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相关概念界定及几个基本关系辨析
一 党内生活、党的组织生活、党内政治生活辨析
1.“党内生活”概念的缘起及其基本含义
从最广义的角度讲，世界上自政党诞生以来，任何一个政党都有党内生活，但作为党的建设的一项重要内容、一个重要范畴，“党内生活”从最初提出以来就一直是专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概念和范畴。据学者考证，“党的建设”这一概念最早是从俄文翻译而来的。苏联学者在其所编撰的《党的建设词典》中对这一概念曾作过明确定义。根据这个定义，“党的建设”是一个专门用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概念和范畴，包含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第一，它指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发展、党的内部生活的组织和党的领导活动的过程。第二，它是一门科学，研究共产党发展、党在社会中的领导作用不断增长的规律，研究建党原理、组织形式和内部生活规则，研究党在群众中进行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以及通过国家和劳动者的社会组织领导经济、文化建设的方式方法。”[34]由此可见，无论是作为实践的“党的建设”，还是作为研究的“党的建设”，都包含“党内生活”。
毫无疑问，注重党内生活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大特点、一个优良传统，但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还是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都没有对“党内生活”作出过明确定义。在创立无产阶级政党学说、建党理论和加强党的建设实践中，他们从不同角度对党内生活作出过丰富的论述，这些论述是理解党内生活内涵和实质的基本渊源。
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党内生活”的概念。列宁在创建和领导俄国工人阶级政党开展革命斗争的实践中，首次明确使用了“党内生活”这一概念和范畴。1902年9月列宁在《就我们的组织任务给一位同志的信》中开始使用“党内生活”的概念。他指出：“我们解决严重的冲突和意见分歧，实际上根本不是‘按照章程’投票，而是用斗争和‘退出’相威胁，这我们谁不知道呢？我们大多数委员会近三四年的党内生活，就充满了这样的内部斗争。”[35]根据该文后面注释所提供的背景资料，这里的“党内生活”指的是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的地方组织的内部活动。其后，1903年10月，列宁在驳斥崩得分子错误言论的《崩得在党内的地位》一文中又使用了“党的生活”的概念。他说：“据说，在实行联邦的情况下，党的各个部分是平等的，是直接参与共同事务的；而在实行自治的情况下，它们是无权的，因而不参与整个党的生活。这种论调完全是睁着眼睛说瞎话，跟数学家所说的数学上的诡辩，比如证明（用乍一看来还是完全合乎逻辑的方法证明）二二得五，部分大于整体等等，没有什么两样。”[36]这里“党的生活”，指的是整个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党内的各种活动。后来，列宁在谈到党内斗争的时候进一步阐述了党内生活的形式问题。他说：“党的统一受到严重破坏，党内斗争已经超出任何党性范围。……我们认为，危机是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党内生活从小组形式过渡到党的形式而产生的；党内斗争的实质是小组习气和党性之间的冲突。”[37]1905年由布尔什维克派主办的机关报《前进报》还专门创设了“党的生活”栏目。
1902～1905年，列宁为建立一个集中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反复论述了布尔什维克建党原则、组织原则和党内生活准则，批驳了党内孟什维克等派的各种错误思想，多次使用了“党内生活”和“党的生活”概念，但未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作出明确界定。
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是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建立起来并开展活动的。从目前公开的档案看，中国共产党最早于1926年在党的文件中开始使用“党的生活”和“党内生活”的概念。原载于1926年5月15日出版的《校刊》的中共中央文件《支部的组织及其进行的计划》在谈到“组织的意义”时指出：“支部是党的生活的中心，是每个党员生活的中心——每个党员的生活，应该是党的生活的一部分，而党的生活集中在党的支部，所以每个党员的生活，不能脱离党支部，脱离了支部就不能了解党的全部生活。每个党员脱离了支部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的生活，脱离了党的生活，就等于脱离了党。”[38]稍后，当年7月由扩大的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通过的《关于宣传部工作议决案》中首次使用了“党内生活”的概念。该议决案指出：“《党报》——还须改良整顿，使能集合中央各部及各地之党内生活和工作经验，以为训练同志之材料及指导。”[39]1928年1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周恩来在为中央起草的《告全体同志书》中使用了“党的生活”。他指出：“从前组织上有一种‘家长制’的形式，党员群众对于党部，下级机关对于上级，只有机械的服从，而无活泼的党的生活。”[40]此后，“党内生活”和“党的生活”便开始出现在党的领导人的著作和讲话以及党的文件中，并一直延续至今，成为加强党的建设的两个经常使用的概念，成为党的建设的重要范畴。
从字面上看，“党内生活”有着明确的界限，而“党的生活”既可以指党的内部生活，也可以指党所参与的各种社会生活、政治生活。似乎党的生活范围大于党内生活，可以包括党内生活。但从党的历史和现实看，这两个概念在使用时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党的生活”在实际使用时并不包含除党内生活之外的党所领导和参与的其他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党领导和参与的其他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属于“党的领导”的范畴，而非“党的生活”。自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之后，党的文件和领导人讲话多倾向于使用“党内生活”一词，较少使用“党的生活”。原因在于“党的生活”一词从字面上理解，既包括党内活动，也可以指党的社会活动，容易引起歧义。本书使用“党内生活”也是基于与当前党建实际和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考虑的，但其含义与“党的生活”是一致的。
