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布什政府反恐得不偿失

自布什政府2001年10月发起反恐战争以来，全球反恐声势高涨，但反恐效果令人沮丧。世界面临的恐怖威胁不是小了，而是大了，恐怖和反恐战火甚至蔓延到了非洲；虽经多次大规模围剿和狂轰滥炸，但主要恐怖组织头目并未被消灭；美国及其盟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等大中东地区大范围反恐的后果之一就是伊拉克成为世界恐怖事件的新渊薮；恐怖主义继续在全球制造主要针对美国和亲美国家的恐怖活动；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正在重新整合并卷土重来；随着“基地”高级领导层作用的弱化，越来越多的外围恐怖组织成为发动恐怖袭击的主力军；中亚、东南亚地区也正在形成恐怖高发带；恐怖主义出现许多新动向，世界面临大规模恐怖的现实威胁。

一 反恐形势依然严峻，处于艰苦的相持阶段

（一）全球恐怖主义活动活跃，恐怖主义与反恐严重影响公众生活

2001年“9·11”事件发生后，美国极力推进反恐战争，国际社会尽管做出种种反恐努力，但效果仍旧令人沮丧。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相互交织，霸权主义和恐怖主义难以得到根本遏制，国际社会依然面临反恐与反霸的双重重任，国际社会实际面临越反越恐的悖论和困境。有分析认为，从中东到中亚、南亚、东南亚、美欧和俄罗斯，都面临着随时发生恐怖袭击的现实危险。恐怖主义主要针对的美欧国家尤其紧张，遂采取诸多安全措施防范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凸显了国际反恐形势的严峻性。几年下来，国际大规模反恐的教训是深刻的。地区与国际安全也将陷入恶性循环式的长期紧张与动荡中，饱受荼毒的是广大无辜平民，有成千上万的无辜百姓和士兵付出了伤亡代价，比如伊拉克，一些大国的公司赚了不少钱，也有4700多名美军士兵同时付出了生命代价，更有10万多名伊拉克平民死亡。令人悲哀的是，世界许多民众被操弄“反恐”的工具主义者和实用主义者所引导或蛊惑，失去了独立而理性的分析能力。西方国家纷纷加强警惕和采取防范措施，在高度戒备的情况下，恐怖事件会有所控制，但从生活层面看，发达国家公民日常生活的个人隐私和自由权利所受到的客观侵犯也将越来越多。长期生活在这样高度紧张和防范的社会里，民众的生活质量是提高了还是下降了？

（二）国际反恐进入艰难的相持阶段，恐怖活动处于时好时坏的高位间歇平台期

间歇时期往往是恶性恐怖活动爆发的前夜。一有时机导火索会被引爆。国际社会处于与恐怖主义艰难较量的相持阶段。美英等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经历了大规模反恐战争后，已暂时无力发动新的大规模反恐军事行动。激进恐怖势力似乎要释放平静期间积累的对西方的不满和愤恨，这表现在他们在巴以问题和伊拉克问题上坚持反西方政策立场，并反对一些西方国家政要所谓的坚定反恐和有关伊斯兰教的不恰当言论。在这一阶段，由于在某些地区具有有利于恐怖活动的特定土壤和群众基础，极端分子或恐怖分子神出鬼没，难以鉴别和打击。如伊拉克的境外极端分子与境内反美力量快速整合，伊拉克安全局势异常恶劣。美欧还面临恐怖分子本土化的棘手问题，欧洲发生的恐怖袭击事件清楚地表明，现在不仅存在外国极端分子潜入欧洲的危险，而且还出现了恐怖分子本土化问题，欧洲已成为伊斯兰恐怖主义的滋生地。美国报纸担心美国社会可能在反恐进程中因对穆斯林的歧视和戒备而“自家孕育”许多本土的恐怖分子。就欧洲而言，欧洲的穆斯林人口在“二战”后便迅速增长，约达1000万人，占欧洲总人口的4%左右。伦敦的恐怖未遂事件可能带来的种族仇恨将冲击许多人的生活，可能继续在西方社会尤其是美英等国引发对巴基斯坦裔和穆斯林的反感与排斥。欧美的广大穆斯林能否与当地社会成功融合、不被排斥和歧视，的确是一大隐忧。

