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引导者[1]
——纪念郭沫若诞辰120周年
田居俭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 100009）
摘要：郭沫若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拓者和引导者。他是坚持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改作或重作”（李大钊语）的第一人。他开风气之先，倡导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以其名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开辟了中国历史研究的新纪元。在郭沫若的引导和带动下，从20世纪20年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形成了以郭沫若、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使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取得了主导地位和发展优势。
关键词：郭沫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 开拓者 引导者
20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郭沫若诞辰120周年。
在这个值得纪念和追忆的日子，史学界理所当然地会想到郭沫若在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笔者认为，以“开拓者”和“引导者”这六个字来概括当恰如其分。
列宁说过：“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2]这是评价历史人物应该恪守的一个基本原则。判断郭沫若对中国史学的贡献，自然也要根据他比他的前辈，即中国旧史学家提供了更多的“新的东西”。这“新的东西”最令人振聋发聩之处就是：在充分占有历史资料的基础上，以唯物史观为指南，第一次把历史研究引上真正科学的道路，开辟了历史研究的新纪元。
在郭沫若从事这项开拓性的研究之前，在中国系统传播唯物史观的是李大钊。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首次提纲挈领地撮述了唯物史观的要点。接着，又发表了《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史观》《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哲学和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研究历史的任务》《史学要论》等阐释唯物史观的名篇。特别是《史学要论》，更加精辟、透彻地论述了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并针对中国当时“还没有人用唯物史观的观点编出一部中国历史”[3]的缺憾，呼吁人们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改作或重作”[4]。不幸的是，李大钊壮志未酬，便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在史学领域继承李大钊未竟之业，最先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进行全面“改作或重作”的是郭沫若。他勇于开风气之先，提出：“主要是想用辩证唯物论来研究中国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发展，自然也就是中国历史的发展。反过来说，我也正是想就中国的思想，中国的社会，中国的历史，来考验辩证唯物论的适应度”。[5]基于这个主张，他坚持唯物史观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对中国古代社会的历史进程和发展阶段作出了前无古人、后启来者的解释，于1930年出版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开山和奠基之作《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作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凡起例之作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尽管还有许多不足之处，但它毕竟以其创造性的成就为中国史学的发展开辟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正像中国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何干之在当年指出的：郭沫若“是一个天才的史家”，其历史著作“在中国社会科学界有划时代的贡献”。“《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及其他著作，是以《易经》、《书经》、《诗经》、甲骨文字、金石文字等等史料，来追寻中国历史的开端。他的新史料和新见解，的确使无成见的人们叹服，确为中国古史的研究，开了一个新纪元。”“目前中外的新史家，差不多都以他的研究为出发点。”[6]早年与郭沫若并肩从事革命文学运动的创造社成员李初黎也指出：郭沫若“是首先用马列主义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一个，他天才地一个一个地解开了那些古代的神秘的谜，为我们的理性开辟了一条通到古代人类社会的大道，不管它或许包括着一些缺点，甚至个别的错误，然而它的成果，毫无疑义地成为一切后来者研究的出发点”。[7]倘若从宏观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部里程碑式的巨著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确立的崭新格局和科学章法，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的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大大超过了这部著作本身。
