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语

中国的改革开放脱胎于此前的全能主义体制，且首先发端于全能主义体制下的边缘地带，包括家庭联产承包制、个体工商户、乡镇企业和沿海经济特区等。这种“增量改革”有两个结果。一是改革前期，因为没有触及体制主体（存量）及其相关利益，推进相当顺利且成效显著；一是全能主义体制的核心架构基本得到了延续，体制权力依旧维持着对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控制。这种“增量改革”的逻辑和结果构成了中国中产阶层崛起的社会政治背景。随着中产阶层的发展壮大，以政治体制和政府自身转型为核心内容的中国政治转型便显得日益迫切。因为这种转型乃是中产阶层发挥“社会稳定器”功能的前提，否则，日渐崛起的中国中产阶层便有可能蜕变为社会的“异化器”，甚至是对社会稳定构成严峻挑战的“颠覆器”。

但实事求是地说，中产阶层推动中国政治转型又需要满足两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其一是中产群体规模不断扩大，二是随着中国新兴中产阶层的不断成长，将会产生越来越大的政治变革诉求。但“增量改革”的结果使得这两个前提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一方面，“增量”部分产生了新兴社会阶层，也就是所谓市场化的中产群体，如中小企业主、民营和外资企业的经营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销售人员，自由职业者等，而在另一方面，体制控制的“存量”领域，也产生了大量的中产群体，包括普通公务员和国有企业的中层以上干部，教、科、文、卫等事业单位中的骨干人员等，无疑都可以划入中产这个群体中来。这也就意味着，中国的中产群体严格而言并不存在基本的同一性，而是由于进入路径的不同，沿着体制的边界，被分割成两大群体。而且这两个中产群体在身份意识、政治立场上有着天壤之别。从理论上来讲，“市场进入型”的中产群体，有着较为主动的权利和变革诉求；相反，对规模庞大的国有企业和政府及事业单位中的体制中产而言，依附体制，服从于体制，乃至服务于体制，是其存在并获取利益的根本所在，他们并不具备主动的权利意识和变革诉求。由于在现有体制下不仅具有较为优越的社会地位，同时也获得了较为可观的经济利益，“行政进入型”的中产群体具有较强的保守化倾向，对于改变体制的根本性政治蓝图，更多地持有反对的立场。例如2006年，“亚洲晴雨表”的调查便显示，中国的中产阶层与亚洲其他国家相比，更倾向于支持专家治国，更为重要的是，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关于“发展是硬道理”“安定是发展的大前提”“中国的民主化还为时过早”等主张。[160]

体制中产在当代中国的社会进程中，是保守而非推动力量，放在政治转型的图景中，体制中产的保守乃至反动作用，同样不可低估。需要强调的是，市场中产理论上具有较强的权利意识和变革诉求，但在维稳体制之下，相当多的市场中产其实也存在着亲体制的保守化立场。由于党和政府掌握着核心经济领域和社会关键部门，资源和利益的大盘子在手，同时也就掌握着许多市场化企业的业务命脉，依靠这些领域和部门的市场中产，在长期的业务往来和人际交往之下，也同样被吸纳进了亲体制的场域当中，他们也因此持有亲体制的保守化立场，这并不是什么让人意外的事情。而且除了亲体制的保守化立场之外，市场化中产的发育目前也是问题重重，“亚健康”状态的挑战早已是不争的事实。[161]

莫之许曾有形象的评论：中国的中产群体，首先因为竖切一刀，而分为了市场中产和体制中产两大部分，而市场化中产，又被横切一刀，部分与体制关系紧密、利益上依附体制的市场中产也被吸纳编织进了亲体制场域。因此，不断壮大、具有越来越强烈政治变革诉求的中产群体，根本就不可能出现在以“维稳”为目标的“党国体制”之下的当代中国。有着较为强烈、主动的权利意识和变革诉求的中产，仅仅剩下与体制利益关系较为疏远的群体，如中小企业主、从事大众消费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人员、自由职业者，以及业务上远离体制资源的律师、会计、经理人员等从业者。但是，即使是剩下的这部分中产，也“仅仅存在一个个原子化的‘中产分子’，自治性组织向来是打压的重点对象”。体制也从未放松过对这部分中产的警惕，推出了“两新”（新市场组织、新社会组织）“党建”等若干措施，试图加强对这部分中产的分化和控制。[162]