（三）国际反恐合作依然面临许多局限

几年来，各国努力寻求联合国框架内通过反恐合作打击恐怖主义，并在协同切断恐怖分子资金、加强海关防范、信息共享、引渡罪犯等方面取得了一些进展。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高度重视反恐的形式多于实质，区域性反恐合作虚多实少，世界性反恐合作远未实现。美国在国际反恐中居主导地位，各类联合国决议执行成效有限，恐怖主义活动资金并未被彻底截断，恐怖主义定义依然没有统一的标准，国际反恐进程中的双重标准依然横行。恐怖和反恐的定义问题成为一些国家达到本国目标的工具。美国的立场和态度干扰了联合国活动，联合国依然没有摆脱被边缘化的境地。2005年的第59届联合国大会文件草案没有对恐怖主义进行政治定义，说明各方依然存在分歧。各国的反恐法律不尽相同，中间的繁文缛节使反恐协调存在诸多漏洞。出于各国自身利益考虑，各国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和着眼点也不相同，有关各方对恐怖主义和反恐必要性的理解相差很大，如一国认定的恐怖分子时而被另一国政府或民众看作英雄。世界许多国家、地区组织之间的各种合作多是迎合美国反恐需要，避免得罪美国，其私下言行与公开表态相差甚远。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伊斯兰国家，只要不损及统治者地位，当权者对西方界定的恐怖分子和恐怖活动的态度并不积极，多数民众则带有倾向性地予以同情或支持所谓的恐怖分子。

（四）恐怖主义活动出现一些新特点和新动向

除继续突出清晰强烈的政治针对性外，恐怖活动趋向扩大化、高科技化和组织严密化，活动高度灵活机动。恐怖主义不断从组织上进行快速整合与演变，原有的恐怖组织如本·拉登和塔利班人马在美国猛烈的军事打击下，虽然仍有零星活动，但程度有所减弱。在伊拉克，形形色色的圣战组织和反美武装等新生反美力量层出不穷，与伊拉克的教派和民族矛盾结合在一起，以反抗美国侵略和战略为主线，境外的扎卡维（2006年6月被美军跟踪定位炸死）等极端主义分子与境内的反美力量实现整合，使伊拉克天天有死伤，安全形势恶劣。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组织的情报搜集和递送能力、袭击计划严密程度都继续提高，凸显其灵活性、隐蔽性和威慑性，使袭击针对国政府疲于防备而无法予以致命打击，反而直接影响其国内的民众政治和社会权利。世界尤其是西方一些国家仍然面临恐怖袭击的现实危险，美国难以摆脱梦魇。而一旦恐怖组织掌握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对西方和世界而言，无疑具有无比巨大的威慑力。而技术的散播在全球化的今天使这一预言并非不可能。

二 关于国际反恐的几个思辨

“9·11”事件以来，世界变得更加动荡不安，而不是“比以前更安全了”。国际社会尤其是布什政府要对反恐问题做出深刻反思。

联合国与美国之辨。国际反恐形势发展迫切要求进一步强化联合国的主导作用和权威地位。在联合国框架内，在政治、经济、法律、技术等各方面展开全面合作，加强和完善国际法律体系建设，解决如引渡、司法审判、越境打击如何不违反国际法等具体法律问题；客观、公正、准确地统一制定反恐合作规则，制定和发布正式文件规范以及约束恐怖主义、恐怖组织和恐怖分子的定义与界定标准；进一步探索如何强化反恐机构的职能和合作机制；等等。要继续大力倡导双边和多边合作，推动世界多极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制化，国际反恐要在联合国框架内、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指导下进行，遵循互信、互利、合作、公平、协商的原则。联合国主导国际反恐合作有利于保持各国利益的平衡，进而促进和加强合作。在这方面，布什政府在第二任期内，部分意识到了单边反恐的局限性，开始在一定限度内重视多边合作和国际机制在反恐中的作用，并思考和重视对恐怖主义进行标本兼治的重要性，但布什政府难以根本放弃一些单边反恐本质的内核理念，因为这与其执政思想体系和背后支撑密切相关。

