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再理解之障碍

通过以上对东西方研究现状的分析，我们说造成当前学术界争论、研究滞后且零散以及不深入的关键原因，不是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不具有研究的价值，也不是学者们的态度不严肃，而是苏联长期的教条主义的影响太深。众所周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研究要在今天取得质的突破和发展，就必须彻底抛弃苏联的僵化思想。换句话说，当前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前提或者最大障碍是苏联，苏联的历史不仅是我们无法回避的，也是我们无法绕开的。

与西方学者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关注一样，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苏联也从没有忽视过对这一理论的研究。如果说西方研究对该理论更多的是采用了批判的角度，那么苏联则更侧重于褒扬甚至在一定时期内神化。总体而言，苏联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随着苏联领导人的更迭和政治的变动经历了以下几个不同的时期。

1.斯大林的抽象化和神圣化时期

要谈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苏联的研究历史，我们必须从研究斯大林开始。这不仅是因为斯大林是继列宁之后苏联重要的政治领导人，更为重要的是斯大林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重新解释是苏联乃至东方社会主义国家长期以来的理论模型和典范。斯大林的认识既左右了后来整个苏联时期学术界对列宁思想的研究，也开启了对列宁思想进行片面化、机械化解读的先河。在时间界定上，从20世纪20年代末至50年代初的整个斯大林主义体制时代是苏联马克思主义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理解进入一个完全同质性、体系化、成熟型发展的时代。斯大林对帝国主义的认识是同他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分不开的。历史地看，斯大林对资本主义的理解基本经历了两个不同时期：20世纪20年代中期俄共（布）十四大前后的“相对稳定论”时期和20年代末以后从联共（布）十五大到他晚年的“总体危机论”时期。

20世纪20年代中期，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革命高潮向低潮的转向，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得到了恢复与发展，甚至一些国家的生产力逐渐超过战前水平，斯大林公开发表了 “资本主义的稳定”论断。虽然斯大林关于资本主义的“相对稳定论”没有看到资本主义稳定背后的深厚原因和对资本主义长期性估计不足，但是我们必须承认，这一论断却基本上符合战后资本主义发展的现实。但是，遗憾的是，因为1929年资本主义大危机的到来，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包围中的苏联在各个方面发展中的举步维艰，再加上斯大林在个人权力意识方面的强烈欲望，这种论断过早地被“总体危机论”所代替。斯大林在把1929年资本主义的大危机总结为“至今一切世界经济危机中最严重和最深刻的危机”^[30]的基础上指出，资本主义的危机并不仅仅是指政治危机或经济危机，“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31]。后来在完全根据斯大林这一指导思想而出版的第一本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则进一步把 “资本主义总危机”解释为：“世界资本主义的总危机是否仅仅是政治危机或仅仅是经济危机呢？二者都不是。它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总危机，是既包括经济也包括政治的全面危机。同时也就很清楚，这种危机的基础，一方面是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瓦解日益加剧，另一方面是脱离资本主义的国家——苏联、中国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经济实力日益增长。”^[32] “资本主义总危机的根本特点是：世界分为两个体系——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和两个体系之间的斗争，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危机，市场问题的尖锐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企业的经常开工不足和经常的大批失业。”^[33]

在对资本主义的认识发生转变的同时，斯大林也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作出了自己的重新阐释。斯大林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主要由三个基本原理组成。首先是金融资本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内占统治地位的原理。由于帝国主义就是工业国里垄断性的托拉斯和辛迪加、银行和金融寡头拥有莫大的势力，而工人阶级同这种莫大的势力作斗争的手段，如工会、议会等已经远远不够，所以最终帝国主义把工人引向革命，由此得出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革命危机日益尖锐化，“宗主国”内部的无产阶级战线上的爆发因素日益增长的论断。其次，由于“加紧向殖民地和附属国输出资本”；扩大“势力范围和殖民地领土”，直到“占领整个地球”，“资本主义已经成为极少数‘先进’国对地球上大多数居民进行金融奴役和殖民压迫的世界体系”^[34]。由此将地球上的居民分裂成为剥削和压迫广大殖民地的极少数资本主义“先进”国和大多数殖民地和附属国。而压迫和剥削矛盾的冲突和激化则势必最终导致被殖民国家和地区的革命。最后，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势力范围”、殖民地和市场的争夺，又使得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尖锐化，从而，在帝国主义条件下，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欧洲的无产阶级革命与东方的殖民地革命必然联合为一条世界革命战线，来反对世界帝国主义战线。所以，列宁把以上三个原理与结论综合起来为一个总结论“帝国主义是无产阶级社会革命的前夜”^[35]。