为准确认识“党内生活”的含义，我们须对其进行一番语言文字方面的探究。要理解“党内生活”，先要理解“生活”一词的含义。1989年版《辞海》对“生活”词条的解释中，与本概念最接近的是“人的各种活动”。《现代汉语词典》（第五版）关于“生活”一词的解释中，与本概念最接近的有两种意思：其一，作为名词使用时是指“人或动物为了生存和发展而进行的各种活动”；其二，作为动词使用时是指“进行各种活动”。“生活”一词属于集合概念，指的是所有相关活动的总和。那么，党内生活（或党的生活）指的就是党内所有相关活动的总和。作为一个政党，党内生活显然不包括党员那些纯属私人性质的活动。政党所固有的特性决定党内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事关党的生存和发展之大局。
目前国内理论界和实际工作者对党内生活（或党的生活）明确给出定义的不多。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如下。
其一，党内生活泛指党内的各种活动。中共中央组织部研究室、组织局编写的《党的组织工作问答》提出：“从广义上讲，党内各种活动，都是党的生活。例如，党的小组会，支委会，支部党员大会，党委会，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党内选举，党的民主生活会，上党课，阅读党刊和党内文件，听取党内报告，以及党内的其他政治活动等等，都是党的生活。”[41]这里所说的党的生活与党内生活并无二致。这是笔者所见对“党的生活”最明确、最权威的解释，之后出版的一些关于党的建设词典或书籍基本上都沿用了这一说法。
比如，何竹康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百科要览》对“党的生活”词条的界定是：“泛指党内各种活动。党的小组会、党的支委会、党的支部党员大会、党委会、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党内民主生活会、党的选举、党课、党内报告，阅读党的刊物、党的文件以及党内的其他政治活动等，都属于党的生活。党的生活必须遵循党章和党规来进行。”[42]可见，该书作者认为党的生活包括党的组织生活，也包括党内政治生活。
程敏主编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大辞典》指出：“党的生活，指党内的各种活动。其中主要包括政治生活、组织生活、民主生活和党的社会活动等方面。”[43]这里，作者认为党的生活不仅泛指党内各种活动，而且包括党的社会活动。
其二，党内生活指党内各种教育、管理、监督等活动的总和。卢先福在其主编的《党的作风建设读本》中指出：“党内生活是指在党的组织和党员中开展的各种教育、管理、监督等活动的总和。”[44]这是笔者所见对“党内生活”所下的最明确、最简洁的定义。
综合上述两种表述，也就理解了党内生活的基本含义。简要地说，党内生活（或党的生活），指的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为了生存和发展而在党内各级组织和党员之中开展的各种活动的总和，包括党内各种学习教育、组织管理、民主选举、党内监督、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等政治活动。
2.党的组织生活的含义
上述《党的组织工作问答》对“党的组织生活”的解释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党的组织生活，则主要是指党员参加所在支部的党员大会和党小组会，以及党员领导干部单独召开的党内民主生活会。”对于党的组织生活与党的生活关系，该书又指出：“党的生活和党的组织生活，有联系又有区别。党的生活包括党的组织生活，而党的组织生活，不完全等于党的生活。”[45]该解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后的相关论述都基本沿用了这一解释。例如，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出版的《新编党的组织工作实用手册》对党的组织生活的解释几乎与之完全相同。而2001年同样由中共中央组织部编写、党建读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辞典》对党的组织生活解释是：“党的生活的重要内容，党组织对党员进行教育、管理、监督的重要形式。它主要依托党支部、党小组开展活动。主要形式有党员大会、支部委员会、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以及党课、民主评议党员、评选先进党员和党组织等。”[46]前面已提及的《党的组织生活概论》一书对党的组织生活的解释也与之相同。
3.党内政治生活的含义
厘清了党内生活与党的组织生活的联系与区别之后，党内政治生活就不难理解了。既然党内生活包括党的组织生活，那么除党的组织生活外，党内其他各种活动都属于党内政治生活，但一般不包括党作为政治团体对国家的领导活动和社会活动，因为那是属于党的领导和执政（国家政治生活）的范畴。党内政治生活所说的活动严格限定在党内，并非说党内政治生活与党的领导和执政没有关系。事实上，在马克思主义一党执政体制下，党内政治生活与国家政治生活具有极为密切的关系。这样做主要是为了明确研究对象，使本书研究能够集中于党内生活，以免流于空泛和概念混淆之弊端。另外，还需说明的是，“党内政治生活”中的“政治”是党内生活的固有属性和固定称谓，不能随意搭配（如不能说党内经济生活、党内文化生活等）。
基于以上所述，笔者认为，党内生活（又称党的生活）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党内生活泛指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党内各级组织和党员之中开展的教育、管理、监督、服务等各种活动。从本质上说，党内生活就是党内政治生活。而狭义上的党内生活指的是党的组织生活（又称党内组织生活）。党内生活包括党的组织生活，而不仅仅是党的组织生活。本书在广义上使用“党内生活”。同时还需指明以下几点：本书中的“党内生活”与“党的生活”含义完全相同，可互相通用；“党的组织生活”与“党内组织生活”的含义完全相同，亦可互相通用；“生活”是一个集合概念，“党内生活”也是一个包含党内所有活动的集合概念，是党内所有活动的总称[47]。因此，“党内生活”与“党内活动”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严格区别，两者不能混淆，后者从属于前者。
二 党内生活的特征、实质、功能
1.党内生活的特征
