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文献综述

（一）技术扩散的渠道

在技术扩散所带来的显著作用下，其扩散的机制变得非常重要。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学术界认为主要有国际贸易、外商直接投资和自主创新三种技术扩散的渠道（Wolfgang，2004）。首先，在最终产品的生产中，通过国际贸易间接地学习和运用国外半成品中所含有的高科技是技术扩散的一个良好过程（Rivera-Batiz and Romer，1991；Grossman and Helpman，1991；Eaton and Kortum，2002）。通过基于瑞士公司专利应用和国外发明者专利被引用的实证分析，Frederic Sjoholm（1996）发现瑞士公司专利应用和进口呈正相关关系，这也就意味着进口有利于国际技术扩散。同时，20世纪60年代很多东亚国家通过“出口—学习—出口”效应取得贸易成功的案例也验证了这一点（Yung-Whee，Bruceand Garry，1984）。

其次，技术扩散的最重要渠道就是FDI（Aitken and Harrison，1999）。从国外研究的层面来看，Rachel Griffith等（Rachel，Stephen and Helen，2003）研究了英国的外资子公司并得出FDI与技术扩散的重要性，这些发现也同时被Keller等（Keller and Yeaple，2003）的结论所支持。同时，James Markusen（2002）指出，公司某一技术通过在其跨国母公司和子公司之间共享有利于提升各个公司所在地的相关行业的发展。Marin和Bell（2006）通过对阿根廷1992～1996年的工业企业数据进行研究表明，跨国公司新技术研发、流动和资本对东道国企业有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随着我国引进FDI的增加，对于国内FDI的技术溢出效应的研究也越来越多，Qi和Li（2008）研究了中国2001～2005年28 个制造业大中型企业，认为通过示范效应和人员流动方式，FDI 对中国知识创造和管理体现微弱的正溢出效应。而何洁（2000）的研究表明，FDI 在我国各省市工业部门中都存在明显的外溢效应，而且在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的地区，这种外溢效应越大。

（二）技术扩散和R&D

技术扩散提高了东道国整个行业的研发绩效。Eaton 和 Kortum （1996，1999），Keller（2001b）的研究支持了国际技术外溢的存在，发现OECD国家的技术进步并不是主要依赖国内的研发投入，相反，国际技术扩散对OECD 国家的技术进步起着关键作用。同时，Coe和Helpman （1995，1997）估算进口对国际技术传递和全要素生产率（TFP）增长的影响。贸易伙伴国R&D投入有助于本国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并且其影响程度随着本国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加强。在南北贸易的知识溢出中，发展中国家的全要素生产率与其工业国贸易伙伴的R&D 和来自工业国家的机械设备进口贸易显著正相关。此外，在实证分析中，李平（1999）以日本制造业1981～1994年各年的增加值、就业数、有形固定资本投资总额和R&D 开支等数据为样本，利用对数化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检验了各产业内部的R&D 溢出效应和高、中、低科技部门内产业间的R&D溢出效应。

上文提及的理论文献并不能完全解释我国汽车产业CKD道路所表现出的现象和问题，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些理论大多以发达国家作为背景或研究对象，对我国汽车产业的分析也未体现出其特点。本文借鉴了蔡大鹏和李杰（2011）的做法，结合现阶段我国汽车产业格局的特点，构建了一个三阶段的动态博弈模型。本文的创新点在于：一是区分了谈判、研发和产量决策三个阶段的博弈双方，同时将中外合资汽车企业中的股权比例、技术转让费等参数引入模型，充分刻画和体现出了合资企业的特点，更加现实地考察技术扩散与创新绩效的关系；二是通过将技术扩散和创新绩效的系数引入古诺博弈模型中，从理论上分析了技术扩散和研发绩效与中外双方R&D策略的关系；三是通过纵向分析汽车行业的技术特点，从理论上得到技术扩散和R&D的创新绩效关系的临界点，改善以往研究中技术扩散有利于或不利于国家或者行业的创新绩效的单一结论。对于模型假定的改善能够得出很多丰富的不同于以往研究的结论，并且与现实世界中发生的事实很好地相互印证，涵盖了中国现代汽车产业从起步到如今近30年来的诸多现象，为汽车产业政策的制定、汽车企业的发展战略提供了一定的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