尽管如此，郭沫若深知，要成就以唯物史观为指导，重新研究历史的一代伟业，靠个人单枪匹马地奋斗是不行的，必须广泛动员有志于此道的同行参加，组织起一支阵容强大、实力雄厚的队伍。为此，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终篇时低调地申明：“这儿所论列的只是一点发凡。”同时呼吁：“草径已经辟在这儿，我希望更有伟大的工程师，出来修筑铁路。”[8]
“声应气求”，在郭沫若的倡导和影响下，当时一些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史学家纷纷响应，积极行动。吕振羽就是最早追随郭沫若参加社会史论战，并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的人之一。正如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所说的：“当时在这个史学斗争的过程中，郭沫若是起了一定程度的旗手作用的。他是最先应用历史唯物论来系统地研究周殷社会的。我们都是后起者，追随他上去的。”[9]事实确是如此。继郭沫若在1930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之后，吕振羽先在1934年4月出版的《文史》创刊号上发表了论文《中国经济之史的发展阶段》，随后在7月出版了专著《史前期中国社会研究》。在前一篇论文中，他依据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原理，将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具体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殷代以前为原始社会，殷代为奴隶社会，西周与春秋战国为初期封建社会，秦至鸦片战争为“变种的”（后改为“专制主义的”）封建制，鸦片战争以后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后一部专著中，他以唯物史观为指导，运用考古资料和神话传说，全面、系统地揭示了中国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成功地填补了由于疑古思潮而造成的史学研究中的大段空白，论证了传说中的有巢氏、燧人氏和庖牺氏处于原始群团时代，尧、舜、禹相当于母系氏族社会，至夏启开始进入父系氏族社会，到夏桀，“汤革夏命”，完成了向奴隶制的变革。这种富有启迪性的新鲜论述，是对当时史坛的一大贡献，诚如翦伯赞所评论的：“吕振羽的这一大胆的尝试，不管其正确性达到何种程度，但把中国历史研究的领域，突破了‘阶级社会’的界限，从殷代再提前到先阶级的原始时代，因而把‘历史怀疑主义者’在中国历史上所设定的封锁线，也彻底毁灭了。在这一点上，吕振羽对于在中国先阶级社会史的研究上，是尽了一个开辟的任务。”[10]吕振羽理清了原始社会的发展脉络之后，又将研究的触角向下延伸，于1936年出版了《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在这部专著中，他既支持了郭沫若关于中国历史上存在奴隶制的论断，又就殷、周两代的社会性质以及奴隶制与封建制的时代分界，提出了与郭沫若不同的见解，首创了后为史坛认可的殷代奴隶制以及独树一帜的西周封建论，开阔了古代史研究的视野和思路，推动了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的深入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发展。1937年出版的《中国政治思想史》，是吕振羽对社会史研究的拓展和深入，他立足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通过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科学分析，系统地论述了从有文字可考的商代到鸦片战争时期的政治思想发展过程。如他在1943年修订的《初版序》中所总结的：“我的编著体裁，根据我对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初步结论，首先把中国史全部过程划分为各个阶段，各个阶段又划分为其发展过程的各时期；从各个社会阶段和时期的阶级阶层的构成上以及其相互关系的变化上去论究政治思想的各个流派，又把每个流派中各思想家的思想，作为其自己的一个体系去论究。”他又说：“我在本书的基本出发点是：哲学思想，虽能作用于社会经济和政治，基本上却是被决定于社会经济结构和政治形态，并与之相适应，随着其发展变化而发展变化的。”[11]这部著作因而成为用马克思主义全面研究思想史的成功范例。
在20世纪40年代，吕振羽又出版了两部颇有影响的史学新著。一部为《简明中国通史》，这是他遵循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撰写的新型通史著作，从理论观点到体例章法，都跳出了旧史学的窠臼。吕振羽在《序》中将该书的写作特点归纳为：“第一，把中国史看成同全人类的历史一样，作为一个有规律的社会发展的过程来把握；第二，力避原理原则式的叙述和抽象的论断；第三，尽可能照顾中国各民族的历史和其相互作用，极力避免大民族主义和地方民族主义的观点渗入。”[12]这部在重庆出版的“成一家之言”的通史，与同期在延安问世的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简编》一起，开创了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通史的新纪元。如新中国成立初期史学家所称道的：“直到今天，像这样的通史，还只有本书和范著《中国通史简编》。这两部书在现阶段确实给治史者以新的启示，指示了新史学的方向。”[13]另一部为《中国民族简史》，这是他应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民族和社会形态的理论撰写的中国第一部民族史专著，书中具体考察和论述了汉、满、蒙、回、藏、维、苗等族的起源、发展、经历的历史阶段以及各自的历史贡献，为中国民族史的研究起了奠基和开路的作用。
