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的现实因素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日趋复杂的国际环境，围绕发展主导权的竞争更加激烈，要赢得发展的新优势，必须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另外，我们正经历着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发展机遇期、改革攻坚期、矛盾凸显期并存，如果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的动因主要包括五个方面。
一 在和谐世界构建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当今综合国力竞争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文化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越来越多的国家把提高文化软实力作为提高国家竞争力的重要内容。20世纪90年代，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就是通过吸引而非强制或者利诱的方式改变他人的行为，从而使自己得偿所愿的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说，谁占据了文化发展制高点，谁拥有了强大的文化软实力，谁就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美国在当今国际秩序中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文化的强大吸引力，正是由于经济大国、军事大国和文化大国的充分对接，才造就了美国现在的强势。美国一直控制着世界主要的电视和广播节目制作，每年向国外发行的电视节目总量达3万小时，并占有世界2/3的电影市场总票房。任何一个国家要成为世界强国，必须具有与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相匹配的文化软实力。
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统一国际国内两个大局，支持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
目前，我国文化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与我国国际地位还不相称，国际文化格局西强我弱的状况并没有改变。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赢得主动，就必须加快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步伐，增强我国文化的整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一方面要加快对外文化交流，协调好以“仁、义、礼、智、信”为基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改革开放过程中涌现出的新思维、新观念之间的关系，处理好与其他国家“自由”“平等”“正义”等普世价值的关系。另一方面要加快承载着中国文化理念、文化价值和文化追求的文化产品与文化服务“走出去”的步伐，不断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
另外，随着我国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和国际影响的日益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更加关注，了解中华文化的愿望更加强烈，我国所承载的国际期待和国际责任明显加重，迫切需要我们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加大政府间文化交流力度，扩大对外文化贸易出口，推动更多反映中华文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走出去”，参与国际竞争、形成特色品牌，不断扩大中华文化的影响力。
二 在政治多极化背景下拓展中国发展战略空间的需要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对世界文明做出了巨大贡献，形成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爱好和平、勤劳勇敢、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神。坚持发展多层次、宽领域对外文化交流格局，借鉴吸收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实施文化“走出去”战略，不断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有利于向世界展示我国改革开放的崭新形象和我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目前，许多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心理准备不足，有意或无意打压中国的现象时有发生，部分国家对中国的误解是重要原因之一。以中国和欧盟为例，中国和欧盟在大国关系和地区多边关系中占据独特的地位。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不断提升，中国与欧盟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交流日益密切，欧盟国家对中国的关注度空前高涨，其倚重程度逐渐增加。但是，欧盟对中国的迅速崛起准备不足，在与中国合作和对中国牵制与打压这两种态度之间摇摆不定，不时抛出对中国不利的言论与行为。从政治方面看，欧洲政界、媒体和各种势力干涉我国核心利益的事件时有发生；从经济方面看，中欧贸易摩擦不断，欧盟国家不断打压中国贸易出口；从民众基础看，中国在欧洲的民意基础较弱，舆论环境不够友好，民众对中华文化缺乏了解且受突发因素的影响较多。充分的文化交流是一种润滑剂，将有利于减轻中国与欧盟之间的误解，创造国内国际良好的发展环境。
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更好地宣传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特点和现状，使国外民众能够对开放的、充满活力的中国有全面的了解和认识；有利于宣传我国和平发展的治国理念，争取他国民众对中国发展的理解和支持，有利于巩固我国在他国的民意基础，共同努力建设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延长我国发展的战略机遇期。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可以整合和统筹我国文化资源，有利于全面展示中华民族精神的独特魅力，提高中国在世界上的影响和地位；有利于扩大中华文化的辐射力，确立中华文化在世界主流文化中的地位，从而为提高中国的国际形象创造条件并借机推动我国文化产品进入国际市场。
三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提高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从世界发展规律看，以三次工业革命带动的日益广泛的经济全球化是许多后发国家加快发展、实现“弯道超车”的绝佳机遇。1870～1913年第一次经济全球化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期间，英国由于没有大规模海外扩张而坐失良机，美国和德国反而抓住机遇迅速崛起。1950～1973年第二次经济全球化期间，日本和东亚“四小龙”把握住资本全球化机遇快速发展，创造了“东亚奇迹”。1990年以来的第三次经济全球化，无论在深度、广度还是发展速度上，都是前两次经济全球化无法比拟的。世界各地的资本市场、要素市场和大宗商品交易市场借助互联网实现了信息共享，经济发展无处不渗透着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影响。
文化产业是朝阳产业、新兴产业，既结合了传统制造业与第三产业，又融入了高科技因素，对国民经济的贡献率较高。在可持续发展方面，文化产业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科技含量高，低碳、绿色、可持续，对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作用日益突出。从消费者角度讲，文化产品承载着消费者的某种信任感、亲切感和依赖感，对外文化贸易具有辐射效应。文化产品和服务的国际贸易不同于一般货物的国际贸易，在世界范围内受到高度重视。文化对外贸易对于一个国家和地区的重要意义不仅在于增强文化产业竞争力和国家竞争优势，还在于向其他制造业和服务业提供丰富的文化附加值，能够带动其他相关产品的贸易出口，为其他行业的对外贸易打开广阔的出路。