单边与多边之辨。早期殖民主义、霸权主义干涉和强权政治制造了不少领土、宗教和民族纠纷，这是导致现代恐怖活动不断的重要根源。个别国家的单边霸权主义与伊斯兰极端恐怖活动长期以来是一对相互刺激的孪生兄弟，“9·11”恐怖袭击事件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个别国家政府先前的一系列单边霸权举动刺激了国际恐怖势力，给其发动大规模恐怖袭击制造了借口。否则，就不能解释“古老”的恐怖主义为什么单单选择大规模袭击一个大国，为什么单单选择现任总统而不是历届总统任内，为什么恐怖袭击达到了蕴藏着巨大仇恨的、前所未有的攻击烈度。而从逻辑上分析，当时的这些情况最初是完全可能在任何国家、任何时间、任何总统任内发生的。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回顾一下2001年1月20日到同年9月11日，答案不言自明：巴以冲突严重升级，美国政府却一直在保持相对冷漠和超脱的不公正，无视一直以来巴以冲突严重升级给巴以人民尤其是阿拉伯世界带来的创痛，没有及时预见巴以冲突带来的灾难性威胁。而同时美国却决意要退出反导条约，加速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加速研制尖端小型核武器，摆出一副“四面出击，谁奈我何”的姿态，凸显强硬单边势头，而“月盈必亏，水满自溢”是一条亘古以来的定律。“9·11”事件发生后，美国国内90%的民众不是反思原因，而是支持政府借机大规模组建国际反恐联盟，转移反恐方向，扩大打击范围。国际社会也受到这种舆论裹胁而支持美国政府大规模反恐，美国的单边主义和先发制人一度甚嚣尘上，有增无减。美国国内的许多民众已经觉悟，开始反思究竟是谁的失职和失责导致了恐怖事件越反越多。另外，国际社会还必须对一国行为失当加剧全球恐怖浪潮而试图让他国一同承担后果的行为保持高度警惕。

军事反恐与标本兼治之辨。美英等国并未走出技术和军事反恐误区。恐怖主义作为一种非传统安全方式，单纯用军事手段反恐，呈现明显的不对称性，有点“大炮打蚊子”的意思。据报道，美国国防部曾于2005年起草了一份文件，提出美国采取先发制人核打击行动的可能。从先发制人的战争，到先发制人的核战争，说明美国没有放弃依赖技术和军事手段反恐的指导原则，并对反恐越来越没有耐心。法国媒体反思说，军事行动和追捕专业恐怖分子无法赢得反恐战争胜利。越是从技术层面寻找恐怖主义的因素并用高技术严密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就越来越远离、越来越少地反思导致恐怖主义的根源性问题，以致陷入为防恐而反恐的悖论性陷阱。国际反恐几年来，恐怖主义发生的土壤和根源没有被触动和解决。国际恐怖主义是个体国家内部复杂矛盾的反映，必须从政治、经济、教育、国际援助和军火贸易控制等方面展开立体合作，通过促进经济社会发展、谋求社会公正、提高社会教育水平等途径逐渐消除恐怖主义的生存土壤。在这一点上，美国和联合国、欧洲国家之间存在严重分歧。欧洲国家更加强调在反恐合作中的执法合作与综合治理，反对单纯军事反恐的观点，更反对把反恐战争与伊拉克战争相提并论；美国从各方面衡量，依旧认为伊拉克战争是反恐战争的基石，坚持认为反恐战争就是一场持久战争。在军事反恐之外，当下发达国家要担负起对参与反恐合作的发展中国家或不发达国家的援助使命，加大支持力度。发达国家必须在遵循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的前提下，从技术和资金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反恐合作援助，加强其反恐设施，训练其反恐力量，而不要附带任何先决条件。还要区分产生恐怖主义的具体原因和不同背景，对症下药。许多爆炸事件表明，仅靠战争手段不能解决恐怖问题，但美英在很大程度上尚未认识到从长计议、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进行标本兼治的必要性。