由此可见，中国中产阶层大致可以分为体制中产、依附体制的市场中产、市场化中产这三个部分，前两个部分都具有较为鲜明的亲体制保守化倾向，且具有更高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市场化中产尽管具有更强烈主动的权利意识和变革诉求，但却在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上相对弱势，且被维稳体制的各种措施如“两新”“党建”等加以分化和控制，同时，又由于无往而不在的专政和维稳力量的打压，这部分中产也始终处在“原子化”的状态中。在这种大背景下，中国中产被称为“政治后卫”也就不足为奇了。不过这一切都建立在经济持续稳定的增长、党和政府对于核心资源有效掌控的基础上，一旦经济增长陷入停滞状态，无论是市场中产还是体制中产，其政治参与的潜力乃至“破坏力”就会释放出来，进而对原有的党国体制形成严重的挑战。也就是说，这时中产阶层尽管其自身还处于尚不成熟的阶段，却很有可能选择激进的民主化作为克服危机和发展经济的手段。因此，中产阶层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中的“矛盾与变量”，其社会政治性格更多地取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尤其是政府的转型与复合型民主的发展，因为后两者将从根本上形塑中产阶层的特质。也就说，中产阶层中总有期待改变的人，也总有保守的人，一切也都还处在动态的变化进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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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arolyn Howe，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Praeger Press，1992，p.173，pp.1-24；Arthur J.Vidch （ed.），The New Middle Classes：Life-Styles，Status Claim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Basingstoke 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5，p.15.

[2]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

[3] 张清华：《我们时代的中产阶级的趣味》，《南方文坛》2006年第2期。

[4] 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2页。

[5]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6]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06、235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04-211页。

[8]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吉林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0。

[9]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0] 后来德国社会学家维尔纳·桑巴特还特意写了一本书《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王明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来讨论美国的小康之家对于社会主义运动的消解。

[11]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2] 加塔诺·莫斯卡：《统治阶级（政治科学原理）》，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15～16、198～210、482～507页。

[13]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448、428页。

[14]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448页。

[15] 盖奥尔格·西美尔：《社会学——关于社会化形式的研究》，林荣远译，华夏出版社，2004，第133、412～458页；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16] 巴林顿·摩尔：《民主与专制的起源》，拓夫译，华夏出版社，1988。

[17] 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Anchor Books，1963），pp.45-58.

[18] Ibid.，p.51.

[19]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5期。

[20] Arthur J.Vidch （ed.），The New Middle Classes：Life-Styles，Status Claim and Political Orientations （Basingstoke and London：Macmillan Press Ltd.，1995），pp.15-16.

[21] 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79页。

[22] 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28、299～324页。

[2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61～75、254页。

[24]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34页。

[25]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300～301页；李强：《社会分层与贫富差别》，鹭江出版社，2000，第13页。

[26] 这些学者特别强调中产阶层对于社会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在学术之外的现实考虑便是试图改变官方意识形态对于中产阶层所持有的怀疑和畏惧心理。

[27] 吉恩·路易斯·罗卡：《政治交叉、社会表征与学术干预：中产阶级在中国的形成》，李春玲主编《比较视野下的中产阶级形成：过程、影响以及社会经济后果》，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63页。实际上，这种政策取向的中产阶层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社会学家对于中产阶层的这些看法在理论界、学术界以及公众舆论领域获得了普遍的认同，而他们取得的最大成功是逐渐改变了政府决策层对于中产阶层问题的态度和政策，政府不再把中产阶层直接看成一种政治上的威胁势力。体现政府态度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2002年11月1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上明确提出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从而把培育壮大“中等收入者群体”确定为政府追求的目标之一，而外界的解读是，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成为政府的政策目标之一。

[28]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29] 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译林出版社，2006，第296页。

[30]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182页。同时亦可参见罗雪飞《当文人操弄权柄的时候——法国的文人政治传统》，《读书》2013年第6期。

[31]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63～264页。

[32] 对亨廷顿观点的梳理，亦可参见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3]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41～315页。

[34]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339～343页。需注意的是，亨廷顿以上分析的立足点是处于现代化过程中国家的中产阶层。对于发达国家的中产阶层，他则认为是维护社会稳定的重要力量。

[35]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64页。

[36]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7] 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75页。

[38]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39] Carolyn Howe，Political Ideology and Class Formation：A Study of the Middle Class （Westport：Praeger Press，1992），pp.25-47；Arthur J.Vidch （ed.），op.cit.，pp.35-46.

