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FDI与贫困劳动者就业关系的实证分析

（一）数据来源与变量选择

本文样本取1979～2009年的深圳年度数据，数据来源于《深圳统计年鉴》、深圳历次人口普查数据。计量模型中的变量做如下处理：

为了获得合理的减贫效果数据，本文进行了三个必要且贴近现实的假设：第一，受教育程度决定技能程度，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劳动者为低技能劳动者；第二，技能程度决定收入水平，低技能劳动者是低收入劳动者，属于贫困人口；第三，贫困人口的就业便意味着脱贫，贫困人口的就业量即为深圳贫困人口减少数量。所以，本文使用低技能劳动者的就业量作为被解释变量，表示深圳经济特区成立以来的减贫人数。

考虑深圳统计数据的年份较少，本文主要选取了两个解释变量：实际利用外资金额、深圳人均真实GDP。实际利用外资金额用以解释深圳FDI吸附贫困劳动者就业的效果，即其减贫效应；深圳人均GDP主要是解释其他主要因素对贫困劳动者就业的影响。模型中所有价格数据都换算成以1979年不变价格计算的人民币价格。同时，为了消除非平稳时间序列的异方差性并能够反映变量之间的弹性系数，我们对所有数据进行取对数处理。

（二）计量分析

第一，利用简单线性回归法，估算FDI对贫困劳动者就业的效应。FDI通过直接雇用本地劳动力，创造就业岗位，促进就业，或者通过其他间接就业效应促进贫困人口就业。为找出FDI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之间的关系，我们利用最小二乘法对二者进行简单的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LNL=-5.716041903+0.9031568594×LNFDI+[AR（1）=0.3901075628]

回归结果表明，随机误差项具有自相关性，通过使用广义差分法消除之后，回归结果显著，各种检验通过，拟合优度为0.94，解释程度较好。回归结果说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量与FDI金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相关关系，FDI每增长1%，贫困劳动者就业量增长0.9%。

图4 深圳实际利用外资对数与低技能劳动力就业量对数关系的一元回归结果

第二，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FDI与贫困人口就业变化率之间的关系。我们在原解释变量中加入深圳人均GDP的对数，记为LNRGDP。被解释变量仍为深圳贫困人口就业量的对数LNL。为避免伪回归问题，我们先对数据进行了平稳化检验，LNFDI、LNRGDP滞后一期后平稳。进行平稳化处理之后，对模型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下：

D（LNL）=0.7955819835-0.05451771968×LNFDI-0.4700497529×D（LNRGDP）

进行平稳化处理之后，各项检验通过，由于方程可能遗漏了一些重要解释变量，所以拟合程度一般，为0.45，但是各个变量之间的回归结果显著。回归结果表明：FDI上升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就业率的增长速度下降0.055个百分点。GDP增长的速度每增加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就业率的增长速度下降0.47个百分点。

回归结果表明，深圳低技能劳动者就业量与FDI金额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FDI每增长1%，贫困劳动者就业量增长0.9%。但随着FDI的增长，单位FDI对于劳动者就业量的增加速度影响为负，FDI上升1个百分点，贫困人口就业率的增长率下降0.055个百分点。结合上文分析，说明随着深圳产业升级，以及FDI的转型发展，深圳FDI对于低技能劳动者就业的吸附能力将逐步降低，FDI的直接减贫效应将逐步弱化。

（三）结果分析

计量考察分析的是深圳FDI通过直接或间接效应对低技能劳动者就业，从而直接带动就业者本人脱贫的影响。深圳的贫困者主要是来自全国各地贫困地区的劳动者。而深圳贫困劳动者本人脱贫的同时，可能利用其收入除去生活成本的剩余工资部分支援家人，从而间接带动家庭脱贫。由于深圳的工资水平长期高于国内平均水平，贫困者就业后获得工资的间接带动作用也不容忽视。

图5 深圳最低工资标准与国家贫困线的比较

资料来源：贫困监测报告、历年《深圳统计年鉴》。

我们进一步假设，深圳的贫困者就业获得的工资收入及其在深圳的生活消费都是最低工资标准的一个比率，二者相减，得到深圳贫困劳动者的年剩余工资。年剩余工资与国家最低工资标准相比，可以得出深圳贫困者就业间接带动减贫的效果。由图5可知，随着深圳低技能劳动者工资的增长，深圳就业的贫困劳动者每年获得的剩余绝对量增长迅速，从1979年的222元上升到2009年的4860元，如果以官方公布的贫困线作为标准，深圳贫困劳动者带动脱贫的效应越来越明显，一个劳动者带动的脱贫人数由80年代初的2个，上升到21世纪以来的4～5个。原因有三：其一，因为深圳工资水平的快速增长，贫困就业者的工资收入也有较大幅度的上升；其二，可能高估了贫困就业者的剩余工资，其中可能低估了贫困者在深圳的生活费用；第三，主要是中国政府官方公布的贫困标准过低，一直维持在满足基本热量、解决温饱的水平线上，严重低估了贫困者的生活成本。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深圳贫困者籍贯所在地的大部分地区生活水平都已经超出了国家贫困线，深圳贫困就业者实际带动脱贫的能力相对被严重高估。如果充分考虑深圳生活成本的上涨以及全国贫困人口生活标准的相对提高，深圳的贫困就业者带动户籍所在地脱贫的效应将会明显减弱。

表6 深圳贫困劳动者的工资剩余及其脱贫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