“文明冲突”与霸权私欲之辨。尽管美国表面上声称尊重伊斯兰文明、反恐并不针对伊斯兰世界，但骨子里并没有改变对伊斯兰文明的偏见与对立，未客观正确地看待和分析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宗教与民族因素，而是继续谋求推动对伊斯兰文明进行改造、推行西方民主与自由的“大中东民主计划”，以西方文明核心价值弱化甚至取代伊斯兰文明的内核。国际反恐合作中的宗教与民族因素不容忽视，部分恐怖活动产生于宗教压迫、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压迫和种族歧视，但从源头上看，恐怖主义的产生并不代表把反恐合作针对某种民族、宗教或文明本身，杜绝先入为主、主观臆断地将某种文明或宗教作为假想敌，人为扩大打击范围和夸大反恐程度。人为制造“文明冲突”假象将激发广泛的对立和反感情绪，将为恐怖组织提供更多的发展机会和土壤，致使反恐合作陷入越反越恐的怪圈，完全背离合作反恐的初衷和方向。美国亟须改变在伊拉克问题等一些国际问题上的政策和立场，改变歧视和针对某种宗教与民族的看法，重视伊斯兰世界发出的合理诉求。对于这一点，法国的《世界报》《费加罗报》等给予了深刻的批评，认为应对恐怖主义挑战，西方要尊重其他价值体系。柏林墙倒塌后，取代意识形态斗争的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战争，是价值观领域的斗争。个别所谓的专家夸大文明间的差异与冲突，加剧了价值观领域的争执混乱，并由此引出错误的反恐思路。对恐怖主义来说，宗教只不过是个借口，真正的争执依然是政治方面的。所谓的“文明冲突论”是站不住脚的，西方文明涵盖的国家有几十个，为什么恐怖分子就只盯着其中几个呢？其中的逻辑关系想必经不起起码的推敲。必须尊重各民族的独立自主，尊重传统文明的多元性以及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以一种文明代替另一种文明是行不通的。只有平等、互利才能共享机遇，战胜困难。要争取各种有影响力的非政府组织（包括宗教机构）参与其中，削弱和打击极端宗教思想和邪教的影响。但布什政府并未做出反思，反而于2006年下半年提出“反对伊斯兰法西斯主义”的论调，实际上进一步激化了伊斯兰世界与美国的矛盾，客观上为“文明冲突论”推波助澜。