[40] 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Anchor Books，1963）.

[41] 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Anchor Books，1963），pp.131-177.

[42] 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Anchor Books，1963），p.135.

[43]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4]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96，第206～209页。

[45] C.莱特·米尔斯：《白领：美国的中产阶级》，周晓虹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第229～281页。对米尔斯有关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观点的剖析亦可参见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6] 李路路：《中间阶层的社会功能：新的问题取向和多维分析框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

[47] 何平立：《现实与神话：东亚中产阶级与政治转型》，《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曹敏：《中产阶级的政治文化转型与政治稳定：韩国的视域》，《广州社会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刘长江：《国家的现代化路径与中产阶级的类型》，《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48] 胡联合、胡鞍钢：《中产阶层：“稳定器”还是相反或其它——西方关于中产阶层社会政治功能的研究综述及其启示》，《政治学研究》2008年第2期。

[49] 张翼：《当代中国中产阶层的政治态度》，《中国社会科学》2008年第2期；张伟：《对“中间阶层”稳定论的审慎》，《理论前沿》2006年第21期。

[50] 巴林顿·摩尔：《专制与民主的社会起源：现代世界形成过程中的地主和农民》，王茁、顾洁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2年。

[51] Seymour Martin Lipset，“Some Social Requisites of Democracy：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olitical Legitimacy，”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53，（1959，pp.69-105；Seymour Martin Lipset，Political Man：The Social Bases of Politics （Garden City：Anchor Books），1963.

[52] 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上海三联书店，1998。

[53] Alexander Gers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A Book of Essay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2）.

[54] Dale L.Johnson，“Class and Social Development：Toward a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Social Science，” Dale L.Johnson ed.，Middle Classes in Dependent Counties （Beverley Hills：Sage，1985），p.15.

[55] 陈捷：《中国中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及其政治行为》，载李成《“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6] 陈捷：《中国中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及其政治行为》，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7] 弗朗西斯·福山：《历史的未来——自由民主制能否在中产阶级的衰落中幸存下来？》，http：//www.guancha.cn/FuLangXiSi-FuShan/2012_01_05_63889.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10月1日）

[58] 陈捷：《中国中产阶级对待民主的态度及其政治行为》，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59] 张铁志：《中产阶级推动民主化：现实还是迷思》，http：//cn.wsj.com/gb/20110127/ZTZ075828.asp？source=MoreInSec。（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9月29日）

[60]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7页。

[61]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6，第287页。

[62] 以上参见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8～9页。

[63] 吉尔伯特和卡尔：《美国的阶级结构》，彭华民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第80页。

[64] 布鲁明：《中产阶级的出现》，转引自李庆余、周桂银等《美国现代化道路》，人民出版社，1994，第174页。

[65] Daniel Bell，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7.

[66] Daniel，Bell，“Technology and Human Civilization”，Speech on Television in Centennial Celebration of Nanjing University，2002，May20.

[67] Daniel，Bell，The Coming of Post Industrial Society （New York：Basic Books，1999），p.13.

[68] 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陈新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93页。

[69] 赖特：《后工业社会中的阶级》，陈新想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第101页。

[70] 周晓虹：《全球化与中产阶级的型塑：理论与现实》，《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4期。

[71]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19页。

[72] 国际劳工组织：《劳工统计年鉴（2001）》，2001。

[73] Ezra F.Vogel，Japan’s New Middle Class，Second Edition （Berkeley，Californi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0），p.4.

[74] 周晓虹：《中产阶级：何以可能与何以可为？》，《江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

[75] 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第6页。

[76] 犬田充：《日本人の階層意識：〈中流〉の読み方とらえ方》，PHP研究所，1982，第53页。

[77] 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刘锦秀、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2010，第38页。

[78] 大前研一：《M型社会：中产阶级消失的危机与商机》，刘锦秀、江裕真译，中信出版社，2010，第39～40页。

[79]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0～21页。

[80] 佐藤俊树：《2000年的社会差别》，转引自三浦展《下流社会：一个新社会阶层的出现》，陆求实、戴铮译，文汇出版社，2007，第4页。

[81] Hsiao，Hisn-Huang Michael（ed.），Discovering of The Middle Classes in East Asia （Taipei，Taiwan：Institute of Ethnology，Academic Sinica，1993），p.3.