从以上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党内生活具有鲜明的政治性、思想性、组织性、纪律性等特征。所谓政治性，就是指党内生活必须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目的在于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增强党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所谓思想性，就是指党内生活着重于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着力提高党员思想理论水平，通过开展认真而严肃的批评和自我批评不断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倾向，以统一思想认识，从而达到统一行动之目的。所谓组织性，就是指党内生活必须是由党的组织以组织名义组织党员在党内开展的活动，任何党员的政治活动都不能脱离组织，党内生活是有效发挥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领导核心作用的重要途径。所谓纪律性，指的是党内生活必须严格遵守党章，按照党内有关规章制度进行，党员在党的纪律面前人人平等，违反党纪的行为必须受到追究。
2.党内生活的实质
党内生活的实质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回答的问题。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针对张国焘事件，第一次明确系统地提出了坚持民主集中制的“四个服从”，其目的就是促使党内关系走向正轨。他指出：“鉴于张国焘严重地破坏纪律的行为，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48]1945年5月，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对毛泽东建党思想作了充分详尽的论述。其中在第五部分“关于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中，他指出：“党内反民主的专制主义倾向，和党内极端民主化的现象，是党内生活上的两种极端现象。”[49]同时他又深刻指出，民主集中制“反映党的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的关系，反映党的上级组织与下级组织的关系，反映党员个人与党的整体的关系，反映党的中央、党的各级组织与党员群众的关系”[50]。1962年1月，刘少奇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中，专门有一部分谈“党内生活的几个问题”。他指出：“在当前党内生活中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下级党委和上级党委的关系，特别是地方党委和党中央的关系。”[51]他又说：“在党内生活的问题上，其次要说的是，党委会内部的关系问题。”[52]随后，他要求凡是存在这些问题的党委“都应该按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则，调整内部的关系，使党委本身的工作健全起来”[53]。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后不久，江泽民也曾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党内生活中恢复和坚持了民主集中制，总的情况是好的，但在处理中央和地方、上级和下级、个人和组织的关系方面，还存在着民主不够、集中也不够的问题。”[54]
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一部专门规范党内生活的党内法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该文件明确指出：“我们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运动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全面总结了处理党内关系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逐步形成了以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党员和领导密切联系群众、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坚持民主集中制为主要内容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55]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公报也指出：“全会认为，这十二条准则总结了我们党几十年来处理党内关系的经验教训。”[56]
党的领导人和党的文件虽然没有明确指出党内生活的实质是什么，但从以上有关阐述不难看出，党内生活的实质体现了党内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党内生活就是处理和调整各种党内关系。1989年12月29日，江泽民在党建理论研究班上的讲话中明确指出：“民主集中制，是党的根本组织原则，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57]从党的建设实践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不断调整和处理党员与党的关系、党的各个组织之间的关系、党委会内部关系等党内关系，以促进党内的团结和谐，保持和增强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和创造力。这些活动的总和就是党内生活。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生活科学化实质就是遵循民主集中制科学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
3.党内生活的功能
认识了党内生活的含义、特征及实质，我们就不难认识党内生活的基本功能了。
其一，政治功能。党内生活事关党的生存发展的大局，必须贯彻落实党的政治路线、方针、政策，动员党的各个组织和全体党员为实现党的各项政治任务而团结奋斗。对此，1929年12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曾经有过精辟论述。他指出：“关于党内批评问题，还有一点要说及的，就是有些同志的批评不注意大的方面，只注意小的方面。他们不明白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指出政治上的错误和组织上的错误。至于个人缺点，如果不是与政治的和组织的错误有联系，则不必多所指摘，使同志们无所措手足。而且这种批评一发展，党内精神完全集注到小的缺点方面，人人变成了谨小慎微的君子，就会忘记党的政治任务，这是很大的危险。”[58]随后他提出纠正的方法：“主要是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党内批评要防止主观武断和把批评庸俗化，说话要有证据，批评要注意政治。”[59]从本质上说，党内生活就是党内政治生活，政治功能是党内生活的首要功能。