此外，斯大林还在垄断资本主义的基本规律和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对列宁所提出但没有详加论述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作了特别的论述。总体来说，20世纪50年代之前，苏联对帝国主义论的理解模式基本上是一般垄断资本主义论，而50年代之后对帝国主义理解的关键词便逐渐变成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斯大林认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总体而言就是垄断资本和作为总资本家的资产阶级国家的结合，但归根结底是资产阶级国家为垄断资本利益服务。“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于国家机构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垄断组织并被用来干预国内经济（特别是由于经济的军事化），以保证垄断组织的最大限度利润和巩固财政资本的独裁。这样，个别的企业、部门和经济职能……就在国内保留生产资料私有制统治的情况下转到国家手中。”^[36]这就是著名的“服务工具论”，对此，斯大林坚持这是列宁的观点。

毫无疑问，斯大林的以上概括无疑在一定程度上发展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但是他总是断言和相信有一个迟迟没有到来但一定会到来的资本主义总危机的爆发，这既缺乏事实和逻辑上的科学性，又不符合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与停滞、前进与矛盾的辩证节奏与格局。同时，他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重新理解，对列宁关于帝国主义 “腐朽性”“寄生性”和“垂死性”淋漓尽致的发挥，以及相信帝国主义内部大战不可避免和帝国主义一定消亡的思想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本质也有着内容上的出入。不幸的是，斯大林的这种片面解读，在意识形态专制的年代里不但没有得到纠正，而且还以教科书（以他的思想为基础所编写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甚至曾一度成为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统一教材）的形式广为宣传，从而造成斯大林意义上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神圣不可侵犯和高度的权威化。

尽管受个人崇拜的影响，苏联学术界几乎完全被控制在斯大林模式的列宁解读中，但是在这种压力下我们还是听到了来自不同意见的声音。曾受到斯大林不点名批评的苏联学者之一的瓦尔加在分析资本主义的基础上就提出了一些不同于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与斯大林的国家资本主义观点不同，瓦尔加认为，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国家不只是垄断资本的代表，还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现代的资产阶级国家总是首先为大垄断组织的利益行事的，而在某些职能上也是为整个资产阶级的利益行事。”^[37]战时存在的国家经济调节对战后国家的经济也会起一定作用，其经济并不完全是无政府状态。应当说，同斯大林相比，瓦尔加对资本主义认识的最深刻和深远之处在于他看到了垄断资本主义国家调节能力的加强。瓦尔加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出现，但战时的调节不仅在时间上具有临时性，而且在内容上也仅限于军队需要的经济部分。而战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在形式上有国家调节经济、国营企业和国家征用等，而且在内容上也已经涉及军事企业之外经济的很多方面。由此，瓦尔加断言，资本主义国家不仅具有调节能力，而且这种能力还在增强。当然，由于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意识形态的不同，瓦尔加在承认垄断资本主义的国家调节的同时，又指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是极为反动的。此外，瓦尔加在分析垄断资本主义的关系时还强调了新技术在生产和集中过程中的应用与发展以及金融垄断资本通过更为复杂和隐蔽的控制资本形式对统治的加强等。

尽管瓦尔加对垄断资本主义提出了一系列有价值的观点和思想，并且这些思想对后来学者的研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但是由于这些不同的呼声相对于主流的意识形态来说太弱小了，几乎不曾被人注意，因此在这一时期占主流地位和起主导作用的仍然是斯大林的观点。