范文澜也是继郭沫若之后应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历史并取得卓越成就的大家之一。他在1940年写的《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一文中亦指出：“殷代是氏族社会，西周是奴隶社会——这是郭沫若氏《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主张。”他说：“郭氏是世界著名的考证家和历史学家，他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其功甚伟，其影响亦甚大。”[14]这“甚大”的影响自然包括范氏。细绎他在1954年总结其名著《中国通史简编》写作经验时提出的“三通”[15]思想，不仅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立意谋篇一脉相承，而且更在此基础上有所前进、有所发展。
范文澜对史学研究的前驱先路之功，还体现在他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系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他的《中国近代史》（只出版了上册），通过考察和分析从鸦片战争到义和团运动这60年的社会状况，第一次准确地揭示出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特征，以及帝国主义、清朝政府和中国人民三者之间错综复杂的矛盾和斗争，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的伟大历史作用，为中国近代史新学科的建立和深入研究开了一代新风。
翦伯赞是在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启发下，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又一位大家。他在1930年11月发表的《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其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长文中，不仅指出了“中国农村社会的本质，实在不是一个独特的或是亚细亚的生产方法，而是封建的生产方法”，而且还依据“私的土地所有”“农奴的主从关系”等“封建的生产方法之主要的特点”，论证了历史上的西周为封建社会。接着又发表了《前封建时期之中国农村社会》上、中、下三篇文章，用文献和甲骨文等资料进一步充实了上文的立论。[16]
随后，翦伯赞将研究的焦点逐渐集中到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索上。他在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教程》，是一部系统、深入阐述唯物史观基本原理的力著。他在该书《序》中谈及写作目的时强调，有了正确的理论思维和研究方法，才能促进史学的繁荣和发展。同时针对当时史坛的现状指出：“我所以特别提出历史哲学的问题，因为无论何种研究，除去必须从实践的基础上，还必须要依从了正确的方法论，然后才能开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确性。历史哲学的任务，便是在从一切错综复杂的历史事变中去认识人类社会之各个历史阶段的发生、发展和转化的规律性，没有正确的哲学做研究的工具，便无从下手。然而在中国，历史哲学，虽然在近年来所展开的社会史论战中附带地提到，但不幸大多只注意到文句的抄袭，而忽视那具体的历史事实，因而便不免引经据典，以抽象的定义去歪曲真正的历史，反而把史学玄学化。结果，历史哲学在中国，或者沉溺于刻板的公式主义，或者使理论脱离实践，陷于纯经院式的无病呻吟了。所以一直到现在，关于历史哲学之系统的著作，在中国我们还没有看见。”他还说：“由于历史哲学在中国历史学科的领域上，没有展开其更高的发展，所以中国的历史家，至今还不曾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通史，即分期史，也还相当的贫乏，至于世界史，更没有提到研究的课程上。”[17]为此，他在书中着重阐述了历史科学的任务、历程和阶级性，历史发展的合法则性[18]，历史的关联性[19]，历史的实践性，历史的适应性，关于中国社会形势发展以及群众、领袖与历史等重大理论问题。1943年以后，他又运用这些理论结合中国历史实际，写成并出版了《中国史纲》第一卷（原始社会至战国）、第二卷（秦汉），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日臻成熟。
另一位造诣高深的史学大家侯外庐，在回顾他的史学研究历程时也说：“我就是在〔社会史〕论战高潮中，由于受到郭沫若的影响而开始转向史学研究道路的。一九三○年我从国外回来不久，便有机会读到郭沫若的新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这本内容丰富而又新颖的著作很快吸引了我。……中国的历史几千年，而几千年来的中国史书汗牛充栋，但是从来还没有一本书能像郭沫若的书这样对中国古史作出难能可贵的解释来。当然，我不是说这本书尽善尽美，它在某些方面还不够成熟，甚至还有明显的缺点错误。例如：它对于经济学的历史范畴之应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的解答等等，在我看来，都是不能令人满意的。然而毕竟是它首先成为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拓荒之作，开辟了‘科学的中国历史学的前途’。……因此，我在读完他的这本书以后，怀着衷心的敬意向他写信求教。如果说，大革命时期，李大钊同志曾经是指引我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老师，那么，从三十年代初开始，我已经把郭沫若同志看做是指引我学习和研究中国历史的老师。”[20]