其二，团结功能。党的团结统一是党的生命，党的团结更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的关键。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实现党在各个时期的政治任务，必须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必须凝聚党心民意。薄一波曾指出，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要求党的高级干部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珠一样爱护党的团结，要求全党团结得如同一个和睦的大家庭一样，去为实现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而斗争。这就抓住了党内生活中一个最重大的问题”[60]。可见，通过党内生活达到党的团结统一，是党内生活的重要功能。
其三，教育功能。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坚持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是毛泽东建党学说的一个特点，也是中国共产党加强党的建设的成功之道。思想建设的基础在于思想教育。毛泽东曾经多次强调党内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1941年他就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我们第一等的业务。”[61]后来在党的七大上他又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62]。即使在古田会议上要求“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时候，也是与“党员的思想”放在一起来讲的。显然，党内生活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加强党员学习教育，而经常性的党内集中教育活动（包括整风整党运动）更是如此。因此，党内生活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思想教育和思想斗争，不断清除党内的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提高全党的马克思主义水平。
其四，监督管理功能。开展严肃认真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是中国共产党一贯倡导的优良作风，也是党内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毛泽东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方法就是自我教育的基本方法。”[63]江泽民也曾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我们维护党的纯洁性、增强党的战斗力的武器，所有党员都必须在党内生活中学会正确运用这个武器。”[64]批评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监督，包括党组织对党员的监督、党员之间的监督以及组织之间的监督。而自我批评的本意就是强调党员自我管理、自我监督、自我修养。所谓“严格党内生活”，从根本上说就是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充分发挥党内生活的监督管理功能。管理中有监督，监督中也有管理，监督和管理密不可分。此外，包括党的各类会议、听党课、党员民主评议、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等党内活动均负有监督管理党员的功能。党内生活通过发挥监督管理功能达到维护党的统一、严肃党的纪律、纯洁党的组织、保持党的先进性纯洁性的目的。
三 “党内生活科学化”命题的缘起及其基本含义
“党内生活科学化”是毛泽东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提出的一个重要命题，是党的建设科学化思想的最早阐发。1929年12月，毛泽东在他起草的红四军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的《古田会议决议》中明确提出了“党内生活科学化”命题。该决议突出强调党的思想教育的极端重要性，精辟分析了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一些主要错误思想及其表现、来源和危害，并指出纠正这些错误思想的方法，要求党员同志予以彻底肃清。该决议列举并一一剖析了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单纯军事观点等八种错误思想。关于如何纠正主观主义，该决议提出：“教育党员使党员的思想和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65]毛泽东随后对此进一步作出了较为详尽的阐述。从他的这些阐述中可以看出，“党内的生活都政治化，科学化”的意思就是要教育党员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方法分析阶级力量和政治形势，加强调查研究以克服主观主义，克服党员思想中的主观武断倾向和党内生活中批评庸俗化倾向。可见，毛泽东这里使用“党内生活科学化”的表述实际上已经指出了当时党内生活最紧迫最突出的任务就是克服党员思想中的主观主义、庸俗化等错误倾向，促进党的健康发展，以保证正确制定和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毛泽东将“科学化”与“政治化”结合起来，倡导克服党内批评中庸俗化倾向，就是要求党员必须注重政治大局而不要纠缠于无关紧要的小事和细节，实质是要增强党内生活的原则性、政治性。这说明党内生活的本质属性是政治生活。
毛泽东提出“党内生活科学化”命题至少包含如下三层含义：其一，党内生活科学化必须开展思想教育、思想斗争，清除党员思想中的各种错误思想倾向——诸如主观主义、极端民主化、批评的庸俗化等各种反科学倾向。其二，党内生活科学化要求首先实现党内生活政治化，即党内开展的批评和自我批评等各种活动要注重大的方面，而不要拘泥于琐碎的小节，要有助于党制定和贯彻正确的政治路线，完成政治任务。其三，党内生活科学化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科学方法，加强调查研究，提高党内生活的原则性、政治性、实效性。这些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党内生活科学化”命题的基本含义。