2.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中的新生机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随着斯大林主义的结束，人们对帝国主义的研究也开始出现了离开斯大林而向列宁著作的复归。人们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研究已不再从斯大林模式出发，而是以列宁的理论作为直接的依据并试图对其作出解释。70年代以来，在冲破斯大林观点的束缚后苏联学术界在研究战后垄断资本主义发展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果。在这一时期，就理论研究的繁荣度来讲，苏联学术界举行了一系列学术会议并出版了多部相关著作。1970年1月，为纪念列宁一百周年诞辰，在莫斯科举行了题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与现代革命力量”的讨论会；1977年4月，在莫斯科举行了纪念《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出版60周年的全国学术会；同年5月，在亚美尼亚共和国首府埃里温也召开了纪念该书出版的学术会议。在著作方面，1975年出版了伊诺泽姆采夫等人主编的《现代垄断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德拉吉列夫主编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和1978年出版的鲁缅采夫主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等^[38]。在具体研究方面，人们已不再局限于斯大林的字句论述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方法来分析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这一阶段研究的总体特点之一是研究者开始注意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过分强调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学者们不但认为当前资本主义已发展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而且就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作用及历史地位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学者们一方面强调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在当代的意义，另一方面也承认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列宁当年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一书及其他著作中所表述的帝国主义的基本经济特征，作为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趋势，在现代条件下仍然完全保持它们的意义。同时，经过几十年来世界历史的巨大变迁，这些特征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种种变化。”^[39]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形式的帝国主义是否具有腐朽性、寄生性和灭亡性的特征方面，学者们一方面坚持传统的解释，认为资本主义在腐朽的旧形式上又增加了新的方式，“资本主义腐朽的新形式包括经常性失业、生产设备经常性开工不足、经济军事化等”^[40]。另一方面又过分夸大帝国主义的灭亡性而不现实地提出和鼓吹“发达社会主义”。1967年，勃列日涅夫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正式宣布苏联已经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这一观点的提出不仅作为官方的意识形态的模本限制了学术界的发展，而且严重脱离了苏联现实。

尽管这一阶段人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取得了一些进展，在研究方法上，不再死抠字句，从经典文献的本本出发，开始结合当前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新形势，但是从整体来看，此时的研究并没有走出苏联教条主义的框架。虽然赫鲁晓夫在政治上宣判了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死刑，但在思想上却因循了他的理念。而勃列日涅夫虽然在形式上推翻了赫鲁晓夫的统治，但在社会主义发展问题上照旧是萧规曹随。抽象地、片面化地抬高列宁的理论及其在当代的意义和指导作用的现象依然存在。此外，在对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的认识上，“苏联学术界也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探讨，然而就所收集的材料来看，几次学术会议及各种著述中对此发表的意见不多，比较新鲜的见解更是少见”^[41]。对苏联学界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的狭隘性，姆斯·W.罗伯兹从资本输出的角度给予了辛辣的批评。1977年英国《苏联研究》发表了罗伯兹的《苏联如何对待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一文。罗伯兹在把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理解为资本输出的基础上，对苏联学者关于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进行了否定。罗伯兹认为：“列宁的理论的主要概念是资本输出。”^[42]“使列宁的理论在论述帝国主义的浩瀚文献中独具一格的，是他强调了西方国家同其属地之间的关系的重要性。”^[43]而列宁的后继者们在现实的国际经济关系研究中则发现列宁的学说和现实是相矛盾的，在这种矛盾下，苏联学者纷纷转向了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国内垄断资本主义的研究，而抛弃了这一理论对外方面的资本输出。在罗伯兹看来，出于鼓动反对西方的需要，尽管苏联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研究还保持了词汇和概念上的一致性，但是“帝国主义理论没有给苏联思想家提供能用以解释当前动向的模式”^[44]。“当现实与学说发生冲突时，这种学说也就被解释得徒有虚名了，也就是把列宁的理论中论述国际现象的话都推到后边去了。”^[45]虽然罗伯兹对列宁的帝国主义研究的出发点和理解有一定的片面性，但他的分析中也无不蕴涵着一定的合理性。罗伯兹的研究一方面解释了苏联研究的现状，另一方面也指出了该研究的缺陷。

3.20世纪80年代末及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

20世纪80年代末，戈尔巴乔夫的上台以及 “新思维”改革的推行，大大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从而在学术上也促进了各种思想流派的争鸣。在改革潮流的涌动下，学者们开始认真思考一直为学界所使用的那一整套范畴问题，从而也开始了重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和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问题。这一时期学界不仅打破了以往列宁的理论永远正确和永远是真理的看法，而且在旧理论的基础上出现了新花样。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概念理解上，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和国家关系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B.舍伊尼斯首先质疑“帝国主义”术语同“当代资本主义”的同义性问题。他认为：“‘帝国主义’这一概念固然比较恰当地反映了资本主义从19世纪的自由竞争阶段向现阶段过渡时期的一些特点：进行扩张、从经济上和领土上瓜分世界、发动战争等等。但是，显而易见，资本主义经历了历史性的变化，‘帝国主义’这一用以说明资本主义本质的概念也需根据变化了的资本主义进行修改。此外，舍伊尼斯还认为，这个概念对于科学范畴来说，感情色彩过于浓厚。”^[46]因此，在舍伊尼斯看来，当前文献所使用的所有概念，没有一个能充分体现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在传统帝国主义历史地位的探讨上，学者们也对列宁帝国主义论关于帝国主义的腐朽性和寄生性的论述提出了新的看法。莫斯科大学的P.奇布里科夫认为：“帝国主义是垄断的资本主义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否是腐朽的、寄生的和垂死的资本主义，这个问题则不那么容易回答。”^[47]舍伊尼斯也认为，我们必须放弃当代资本主义是寄生的和垂死的说法，因为说明资本主义寄生性的论据在所有社会制度中都存在。