统一标准与“双重标准”之辨。美英等反恐主要发起国在反恐中并未摆脱“双重标准”。美国的实用主义政策和“双重标准”长期以来是催生国际恐怖主义的重要根源。恐怖主义至今仍没有完整准确的定义，这让个别国家钻了空子，在定义恐怖主义方面实行“双重标准”，偏离反恐轨道，背离反恐初衷，导致恐怖活动愈演愈烈，尾大不掉。伊拉克战争就是个别大国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转移反恐方向、绕开联合国决议、铲除对手、谋取大国霸权的典型案例。“9·11”事件发生以来，国际社会依然面临反恐与反霸的双重重任。埃及、伊拉克、巴勒斯坦和黎巴嫩发生的一些所谓的恐怖活动带有一定的反侵略性质，在某种程度上是弱势方面对西方强权和以色列推行国家恐怖政策的反应。但美国无视巴以冲突的根源，一味地偏袒以色列，指责巴勒斯坦没有约束“恐怖分子”，在某种程度上无视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方面的激进组织发起“定点清除”行动，许多外报把这类行动称为国家恐怖主义。2006年7～8月，美国更是在黎以冲突中极力偏袒以色列。此外，美国拒绝向中国引渡羁押的“东突”分子。国外有报道指出，美国暗中联络一些中亚的分裂武装头目实现“颜色革命”。这些都表明美国并未从当年培养本·拉登、萨达姆等地区势力而最终受害的事例中吸取教训。法国的《快报》《费加罗报》以及德国、墨西哥等国的媒体反思认为，美国的霸权主义政策并没有根本改变，“双重标准”依然盛行；有些国家以反恐之名而行霸权之实。法国学者深刻地指出，伊拉克战争已经被证明根本不是反恐战争，以反恐名义进行的战争实际上助长了恐怖主义的发展。要以充分发挥个体国家主观能动性、充分尊重个体国家主权为基础，在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指导下进行反恐，绝不能超越国家个体，漠视甚至侵犯他国主权。国际反恐既要针对个体恐怖活动，也要针对一国对他国、强权对弱国的“国家恐怖、集体恐怖”行径，客观上要对带有反侵略、反占领动机的恐怖活动加以注意，以便为综合治理恐怖主义提供依据。

短期斗争与长期准备之辨。恐怖主义并非始于“9·11”事件以后，联合国和国际社会也并非在这之后才展开反恐合作。伴随着经济和科技发展的全球化趋势，恐怖主义活动也出现许多新的复杂态势。红火的国际军火贸易和无节制的武器扩散等使恐怖分子的作案成本相对低廉，但作案目标却空前广泛，破坏后果非常严重。国际社会越来越面临核技术、生化技术等带来的大规模恐怖袭击的现实危险，生物毒气袭击案已经在美国和日本发生多起，“基地”组织头目扎卡维甚至扬言已经掌握了核武器。现代信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也使恐怖活动如虎添翼。从2001年“9·11”恐怖袭击到2004年西班牙“3·11”爆炸案，国际恐怖主义的政治目的空前明显，各国大选、世界性盛会等都可能成为其袭击的目标。所以，国际社会的反恐斗争是长期而艰巨的，但只要尊重民族与宗教，采取多边合作方式，恐怖活动是可以减少的，可以避免陷入越反越恐的困境。

三 本·拉登之后美国反恐面临不确定性

美国“反恐”前后的实用主义例证。美国一直根据战略需要，在中东采取实用主义政策培植代理人或拉拢盟国。当事过境迁，其代理人没有利用价值后就抛开或与之反目成仇。从美国与伊朗、伊拉克的关系历程，到美国与本·拉登和塔利班的幕后渊源，均说明了这一点。被美国憎恶的巴勒斯坦抵抗组织（哈马斯）成立之初是受到以色列支持和美国默许的，用以对付当时与以色列处于敌对状态的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法塔赫）。美国虽然标榜在全世界推广民主，但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利益面前，美国首选前者。美国长期与沙特、科威特等实行君主统治，以美国标准衡量缺乏民主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并与埃及、约旦等同样“缺乏民主”的国家保持密切的盟友关系。

本·拉登原是为其沙特权贵家族做买卖的商人。20世纪80年代初美国决定利用伊斯兰狂热分子的力量渗透中亚，削弱苏联，1982年由中央情报局出面，组织本·拉登在伊斯兰教圈内招募国际敢死队（此批人多为知识分子）前往阿富汗接受游击、爆破训练。此后，本·拉登便开始运用美国、英国、沙特、巴基斯坦情报组织提供的经费及武器，在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建立了数十个军事培训营。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1986年，本·拉登得到了美国的大力援助，包括专门对付直升机的“毒刺”便携式导弹。据说本·拉登团伙在阿富汗抵抗苏联期间获得的美国军事援助高达2.5亿美元。类似的培训营甚至也一度存在于美国弗吉尼亚州。波斯湾战争结束和苏联自阿富汗撤军后，本·拉登突然发现其母国沙特竟为美军30万大军变相“驻扎”，因此便转而对美国和所有的其他假想敌发动进攻。据报道，本·拉登的培训营前后训练了35000名恐怖分子（包括近千名“东突”分子），中东、中亚、外高加索、南亚、东南亚等地区的许多国家都曾发现“基地”分子的参与。1993年，直到纽约世贸大厦第一次受到美国培训过的“恐怖分子”的定时炸弹攻击之后，美国才开始减少对本·拉登的支持，但美国中央情报局与本·拉登的直接接触仍维持到2001年7月初。