科学的实质是认识和掌握规律，使主观符合客观、理论符合实际。科学化就是努力掌握和自觉运用客观规律，按规律办事。我们知道，对客观规律的认识和把握，既有阶段性的成果，又是一个需要不断深化、永无止境的过程，因而“科学化”既是指某个时期按规律办事的状态，又是指按规律办事的取向。因此，在党的建设科学化的语境下，根据以上有关分析，笔者认为，党内生活科学化就是中国共产党自觉认识党内生活的本质要求和客观规律，促使党内生活按照党的章程进行，体现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在不断推进党内生活制度化、规范化的基础上，有效克服党内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从而不断增强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的状态和取向。从根本上讲，党内生活科学化就是指党内生活体现党的性质和宗旨并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运转的状态和取向[66]。究其实质，就是遵循民主集中制科学处理党内的各种关系。纵观党的建设全部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全党内生活并努力营造健康的、生动活泼的党内生活，即不断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是贯穿党的建设始终的一项基本任务。如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有阶段性成果又是一个持续不断、永无止境的进程一样，党内生活科学化既表明党内生活在某个阶段的优良状态，又表明这是一个持续推进、永无止境的进程；既是状态又是进程，是状态与进程的统一。
四 党内生活、党内生活科学化、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辨析
任何政党都有党内生活，而马克思主义政党尤其注重党内生活，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一个特点和优势，是其保持旺盛的生命力，提高自身的凝聚力、战斗力、创造力的一条成功经验。党内生活科学化则是马克思主义政党[67]应该不懈追求的目标境界，是践行党的宗旨、体现党的性质的一种优良的党内生活状态，是按照民主集中制这一基本准则有效运转的党内生活状态，也是一种需要努力追求的取向。换言之，党内生活科学化是党内生活的优良状态，是共产党人应该追求和努力实现的党内生活境界。党内生活科学化的优良状态不会自然形成，需要共产党人自觉地不断推进。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为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和党内生活的实践中，采取了很多有效的举措，形成了丰富的理论，积累了成功的经验，梳理这些理论，总结这些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它是进一步改进党内生活、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必然要求。
如果说“党内生活”是一种自然状态，“党内生活科学化”是一种应然状态和取向，那么“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则是从自然状态向应然状态转化的过程。“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还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党内生活科学化的自觉追求和主动推进，体现了党内生活的理论、原则、传统、经验的重要价值。
五 党内生活与党的建设的关系
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领导核心，为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需要根据各国实际和时代特征制定各个时期的政治路线。政治路线确定后，要保证政治路线的贯彻执行，就要靠加强党的自身建设，使党内思想教育、党的组织形式、组织制度、党的生活规则能够适应党的政治路线的需要；还要靠正确的工作方式方法，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为贯彻党的政治路线、实现党的政治任务而奋斗[68]。因此，党的建设不仅包括党内生活，还包括党的社会活动、领导活动、执政活动等。也就是说，党的建设内在地包含党内生活。党内生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载体、重要内容，无论是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还是党的制度建设、反腐倡廉建设，都需要通过党内生活来落实和体现。离开党内生活，或者党内生活不健全、不健康，党的建设就必然受到削弱直至失败。
六 党内生活与党内民主的关系
党员是党内生活的主人。党内民主是指全体党员平等地直接或间接决定和处理党内一切事务[69]。2009年9月，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发展党内民主作了专门部署，并明确要求“充分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70]。2010年胡锦涛在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总结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这一要求。2012年党的十八大报告在部署积极发展党内民主时，明确要求“保障党员主体地位”[71]。由此可见，党内民主的一个主要功能就在于维护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地位、发挥党员在党内生活中的主体作用。我们知道，民主集中制是党内生活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民主集中制不仅包含集中，也包含民主。根据同样的道理，党内生活不仅要求党内民主，也要求民主基础上的集中。也就是说，党内民主（或党内民主生活）是党内生活的基本内容，但不能涵盖党内生活的全部。概言之，党内民主是党内生活的基本要求和基本方式，党内生活内在地包含了党内民主。两者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注重的重要方面、重要范畴。
七 党内生活科学化与党内生活民主化的关系