[82] 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43页。

[83] 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44页。

[84] 萧新煌主编《变迁中台湾社会的中产阶级》，巨流图书公司，1994，第111页。

[85] 王晓燕：《东亚中产阶级的政治参与及启示》，《学海》2004年第2期。

[86] 王建平：《社会转型中的韩国中产阶级》，《当代亚太》2004年第2期。

[87] 赵利济、金赢亨：《韩国经济腾飞的政策剖析》，华中理工大学出版社，1996，第413页。

[88] Let，D.Potrzeba，In Pursuit of Status：the Making of South Korea’s“New” Urban Middle Class （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and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8），pp.4-5。

[89]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09～210页。

[90] 郭定平：《韩国政治转型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85～86页。

[91] 王建平：《社会变迁中香港中产阶级的形成、发展及其启示》，《广东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92] 周晓虹主编《全球中产阶级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75页。

[93] 吉野雄文：《东南亚中产阶层的形成》，《南洋资料译丛》1999年第1期。

[94] 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第264页。

[95] 孙立平、王汉生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96] 胡建国：《中国城市阶层：北京镜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第63～65页。

[97] 杨继绳：《中国当代社会阶层分析》，江西高校出版社，2011，第15页。

[98] “自由流动的资源”和“自由活动的空间”是孙立平在1993年《探索与争鸣》第1期发表的《“自由流动资源”与“自由活动空间”——论改革过程中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一文中提出的一对分析性的概念。

[99] 孙立平、王汉生等：《改革以来中国社会结构的变迁》，《中国社会科学》1994年第2期。

[100]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载江泽民：《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第169页。

[10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4页。

[102]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简要回顾一下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我们就不难发现中共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对于政府与市场关系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应该坚决实行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1982年中共十二大提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辅助性作用”，1992中共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2012年中共十八大提出，“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到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中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以上表述上的变化是对市场作用认识一次又一次的深化和飞跃，是市场在中国资源配置中作用一步步提升的真实写照。

[103]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3页。

[104] 肖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的三波》，《南方都市报评论周刊》，2009年8月27日。

[105] 参见吴介民《海峡两岸的民主改革和公民社会》，http：//cnpolitics.org/2013/02/wu-jiemin/（最后访问时间：2013年12月16日）。

[106]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7] 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08]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10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2012）》，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l。

[110]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全国年度统计公报（2012）》，http：//www.stats.gov.cn/tjsj/tjgb/ndtjgb/qgndtjgb/201302/t20130221_30027.html。

[111] 卢汉龙：《中文版序：消费革命与消费自主》，载戴慧思、卢汉龙译著《中国城市的消费革命》，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3。

[112]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6页。

[113] 沈晖：《当代中国中间阶层认同研究》，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第135页。

[114] 这与网络和大众传媒上“被中产”的声音形成了有趣的对照。

[115] 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5期。

[116] 张宛丽、李炜、高鸽：《应运而生的“新中间阶层”》，《社会观察》2005年第1期。

[117]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402页。

[118] 潘家华、魏后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报告No.4——聚焦民生》，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课题组负责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陆学艺指出：中国的中产阶层在发展壮大，1999年中产阶层大致占全国人口的15%，2008年是22%至23%，大致每年增加1%。他认为，如果按照目前中国社会中产阶层每年1%的增长速度，20年内中国的中产阶层可达总就业人员的40%。

[119] 这一绝对标准的下限参考了拥有最严格的贫困标准的两个欧洲先进国家葡萄牙和意大利的平均贫困线，即人均日收入9.95美元；而其上限以最富有的先进国家卢森堡的家庭人均收入中位数的两倍为准。霍米哈拉斯采用的这一绝对标准的优点是将最穷的先进国家中的穷人与最富有先进国家的富人均排除在了全球中产阶级之外，而且便于国际比较。参见：霍米哈拉斯、杰弗里格茨《新生的全球中产阶级：由西向东的跨越》，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超越经济转型的新兴中国中产阶级》，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120] 观察者网：《2013年中国汽车产销量双超2000万辆 再创全球最高纪录》，http：//www.guancha.cn/Industry/2014_01_10_198941.s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3月21日）。

[121] 哈继铭：《中产阶级推动“为中国制造”》，http：//cn.wsj.com/gb/20140307/HJM114308.asp。

[122] 中国社会科学院：2013～2014年《旅游绿皮书No.12》新闻发布会，http：//www.scio.gov.cn/xwfbh/gbwxwfbh/fbh/Document/1358824/1358824_1.htm（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3月21日）。