塔利班政权于1996年在阿富汗旋风般崛起，2001年12月塔利班又在国内外强大势力的打击下迅速崩溃，美国在其中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塔利班”在阿富汗普什图族语中是“学生”的意思，最初是一支由神学院学生组成的武装力量，它的最高领导人穆罕默德·奥马尔是一个流亡到巴基斯坦的普通阿訇。当初塔利班在阿富汗的崛起是有一定群众基础的，但仅有群众基础，在那种群雄割据、战局纷乱的情况下，仅靠一批学生在如此短的时间里是无法夺取政权的。塔利班崛起时，北方联盟便得到了来自俄罗斯、印度甚至伊朗和土耳其的鼎力支持。美国当然不甘落后，中央情报局一手创建了“塔利班运动”。苏联解体后，美国的中亚战略目标有三个：鼓励独联体中亚国家摆脱俄罗斯的控制；扼制伊朗对中亚的渗透；主宰中亚油气资源的开发利用。美国认为，在阿富汗培植一个亲美政权符合美国的利益。但塔利班掌权后，美国逐渐发现事态的发展超出预想和控制。塔利班力图建立政教合一的所谓“真正的伊斯兰政府”，推行极端宗教主义政策。美国一直没有承认这个政权。更令美国光火的是，其死对头本·拉登把阿富汗当作从事国际恐怖主义活动的大本营。“9·11”事件后美国组织了国际反恐统一战线，将塔利班一举推翻。

伊拉克前总统萨达姆的初期发迹和地区野心膨胀，这与美国的长期支持和纵容是分不开的。在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前，美国与其一手扶植的巴列维国王独裁政权保持了20多年的友好关系。

2011年5月之后，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政府和许多民众积极评价“基地”组织的标志性领导人本·拉登被美国海豹突击队击杀事件，美国认为实现了10多年来的重要反恐目标和心愿，奥巴马称正义终于取得胜利，美国无所不能。法国总统萨科齐认为这是美国反恐的重要胜利，澳大利亚总统吉拉德、英国首相卡梅伦以及许多欧盟国家领导人也表示祝贺。与此同时，许多西方国家也认为反恐形势依然严峻，恐怖袭击不会停止。美国等国家提高了国内外警戒级别，美国国务院已经发布海外公民预警警报，严防极端恐怖组织发起大规模的报复浪潮。美国选择在24小时内紧急海葬本·拉登，而不是留下可能被极端分子视为圣战的坟墓，也说明了美国深有忌惮。

在伊斯兰世界以及西方国家，许多穆斯林发起集会，抗议美国进入一个主权国家抓捕并打死本·拉登，他们喊出言辞激进的口号，一些极端分子发誓要向美国及其盟友发动袭击，多个国家的穆斯林还为本·拉登举行追悼会，赞扬他是为伊斯兰圣战而奋斗终生的英雄。面对伊斯兰世界被激发出来的汹涌反美情绪，美国在是否公布一些行动视频和事实真相方面显得高度慎重，这鲜明地反映了美国政府的担忧与拿捏不准、信心不足。