富于理论修养的侯外庐，早年曾致力《资本论》第一卷的翻译，在郭沫若的影响下转向史学研究后，很快就进入了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运用政治经济学理论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的角色。他以1934年出版《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为起点，开始了这种双管齐下、互补互进的研究生涯：“把社会史与思想史如此紧密地结合起来进行论述，在我是第一次，在并时学者的同类著作中或者也是较早的实践。”“我的这第一本史学著作的格局和研究方法，虽无甚明确的意识，却相当典型地表现了我早年的追求，即要在史学领域中挑起一副由社会史和思想史各占一头的担子，为此，我的确跋涉奔走了半个多世纪。”[21]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在1943年和1944年，又出版了姊妹作《中国古典社会史论》（1946年修订版改为《中国古代社会史》，1955年再版定名为《中国古代社会史论》）和《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前者从有可征信的甲骨文开始，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即奴隶社会发展所经历的西周、春秋、战国三个阶段（殷代为奴隶社会的前行阶段）；后者则与此相应，论述了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即奴隶社会思想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学在官府的畴官贵族之学，以西周《诗》《书》为代表；第二阶段为邹鲁缙绅《诗》《书》传授之学，从而批判地发展为春秋战国之际的孔墨显学；第三阶段为“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的战国百家并鸣之学。论述古代思想的发展，始终扣紧古代社会的发展，使二者互相贯通，互相补充。后来，《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经过增补改写，作为《中国古代思想通史》第一卷以及这项浩大工程的开端，并历时20年向史坛贡献出一套自成体系的五卷六册思想史巨著。侯外庐在书中科学地总结出一套正确的治史原则和方法：“运用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政治经济学理论，分析社会史以至思想史，说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意识形态之间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这部思想史紧紧掌握的原则。把思想家及其思想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分析研究，把思想家及其思想看成生根于社会土壤之中的有血有肉的东西，人是社会的人，思想是社会的思想，而不作孤立的抽象的考察。对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明清前后启蒙思想，无不如是。”[22]与此相辅而行，他又将在研究封建社会思想过程中涉及的有关封建社会史方面的论述，如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所有制形式、中国封建社会由前期向后期转变的特征、中国封建社会前后期的农民战争及其纲领口号等，汇辑为《中国封建社会史论》，作为《中国古代思想史》的姊妹作出版。
综上所述，从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问世，到40年代末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诸家各领风骚的史学新著出版，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代表中国史学发展方向和拥有未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群体。当然，这个群体的成员并不只上述这五位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他们周围，还团结了一批有志于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的史学工作者。新中国成立不久，甲骨文和商史研究专家胡厚宣在概述1919年“五四运动”至1949年共和国建立时期的中国史学发展状况时指出：在这30年中，中国史学有三股潮流，即所谓“疑古、考古、释古三大潮流”。他解释说：“疑古、考古偏重史料。疑古是旧史料的鉴定，考古是新史料的开发。释古偏重史观，旨在应用马列主义的经济观点，以说明历史发展的意义。”胡厚宣对唯物史观的说明虽不够准确，但他强调说：“其中尤以最后释古一系，是历史学的真正目的，也是近三十年来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一大潮流。”[23]笔者认为，这个结论是符合实际且有见地的。但似应再补充一句：在这个“最新最盛而且最重要的”史学潮流中的最初弄潮者，正是郭沫若。尤其耐人寻味的是，当年在社会史大论战中反对郭沫若的人，这时也改弦易辙，成为郭沫若的同路人和追随者了。正如何干之在1938年所指出的：“在中国过去的八九年间（即《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前后——笔者注），附和他的人极少，而反对他的人却极多。请看四辑《中国社会史论战》中的陈邦国先生、周绍溱先生（第一辑），王宜昌先生、李季先生、杜畏之先生（第二辑），王礼锡先生、王伯平先生、梁园东先生（第三辑），王平先生（第四辑），[24]差不多一提起《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必大骂一顿。这本书在他的祖国是得不到历史家的支持了。”“但是自从1935年以来，郭沫若的中国古史观，好像复活起来。六七年来为思想界所集中抨击的观点，忽然变成了大家共同信奉的真知灼见，甚至许多从前反对过他的人，也改变了态度。”[25]
如果说，郭沫若当初在“风雨如晦”的年代，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在史学领域披荆斩棘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还像长江大河源头的涓涓细流，那么到新中国成立以后，则发展成为犹如长江挟风涛出三峡、黄河汇百川向东海的浩荡洪流，在全国范围内取得了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当年受郭沫若熏陶而走上史学研究道路的青年，如今大多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了。考古学家和原始社会史专家尹达，生前回忆这段历史时曾深情地说：“从三十年代起，我就在郭老的影响下，逐步走上了用新的史学观点探索古代社会的道路。在相当时间里，在我虽说在从事具体的考古发掘，但由于郭老的影响，我始终尽最大可能读了一些进步的理论书籍。应当说，在治学的精神上，我已成为郭老的私淑弟子。”