[123] 海外网：《2013年中国人奢侈品消费总额占全球47%》，http：//news.163.com/14/0221/08/9LJI5Q860001121M.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3月21日）。

[124] 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10页。

[12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8页。

[126] 中国战略与管理研究会社会结构转型课题组：《中国社会结构转型的中近期趋势与隐患》，《战略与管理》1998年第5期。

[127] 哈佛大学萨默斯（Larry Summers）研究发现，美国经济最快速增长之时，其国民生活水平约每30年提高一倍。而中国在过去的30年里，生活水平几乎每十年就提高一倍。参见：The Economist，“What’s Gone Wrong with Democracy”，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96796/。

[128] 唯一有些类似的是科举制度下的士绅阶层，但两者只是在稳定和明确上是相通的，科举制下的士绅生产机制要狭窄得多。根据张仲礼的估算，即使在清末全国士绅的规模也才100万人左右。

[12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主要数据公报》（第1号）（2011年4月28日），http：//www.stats.gov.cn/tjgb/rkpcgb/qgrkpcgb/t20110428_402722232.htm.

[130] 清华大学李宏斌的研究显示：中国城市职工的平均教育年限，1988～2009年增加了2.5年，而城市职工受教育时间每增加一年，教育回报率从1988年最初只有2%增加到2009年的8%～10%；而且中国的教育具有高选择性，高等教育较低教育阶段回报率更高，多读一年大学能增加16%的收入，大学毕业生与高中毕业生相比收入高64%。参见：李宏斌《从投资回报率看中国教育》，《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2014年3月4日。

[131] 蔡昉：《高等教育比低教育阶段回报率更高》，《北京日报》，2013年12月2日。

[132] 张景华：《京大学生就业签约率偏低 岗位待遇重要性不如往年》，http：//edu.people.com.cn/n/2013/0503/c1006-21360810.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8月27日）。

[133] 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55页。

[134] 蔡昉：《高等教育比低教育阶段回报率更高》，《北京日报》，2013年12月2日。

[135]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10页。

[136] 李强：《转型时期中国社会分层》，辽宁教育出版社，2004。

[137] 周晓虹主编《中国中产阶层调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2～8页。

[138] 李培林、张翼：《中国中产阶级的规模、认同和社会态度》《社会》，2008年第2期。

[139] 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40] 李路路、李升：《“殊途异类”：当代中国城镇中产阶级的类型化分析》，《社会学研究》2007年第6期。

[141] 张宛丽、李炜、高鸽：《现阶段中国社会新中间阶层的构成特征》，《江苏社会科学》2004年第6期。

[142] 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56～357页。

[143] 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2页。

[144] 陆学艺：《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第271页。

[145] 吴敬琏：《中产阶层不要只顾改善个人生活》，《中国改革》2010年第10期。

[146] Tang，Min.2011.“The Political Behavior of the Chinese Middle Class.”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16 （4）：373-87.

[147] 李成编著《“中产”中国》，许效礼、王祥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第294～318页。

[148] 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57～358页。

[149] 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2003，第636～638页。

[150]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57～358页。

[151] 陆学艺主编《当代中国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0，第369～372页。

[152] 一方面中国社会志愿捐助的总量仍然相对有限，另一方面，各种捐赠的分配高度集中，超过九成为官方和半官方机构所接收。

[153] 张伟：《冲突与变数：中国社会中间阶层政治分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第359～360页。

[154] 此次调查的对象是“个体、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企业主、经营管理人员”，其中“男性占83%，女性占17%；年龄段为25～50周岁”，调查方式为问卷、座谈和走访。

[155] 樊浩等：《中国大众意识形态报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第568～584页。

[156] 唐亮：《当代中国政治——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200～201页。

[157] 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第93～94页。

[158] Suzanne Ogden，Inkling of Democracy in China （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2），pp.141-167.

[159] 卢春龙：《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与行为倾向》，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第167～168页。

[160] 唐亮：《当代中国政治——对中国特色的现代化发展模式的新解读》，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第201～202页。

[161] 何平立、沈瑞英：《“亚健康”：当前中国中产阶层发育问题析论》，《河南社会科学》2010年7月第4期。

[162] 莫之许：《中产推动转型就是个笑话》，http：//hk.on.cc/cn/bkn/cnt/commentary/20140319/bkncn-20140319000723744-0319_05411_001_cn.html（最后访问时间：2014年3月30日）。