中国是世界贸易大国，但是对外贸易结构不平衡，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的产品贸易所占比例很低，还主要以劳动力与资源廉价出口为驱动因素，导致外汇储备居高不下。目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存在巨大逆差，这与我国不断增强的经济实力和国际贸易的总体顺差是极不相称的。改善贸易结构已经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面临的重要课题，加大对外文化贸易是解决这一难题的重要手段。从当前我国对外文化贸易现状而言，文化出口的受众主要还是海外华人，非华人地区对中华文化的接受程度较低，体现中华文化核心理论的产品和服务较少，中华文化“走出去”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外，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需要配合国内企业“走出去”、银行“走出去”、资本“走出去”、人民币“走出去”、营销网络和渠道“走出去”等战略，形成包括金融资产、股权投资、战略性资源储备在内的多元化战略格局，有利于抵御和对冲全球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变动风险，扭转我国经常项目长期顺差造成的资本长期净流出局面，改变我国资产贬值和负债升值的对外资产负债结构，从而实现国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四 在文化多样化背景下维护中国国家文化安全的需要
文化多样化又称文化多元化，是指一个国家或者民族在全球化浪潮中，在继承本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他国家或民族的优秀文化，进而形成以本国文化为主，外来文化为辅的多种文化共同存在、相互影响的局面。文化多样化是从法国最先提出的“文化例外”原则演变而来的，并且在世界范围内获得了广泛的认同。20世纪90年代，法国、西班牙高举保护欧洲文化的旗帜，与其他欧盟国家一起，就视听产品的自由流通问题与美国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欧盟国家反对美国文化产品的自由入境，而美国坚持文化产品的无障碍流通，最终结果是暂将视听产品搁置在《关贸总协定》之外。
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在文化范畴的表现，是将本民族文化的习惯、信仰和价值观念上升为国家意志，对本民族文化所拥有的最高和独立的权力和权威。[5]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有机组成部分，本质上是一国公民自主权和自决权在文化领域中的体现。国家文化安全是指国家以主流价值体系为核心的各种文化体制机制、秩序的运行常态及其所标示的国家文化主权、文化利益及文化尊严的完整性、有机性不被国内外敌对势力所干扰、妨碍、侵蚀与破坏。[6]对本国民族文化进行有意识的保护在世界范围内达成共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2001年11月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提出尊重文化多样性、宽容、对话及合作是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佳保障之一。维系文化多样化的惯例手法是对国外的文化产品和服务进入本国市场设置一定高度的门槛，以保护本国文化的独立性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
在全球化背景下，文化冲突的表现形式有两种：一是文化的价值观冲突。不同的文化具有各自不同的内涵和外延，具有某些时间和空间上的特殊性，因此，价值观冲突不可避免也非常正常。二是全球化话语权中的文化霸权与反霸权。文化霸权强调世界的同质性，排斥世界的多元性。目前，普遍存在的是以西方文化价值衡量并规范世界其他文化，认为西方文明具有普适性，是世界发展的文化模板。西方国家往往打着“民主”“自由”“人权”“宗教”等口号，迫使其他国家按照西方民主和人权模式改革国内体制，要求其他国家遵照其文化价值标准、行为理念、生活方式，最终达到意识形态的同化，并以此为理由对违背其文化价值观的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和经济制裁。特别是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西方国家使用新媒体手段有意识地传播其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滥用话语权，企图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西方价值观。
中国所走的道路是与西方世界差异较大的社会主义道路，在东欧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处于低潮的背景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从未放弃对我国的颠覆活动。西方国家通过各种途径对我国进行渗透和“和平演变”，特别是在文化、思想、传媒、教育、宗教等意识形态领域进行反动舆论宣传，推行文化霸权主义，极力宣扬西方普世的价值理念和分裂主义思想，并不断制造舆论争端，干扰和破坏国内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良好局面，损害我国的国际形象，遏制我国和平发展的进程。这使中国在全球化浪潮中处于被冲击被裹挟的状态，面临着国家文化安全的严峻挑战。另外，加入WTO后，我国承诺在音像、电影、书刊发行、广告等行业有条件开放。面对西方文化产品的不断冲击和挤压，由于本土文化产业竞争力不强，严重削弱了中国的文化话语权。
支持中华文化“走出去”对于适应复杂的国际形势，避免本土文化受外来文化颠覆冲击，维护国家文化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一是要坚持文化主权的自主性，保护我国文化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坚持对外来文化中的不良部分进行审查鉴别，坚持自我选择和自我判断。二是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三是保护文化的先进性，不断促进文化事业的发展繁荣和文化产业的有序发展。
五 在全球化信息浪潮中增强网络话语权的需要
当今世界的科技发展迅猛，现代人的生活方式在某种意义上已经成为一种技术化、数字化生存方式。加强文化与科技的有效融合，可以充分发挥科技对于先进文化建设的促进作用；加强以科技为内容的多种形式文化产品的创制和传播，有利于加快文化产业的升级进程。文化与科技融合创新拓展了中华文化的载体和表现形式，有利于提升中华文化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增强网络话语权。
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人大关，达到4.85亿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6.2%，手机网民在总体网民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从2009年末的60.8%提升到66.2%。2011年上半年，中国微博用户数量从6311万人快速增长到1.95亿人，半年增幅高达208.9%。[7]从全球化信息浪潮看，信息技术的高速发展为新媒体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撑。3G服务提供的高速数据业务，能够同时传送并处理语音、图像、视频等多媒体数据，提供包括网页浏览、电子邮件、电话会议、电子商务等多种信息服务，为新媒体的应用与传播提供了多种方式。随着多种新型移动互联网终端如电子书、平板电脑等相继上市及平民化，新媒体传播渠道也得以无限拓展。另外，3.18亿的手机网民规模为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广泛的用户基础。
信息化浪潮是一把双刃剑，在全球化背景下，不同国家之间彼此尊重对方的文化是构建未来国际文化新秩序的基本理念。全球信息化浪潮要求中国必须不断提高文化自主创新能力和文化影响力，必须密切关注对社会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信息技术的发展，提高国家文化在记录、保存、创造、交流、传播等方面的能力，将丰富的文化资源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以适应数字化时代和知识经济所带来的全球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