种种迹象显示，本·拉登之死的确带来许多不确定性。“基地”组织、恐怖主义不会因此而停歇，恐怖主义骨干力量所受损失不大，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基地”组织分支依然蛰伏或蠢蠢欲动。有分析认为，本·拉登是“基地”组织内部的过气领导人，其真正实权人物是扎瓦赫里，今后美国将面对来自扎瓦赫里带领“基地”组织发动恐怖袭击的可能。还有分析认为，美国选择此时打死本·拉登，有为尽快从阿富汗和伊拉克撤军做高调铺垫、营造功成身退形象的意图。

美国反恐有许多值得反思之处，它一开始就掺杂了复杂因素和多重标准。沙特富商本·拉登的“基地”组织最初成立时得到了美国的资助和扶持，用以抗击苏联入侵阿富汗，武器、弹药源源不断，美国军事顾问还为其提供军事训练。1989年苏联撤出阿富汗后，“基地”组织利用巴勒斯坦问题和阿拉伯世界的反美情绪，与在阿富汗迅速崛起的极端宗教保守政权塔利班合流，以阿富汗为大本营，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发起一波又一波的恐怖袭击，直至发生2001年的“9·11”事件。美国盛怒之下于当年底攻入阿富汗并推翻塔利班政权，“基地”组织随即转入地下并持续斗争至今。

在美苏对抗时期，美国将“基地”组织誉为自由战士，之后则毫不迟疑地给其贴上恐怖主义标签予以坚决打击。类似情况还有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等组织，当初其成立或多或少都得到美国和以色列的默许与支持，用以抗击阿拉法特领导的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以和谈开始后这些失去利用价值的组织转而扛起反抗占领和打击以色列的大旗，美国和以色列也转而将其视作恐怖组织而予以坚决打击。另外，布什政府还以萨达姆政权支持恐怖主义为由，对伊拉克发起大规模反恐战争，借机推翻了萨达姆政权，活捉并绞杀了萨达姆，导致伊拉克局势更为混乱，死伤更为惨烈。

与此同时，美国却有利用分裂和极端势力牵制其他大国之嫌。不少评论指出，美国为牵制俄罗斯与中国的发展和影响，在俄罗斯打击车臣恐怖势力和分裂势力、在中国打击“东突”恐怖势力方面态度暧昧，美国有关部门曾暗中对其提供资助和支持。种种事件反映了美国在定义恐怖主义方面的随意性、实用主义以及多重标准，服从并服务于美国的国内外政治需要，很早就引发国际社会的质疑和反对。

从历史视角看，伊斯兰世界与西方国家结怨已久。西方资本主义兴起后，对西亚北非地区发起大规模殖民侵略，建立其残暴野蛮的殖民剥削体系，直至19～20世纪，该地区被殖民民族强行拉入惨烈的帝国主义战争，给当地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和巨大牺牲。“二战”后几十年，慑于国内犹太人势力和影响、美国社会同情犹太人的“二战”遭遇等因素，美国无论在历次中东战争中还是后来的巴以谈判中，均明显偏袒以色列，巴勒斯坦人民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进程在美国和以色列的联手下屡屡碰壁，令巴勒斯坦和阿拉伯阵营深感屈辱和愤怒，埋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俗话说，“解铃还须系铃人”，美国尤其需要尽快、尽可能地秉承公正原则推动解决巴勒斯坦问题。

客观而言，冷战后，从北非到巴勒斯坦、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再到外高加索、中亚和东南亚地区，存在恐怖主义活跃的现实。多数恐怖主义手段残忍、滥杀无辜、不得人心，为世界各国爱好正义的人民所反对和唾弃。虽然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被一些国家的政治势力和媒体贴上宗教标签，但实质上恐怖主义问题并非一个特定的宗教问题，而是政治、社会和发展问题。打击恐怖主义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的综合治理原则，必须正视其政治根源、国际秩序根源和霸权主义根源，也不能忽视其中的反对侵略和占领、反对腐败并寻求社会公平等社会因素，而且必须统一对恐怖主义的定义制定标准。单纯的军事打击乃至借反恐之名行谋霸之实，都是缘木求鱼和南辕北辙之举，只会加剧仇恨累积，越反越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