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进化”何以取代“天演”？

首先可以想到的是中国和日本在导入进化论时两者存在的巨大差距。只要把相关资料摆放在一起便可一目了然：中国容受进化论时间晚，书籍少；日本则时间早，书籍多。进化论的代表作——达尔文的《物种起源》（The Origin of Species）于1859年出版之后，马上就被译成德、法、意等语言，在欧洲引起巨大反响。此后，“进化论”作为诞生于西方的一大“近代思想”，更进一步助长了“西力东渐”的大趋势。然而，“进化论”进入中国却非常晚。严复的《天演论》在天津《国闻汇编》上连载是1897年，^[12]其单行本“湖北沔阳卢氏慎基斋木刻版”和“天津嗜奇精舍石印版”出版是在1898年，^[13]晚于达尔文《物种起源》近40年。而且，《天演论》并非达尔文原著，而是对进化论“说得并不清楚”^[14]的赫胥黎的两篇论文。严复以后，除了译自日本的进化论书籍之外，可以说，正像刘柏青所指出的那样，中国“《天演论》问世之后，十多年间再没第二本进化论的书”。^[15]

关于日本明治时代进化论的导入，论者意见大抵一致，即整体而言，“与其说是达尔文主义，莫如说斯宾塞主义方面更为显著”。^[16]具体而言，又可落实到两点批评上来，一是作为生物学理论的进化论介绍得晚而且不充分，二是过于偏重斯宾塞主义。就日本思想史而言，这两点或许都是事实，然而，如果放在与中国比较的范围看，那么除了严复在《天演论》里有意强调的“斯宾塞”与日本进化论体现了某种相同的倾向外，在中国近代思想史当中则几乎找不到与日本相类似的进化论导入史。

1877年6月18日，美国生物学者摩尔斯（E.S.Morse，1838～1925）乘船抵达日本，在横滨登陆。他访日的目的是调查腕足类动物，而且计划在此后的三年里每年夏天在日本从事调查。^[17]但自翌日起发生的两件意想不到的事，改变了摩尔斯在日本的计划，也成就了他在日本期间的主要工作。一件事是在6月19日由横滨往东京途中偶然发现“大森贝塚”，另一件事是到东京不久马上被聘为东京大学动物学生理学教授（7月12日就任）。^[18]摩尔斯在东京大学期间做了很多开创性工作，其中最重要的有两项，一项是完成“大森贝塚”的发掘调查报告，另一项是以“连续讲义”^[19]的形式讲授进化论。摩尔斯是公认的向日本系统介绍进化论的第一人，其连续讲义由其听讲弟子石川千代松（1861～1935）根据课堂笔记整理成书，于1883年出版，书名为《动物进化论》（『動物進化論』）。“石川于1891年著《进化新论》（『進化新論』），标志着进化论迈进了被日本学者以消化的方式予以介绍或讨论时代的第一步”。^[20]顺附一句，据中岛长文研究，鲁迅在留学时代写作《人之历史》（1907年）时，以该书为“蓝本”处多达15条。^[21]

然而，在日本，比生物进化论导入更早的其实是社会进化论，具体说就是斯宾塞。一般认为，最早在日本讲授斯宾塞和社会进化论的是欧内斯特·弗朗西斯科·费诺罗萨（Ernest Francisco Fenollosa，1853～1908）。此人后来以研究日本美术著称，但在1878年受聘东京大学时，主要讲授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据说其讲义内容是根据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1卷（1876年）讲授社会进化论，而把他介绍给东京大学的正是讲授达尔文进化论的摩尔斯。“费诺罗萨1878年继摩尔斯在江木学校的进化论讲演之后，连续三次讲演宗教论，这也是来自斯宾塞”。^[22]

也就是说，继摩尔斯在东京大学讲授生物进化论之后，费诺罗萨又接着讲授了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不过，从现在所知情况来看，对斯宾塞的介绍可能还要更早些。1877年12月庆应义塾出版社就已经出版了尾崎行雄“译述”的“英国斯边销”（即斯宾塞）的《权理提纲》（『権理提綱』，2卷），而到了“1888年”，“斯宾塞的日译本”及其相关介绍，已经远远超过松永俊男所指出的“21件”，^[23]而多达31件。^[24]