正如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过头一样，人们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也出现了过头趋势，从而向相反的批判否定方向发展。20世纪90年代苏联社会主义的失败使部分学者认为列宁在《帝国主义论》中所论述过的帝国主义的特征与资本主义的现状相距太远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已经不能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作出任何科学的解释，苏联的解体从另一种意义上而言已经预示了列宁帝国主义论的过时性。由此，我们也必须放弃该理论的研究。经济学博士奥萨德恰娅在分析列宁关于帝国主义三个特征的理论与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差距性的基础上，对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的寄生与腐朽性作了相反的回答：“资本主义在其自身形态内的发展是沿着消除寄生性和腐朽性的道路前进的。”^[48]莫斯科大学经济学系教授B.鲁达科娃甚至否定垄断资本主义是资本主义最后阶段的说法：“从最近的事态看，我们或许需要放弃垄断资本主义是最后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说法，因为垄断资本主义在运动中已显示出新的质变因素（经济机制中调节关系的发展以及国家职能的发展等）。”^[49]在人们对列宁理论批判的浩大声势中，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见解，他们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在今天资本主义的发展中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俄罗斯经济学博士波罗霍夫斯基强调：“资本主义仍然保留了垂死性、寄生性和腐朽性特征。因为在当代资本主义条件下，剥削并没有消失；必须准确、完整地使用‘垂死’这一概念。”^[50]“莫特廖夫也认为，用以说明帝国主义历史特征的一些术语，如资本主义的‘腐朽性’，在现今条件下仍是非常令人信服的。对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和阐述切记不要简单化和庸俗化，而应当利用新的研究成果来揭示全面的情况。”^[51]应当说，自80年代末及社会主义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对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研究基本上持批判否定的态度。这一态度是自苏联建国以来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一个大逆转，即从以前无批判的肯定到彻底的否定一切。

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地意识到苏联解体以后新社会制度的推行并未实现他们理想状态上的对俄罗斯命运的彻底改变，相反在新制度下政治局势更加混乱，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日益萎缩。理想社会生活的破灭和社会现实的无情使人们越来越怀念社会主义，更加怀念列宁。正如一位俄罗斯学者所说：“失去了的东西，才会更加感到它的珍贵，在社会主义成果已经丧失殆尽的今日俄罗斯，才会更加体会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在丢掉了列宁旗帜的环境中，我们才更加怀念列宁。”^[52]在人们普遍追忆列宁的情境下，人们对其理论思想的研究也出现了改观，由一味的批判和不加分析的否定，转向了客观肯定的复归。在今天的俄罗斯人眼中，列宁仍是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理论家。

通过分析苏联及俄罗斯关于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历史，我们看到，虽然关于列宁的研究在高压政治下出现了新生机和新声音，部分理论家对垄断资本主义发展和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真实内容作出了合理的分析和解释。但是总体而言，苏联学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研究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突破，这一研究既没有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同时也缺失了唯物主义辩证法的理性思维。换言之，大多数学者没有走出理解和认识的误区。一方面，他们对资本主义现实的认识仍过于简单，并没有按照列宁所说的我们要在认识与利用资本主义过程中发展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在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理解方面也比较片面。因此，在这种认识框架里既不可能正确认识与理解资本主义，又不可能预测社会主义与人类的前景。

综观东西方理论界对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研究的状况及苏联研究之障碍，我们看到，要真正地理解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真谛，把握这一理论对今天的影响，就必须回溯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具体内容和形成过程的原像。一方面，我们必须从真实的历史出发，从历史和逻辑的语境来探究列宁帝国主义理论的本真面目；另一方面，要打破传统研究的目的论，实现列宁帝国主义论的真实重塑，用文本学的研究方法来正确地解读列宁思想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