，8。见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第146～147页。略有改译。
[18] 西塞罗：《法律篇》，1，3，9。见西塞罗《国家篇·法律篇》，商务印书馆，1999，第147页。
[19] 西塞罗：《法律篇》，1，3，10。
[20] 西塞罗：《论开题》，1，27。
[21] 西塞罗：《论演说家》，2，15，62。
[22] 西塞罗：《论演说家》，2，15，63～64。译文见西塞罗《论演说家》，王焕生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3，第251页。
[23] 西塞罗：《论演说家》，2，9，36。
[24] 西塞罗：《演说家》，34，120。
[25] 西塞罗：《为诗人阿尔基亚辩护》，6，14。
[26] 科尔涅里乌斯·那波斯：断片，2，1。
[27] 《朱理亚反假公济私法》规定：行省总督本人，无论是否带有军队，若没有得到公民大会或元老院的许可，皆不得随意越出行省，也不得对别国发动战争。凯撒的高卢战争实际上是在没有得到元老院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
[28] 西塞罗：《布鲁图斯》，75。
[29] 凯撒：《高卢战记》，8。译文见凯撒：《高卢战记》，任炳湘译，商务印书馆，1979，第209页。
[30] 参见凯撒：《内战记》1，4。
[31] 尼布尔曾告诉利伯说：极其不幸的是，除了一两个例外，过去写罗马史的那些人，不是没掌握资料，就是并非政治家。但除非他本人既是一位政治家，又有实践经验，否则就不能为这个民族写历史。……难怪罗马史至今才写了这么一点点；因为写罗马史的人应当是一位思想健全、博览群书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有实践经验的政治家。见J.W.汤普逊《历史著作史》，下卷，第三分册，商务印书馆，1992，第211页。萨鲁斯特应该符合尼布尔的要求，当然他写的不是罗马的通史。
[32]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4。
[33]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3。
[34]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8。
[35] 萨鲁斯特：《喀提林阴谋》，4。
[36] 萨鲁斯特：《朱古达战争》，5。
[37] 萨鲁斯特：《朱古达战争》，41。
[38] 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1，1。
[39] 狄奥尼修斯：《罗马古事记》，1，3。
[40] 普鲁塔克：《亚历山大传》，1。
[41] 大英百科全书（第11版）理查德·加尼特。转引自汤普森《历史著作史》，第一分册，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第135～136页。
[42] 小普林尼：《书信集》，7，33。
[4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第253页。
[44] 阿庇安：《罗马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79，第16～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