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献综述

目前，关于FDI对收入分配与贫困人口就业及其收入的影响，学界存在着明显的争论，这些争论主要可以划分为三种论点。

（一）观点一：收入分配差距扩大效应

该种观点通过理论分析和各种实证研究，认为FDI的引进恶化了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加大了当地的贫富差距，不利于当地的减贫。主要观点来自以下经济学者的研究：

Mundell（1957）分析FDI的目的，认为 FDI首先会流入东道国不具有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部门，发展中国家一般资本和技术密集型行业缺乏比较优势。所以，FDI进入这些产业会扩大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对以非技术工人为主的贫困人口产生不利的收入分配效应。Belderbos和Sleuwagen（1996）、Blonijen（2005）的经验分析则验证了这种假说。Hossein和John（2002）研究发现跨国公司如果在东道国投资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将使东道国非技术工人失业率上升，拉大收入差距。

Feenstra Hanson（1996，1997）提出了外部采购理论，利用墨西哥的数据证明了外国直接投资的增长可以解释熟练劳动工资水平增长的50%，其研究结果发现FDI恶化了墨西哥的收入分配状况。

Changkyu Choi（2004）选取1993～2002年119个国家的面板数据，建立收入分配与FDI的回归模型，结果表明FDI增加会扩大收入基尼系数，而且FDI流出对收入不平衡的影响要大于FDI流入的影响。

中国学者的研究主要着眼于对国内城市或地区情况的分析。Sun（1998）分析了FDI对中国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FDI是改革开放以来影响我国东西部地区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

范言慧和段军山（2003）的分析表明，外商直接投资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有很显著的相关性。它通过产业链条、外资部门的溢出效应、资金吸引和带动贸易来影响外资部门与非外资部门、外商投资活跃与稀少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造成了地区间，尤其是东、西部地区间，与全国的收入差距扩大。

赵伟和赵晓霞（2008）利用了全面开放时期的季度时间序列数据，分析对外贸易和外国直接投资对我国农民收入及其分化的影响。实证研究表明，外国直接投资会带来农民收入的增加和分化程度的降低。FDI恶化了当地的收入分配状况，不利于减贫。

（二）观点二：收入分配差距缩小效应

持该种观点的经济学者通过各种理论分析与实践证明：FDI的引进倾向于缩小进入地区内部的收入差距，改善收入分配，有助于减少地区贫困。主要的研究有：

小岛清等（1973）提出，FDI与贸易之间是互补关系，认为FDI是出于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追求成本最小化的目的，所以FDI主要流入发展中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劳动密集型出口部门，从而促进了东道国的出口贸易。在这种情况下，FDI会增加对于非技术工人的需求和提高他们的工资，缩小技术工人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异，对贫困人口产生有利的收入分配效应。

Bornal（2004）运用美国1982～1997年的Panel数据，对各洲收入不平等（用基尼系数表示）的影响因素如宏观、政策和人口特征等进行分析，结果表明除了美国东北部，FDI流入显著减少其他地区的收入不平等。

张全红、张建华（2007）运用1998～2005年家庭调查数据进行协整理论和自向量回归模型实证研究了外国直接投资与我国城镇贫困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外国直接投资显著提高了贫困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收入份额，因此会产生有利于穷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的减贫效果，但是外国直接投资同时也加重了贫困人口内部收入的不平等，越贫困的贫困人口，从FDI中获利也越少。

张广胜、周娟（2009）基于1989～2006年中国30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GMM方法对FDI与中国城乡收入不均等程度的直接和间接影响进行分析。结果表明，FDI每增加1%，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缩小0.24%。

（三）观点三：对收入分配差距影响具有不确定性

该观点认为：FDI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并不显著，或者并不明确，FDI影响当地的收入分配有多种途径，其作用效果取决于当地经济的发展阶段、市场环境以及引入FDI的目的、类型、质量与发展阶段。主要的研究有：

Agenor（2004）提出FDI对于收入分配和贫困的影响具有非线性关系和“门槛效应”。外商投资企业相对于本土企业而言，通常要使用更先进的技术，更多地雇用技术工人和支付更高的效率工资，从而导致技术和非技术工人之间的工资差距扩大，工资差距的扩大又会激励人们对人力资本的投资，最后会增加技术性劳动力的供给，使工资差距缩小。按照这个假说，FDI的相对工资效应会使FDI与收入差距和贫困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倒U型曲线”。也就是说，只有当FDI达到一定水平后，FDI才会有利于贫困人口。他利用巴西和泰国等16个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发现FDI与贫困之间存在着非线性关系。Figini和Gorg（2006）的检验结果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Aisbett、Harrison和Zwane（2005）认为：穷人是否能够从FDI中获益还取决于其他一系列互补性政策，如国家对于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基础设施的改善、对于低收入群体在信贷和技术方面的援助以及宏观经济的稳定等。

王剑（2002）通过对1994～2002年的FDI与全国就业的关系进行计量研究，认为FDI直接带动了大量国内就业，同时通过挤出国内投资和提升生产率，间接挤出了就业。他的计算认为FDI每增加1%将会引起直接就业上涨0.052%；同时，会挤出0.049%的国内投资，从而间接导致0.031%的失业出现；而且，可以推动生产率水平上升0.146%，进而间接减少0.013%的国内就业机会。1994～2002年，FDI直接拉动的就业量累计达到2558.88万人；由于挤出效应所造成的就业损失累计达1489.65万人；由FDI带来的生产率提升所导致的就业损失累计达662.39万人。FDI对国内就业的总效应仍然是积极的，FDI每增加1%将拉动实际就业量扩大0.008%，1994～2002年由FDI引致的累计综合就业量上升了407.18万人，为缓解国内就业压力做出了较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