[26]近代史专家刘大年谈到他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关系时也由衷地说：“我必须郑重申明：我同侯老或其他诸老，根本不是一辈人，在工作的任何一点上，绝对不应当把我同他们放在一起谈论。侯老和其他诸老，是我的长辈、领导者和指引者，我是他们的后辈、被领导者和小学生。若非时代造化，使我受到诸老教育、启迪，对于世界和历史的了解，我不知道能否有一天终于凿开混茫。后来学得了一点东西，那是受赐于伟大的革命时代，也是受赐于外庐同志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诸位先驱。”[27]在“诸位先驱”中，郭沫若理所当然应居首位。因为在郭沫若诞生90周年的时候，刘大年曾撰文强调：“由于他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历史科学的创始人，引导者，过去我们总是学习他。现在纪念他，表达我们的追怀和崇敬，最重要的还是学习他。”[28]
刘大年的这番话，是完全可以代表沿着郭沫若足迹前进的一代又一代史学工作者的心声的。史学工作者过去、现在和未来之所以要学习郭沫若，是因为他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中国历史的正确方向和首创精神，已经成为造就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的一面旗帜。一切有志于史学研究并想有所建树的人，不管处于哪个年龄层次和选择什么课题，也不管是否赞同郭沫若对具体问题的论述，迟早都会聚集在这面旗帜下。这是近80年的中国史学实践一再证明、今后还将继续证明的结论。诚如著名史学家白寿彝指出的：“史学界的同志们，无论是否同意郭老的观点，无论是否有独到的创获，但没有例外，都是随着郭老开辟的道路，随着郭老首先在史学领域里举起的马克思主义旗帜前进。”[29]
[1] 2012年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郭沫若诞辰120周年。为了缅怀这位历史学家对中国史学特别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发展的杰出贡献，本刊特约田居俭先生结合旧作对郭沫若的评价重新撰文，借以表达史学界同仁对老一辈史学家的崇敬之情和对其开创的事业继承、光大之愿。
[2] 《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第150页。
[3] 李兴华：《青年的良师——回忆父亲李大钊在女子高师教学二三事》，《文汇报》1979年5月14日。
[4] 《李大钊史论选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第210页。
[5] 《郭沫若文集》第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第312页。
[6] 《何干之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第219～220页。
[7] 李初黎：《我对郭沫若先生的认识》，《解放日报》（延安）1941年11月18日。
[8] 《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2，第269～270页。
[9] 吕振羽：《关于“怎样学习中国历史”等问题的解答》，《史学研究论文集》，华东人民出版社，1954，第56页。
[10]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修正四版），新知书店，1947，第170页。
[11] 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上册，人民出版社，1962，第2、6页。
[12] 吕振羽：《简明中国通史》，人民出版社，1955，第1页。
[13] 柴德庚：《对吕著〈简明中国通史〉的几点意见》，《光明日报》1950年9月3日。
[14] 范文澜：《关于上古历史阶段的商榷》，《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第82页。
[15] 关于“三通”思想，详见《范文澜历史论文选集》，第76～77页。
[16] 分别参见《三民半月刊》第5卷第6、7、8、11期，1930年11月16日、12月1日、12月16日，1931年2月1日。
[17] 翦伯赞：《历史哲学教程》（修正四版），第2～3页。
[18] 翦伯赞说：“所谓历史的合法则性，即关于历史上各个时代社会经济形态的诸构成之发生发展崩溃与由一形态向之另一形态的转化之的一般的法则及其特殊的形势。”见《历史哲学教程》，第25～26页。
[19] 翦伯赞说：“关于历史的关联性问题，即历史之时间上的相续性，空间上的联系性以及客观条件与主观创造之不可分裂性的问题。”见《历史哲学教程》，第53页。
[20] 侯外庐：《韧的追求》，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第223～224页。
[21]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268、265页。
[22] 侯外庐：《韧的追求》，第327页。
[23] 胡厚宣：《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商务印书馆，1950，第1页。
[24] 以上诸人文章分别见各辑的陈邦国《中国历史发展的道路》、周绍溱《对于〈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王宜昌《中国社会史短论》和《中国社会史论史》、李季《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和批评》、杜畏之《古代中国批判引论》、王礼锡《古代中国社会》、王平《易经时代中国社会的结构》等。
[25] 《何干之文集》，第21页。
[26] 尹达：《尹达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9，第423页。
[27] 刘大年：《侯外庐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历史研究》1988年第1期。
[28] 刘大年：《学习郭沫若》，《刘大年史学论文选集》，人民出版社，1987，第569页。
[29] 白寿彝：《深切悼念开辟新史学的伟大旗手》，《光明日报》1978年6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