在明治时代导入进化论的过程中，的确有明显的“斯宾塞倾向”。但如果说在同一时期生物进化论的介绍方面只有“高津专三郎”翻译的3册《人祖论》（1881年），^[25]也不尽然。因为到1888年为止，除《人祖论》外，至少还有前面提到过的《动物进化论》（东生龟治郎出版，1883），山县悌三郎“参酌引用达尔文氏著《人祖论》（The Descent of Man）以及海克尔氏著《创造史》（Schöpfungsgeschichte）”^[26]而著的《男女淘汰论》（普及舍，1887），以及仁田桂次郎节译的《人类成来论纲（一名·人祖论纲）》（『人類成来論綱：一名·人祖論綱』，中近堂，1887）。总之，生物进化论也好，社会进化论也好，在摩尔斯来日本之后的10年内，“进化论”作为近代思想已经名副其实地成为一种“言说”迅速普及开来。仅以“日本国会图书馆近代数字图书馆影印本”检索为例，到1912年为止，“进化论”相关书96件，“达尔文”相关书22件，去掉重复者，两者合计111件；“斯宾塞”相关书80件，如果再把“加藤弘之”（相关书75件，其中著述34件）、“有贺长雄”（相关书97件，其中著述71件）等人加进去，相关书数量更为可观。在这个前提下，说“进化论”在明治时代已经形成相对完整的知识体系也并非言过其实。《天演论》之后10年，正是清国留学生集中留日时期，在日本进化论知识环境下通过日语来接受进化论，或者说通过日语来消化严复的《天演论》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了。汉语当中的“天演”概念系统被日译的进化论概念系统所取代，正是接受进化论的知识环境发生根本转变的结果。

不过有一点需要注意。与“进化论”相关的知识体系和概念的变化，并非孤立现象，而是跟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哲学、宗教等各个领域的变化相互联动的，如果说这些变化具体体现为留学生们大量翻译日文书，那么其直接结果就是清末民初大量日本近代所造词语进入汉语。关于这一点先行研究已很充分，故这里不做具体展开，这里要指出的是，就新词语的输入而言，进化论的翻译和译词导入，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途径。

此外，以“进化”为代表的日语词语系统，取代以“天演”为代表的“严译”词语系统，也是作为进化论接受主体的中国知识分子自主选择的结果。毫无疑问，严译《天演论》在语言上也给当时的读书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有些词语翻译得“又古雅，又音译双关”^[27]。杨荫杭在翻译加藤弘之『強者ノ権利ノ競争』（直译为“强者权利之竞争”）时几乎没怎么用严译概念，但在考虑汉译书名时，便觉得原作书名“太罗嗦”，最终还是以严译之“物竞”为译书取名，叫作“物竞论”。^[28]鲁迅在留学时代的论文里也习惯性地使用过诸如“官品”（《人之历史》《破恶声论》）、“性解”（《摩罗诗力说》）等严译词语。但这些基本是出自言语习惯的个别现象，更多的情况下，留学生们没有选择严译词语，而是使用了日语译词。一方面，诚如鲁迅所说，是由于“严老先生的这类‘字汇’”太古老，“大抵无法复活转来”，^[29]使用起来不方便的缘故；另一方面，从当时使用者的主观意图来看，以“进化”代替“天演”也是追求“进步”的思想意识作用的结果。例如《新世纪》第20期（1907年11月2日）署名“真”（李石曾^[30]）的《进化与革命》一文便对“进化”与“天演”的“不同”进行一番辨析，由现在的眼光看，这番辨析其实并没讲清楚“进化”与“天演”二者的区别，反倒显示出同时使用这两个词所带来的概念混乱。^[31]不过有一点倒是讲得很清楚，那就是强调“进化”与“革命”的并行不悖：“进化者，前进而不止，更化而无穷之谓也。无一事一物不进者，此天演之自然。苟其不进，或进而缓者，于人则谓之病，与事则谓之弊。夫病与弊皆人所欲革之者，革病与弊无他，即所谓革命也。革命即革去阻进化者也，故革命亦即求进化而已。”^[32]这种对“革命”与“进化”关系的理解，恰恰是基于将“进化”看作“进步”这一认识的前提。据松永俊男介绍，“evolution”是斯宾塞主张万物进步的哲学用语，如果只看斯宾塞的意思，那么把“evolution”译成“进化”是恰当的。但正像达尔文使用“transmutation”（演化）或“descent”（由来）所显示的那样，生物演化并非都是“进步”，石川千代松等人当初便把“evolution”翻译成“变迁”。而由于“进化”这个译法，生物“进化”和社会“进步”便轻而易举地发生了连接。^[33]而由上面的《进化与革命》的引文可知，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日本“进化论”接受“进化”这一词语，也恰恰是看重这一词语中所包含的“进步”乃至“革命”的含义。

鲁迅当然也同样接受了日本“进化论”所包含的“进步”乃至“革命”的暗示。那么除此之外，他在这一从“天演”到“进化”的转换过程中，还具体接触和接受了哪些东西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