“党内生活民主化”也是毛泽东最早提出来的一个重要命题。他在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指出，党员干部“积极性的发挥，有赖于党内生活的民主化”[72]。根据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的有关论述和理论界研究成果，党内生活民主化不是说党内生活要无限制地极端民主化，而是指在党内生活中要遵循民主集中制原则，既反对家长制、个人专断，又反对极端民主化这种错误倾向，保证党内生活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有效开展。这实际上也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要求。因此，党内生活科学化和党内生活民主化关系密切，党内生活科学化内在地包含党内生活民主化，但党内生活科学化也不只是党内生活民主化。除党内生活民主化之外，还需要在党内生活中厉行法治、遵循正确的方针、采取科学的方法、围绕党的中心任务等要求，才能实现党内生活科学化。众所周知，民主决策是科学决策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民主决策，没有决策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决策科学化。根据同样的道理，没有党内生活民主化就不可能实现党内生活科学化。党内生活民主化是党内生活科学化的前提和基础，党内生活科学化是党内生活民主化的目标和归宿。
八 党内生活科学化与党的建设科学化的关系
根据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的有关表述以及胡锦涛在全会上的讲话中关于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论述[73]，结合党的建设历史和实际，我们认为，党的建设科学化就是要求党的建设遵循党建客观规律，在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过程中以科学理论作指导、以科学制度作保障、以科学组织来落实、用科学方法去推进，使党的建设始终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如前所述，党内生活是党的建设的重要载体，也是其核心领域，党的建设无法离开党内生活。用以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科学理论、制度、组织、方法同样无法脱离党内生活，它们都通过党内生活体现出来，都要以党内生活为载体才能发挥作用。判断党的建设是否体现时代性、把握规律性、富于创造性，也只有通过党内生活才能得到体现和检验。因此，可以说党内生活是党的建设科学化的一个重要体现、重要载体、重要检验尺度。换言之，党内生活状态直接反映了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内生活的科学化水平[74]，共产党的党内生活状态是衡量和判断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没有党内生活科学化就没有党的建设科学化”[75]，党内生活科学化是党的建设科学化中一项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九 党内生活科学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76]的关系
着重从思想上建设党，始终将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是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成功经验。加强和改进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首先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这就要求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党的思想理论建设的一项基本任务，是贯穿党的理论创新的一条主线，是党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理论保持与时俱进的一大法宝。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将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作为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首要任务。党的十八大又向全党提出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和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服务型、创新型执政党的重大任务。因此，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首要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新成果充分体现党的指导思想的与时俱进，同时为抵制和不断克服各种错误思想倾向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对党内生活健康进行发挥着根本指导作用，是推进党内生活科学化的首要武器。
此外，党内生活尤其是党内组织生活（即狭义上的党内生活）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供了重要载体，党内生活科学化极大地促进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我们知道，党内生活的一项基本任务就是认真学习贯彻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学习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议。党内生活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武装全党的基本载体。这些载体既包括每位党员都要定期参加的党的组织生活，又包括已经常态化、制度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和各级党委（党组）中心组学习，还有“党的理论创新每推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77]的党内集中教育实践活动。建立在严格、健全的党内生活基础上的党内生活科学化，成为党内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主渠道、主载体，为在广大人民群众中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起到重要的示范和推动作用。同时，建立在批评和自我批评普遍开展基础上的党内生活科学化，不断清除各种错误思想和不良倾向，消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最终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清除障碍、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